【红歌颂党恩】， 高唱国歌跟党走，满腔赤诚谢党恩

紫阳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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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又名《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

1935年，田汉、聂耳先后完成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谱曲；5月24日，《风云儿女》首映，该曲随即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号角，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文革期间，因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该歌不能演唱歌词，正式场合只能演奏曲谱。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修改，版本调整为聂耳作曲，集体填词。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相关决定。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24年9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国歌标准演奏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

创作历程（时代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词曲创作：

1934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

1935年2月，田汉创作出文学剧本《凤凰涅槃图》（另有说法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故事梗概，按照剧本情节设计，他在编写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时，创作了一首激昂奔放的自由体诗，即主题歌《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宣传抗日，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田汉被捕入狱前夕，原先想把歌曲写的稍长的他，只能就此作罢，并将剧本梗概交给剧组。

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后，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此后，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继续完成了因田汉被捕而留下的《风云儿女》分镜头剧本的写作。

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主动要求给田汉写就的主题曲谱曲。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歌曲的曲谱初稿。

1935年4月，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不被国民党逮捕，批准他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

1935年4月15日，聂耳为躲避当局追捕，把《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带到日本修改。1935年4月末，聂耳将歌谱的定稿从东京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

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聂耳得知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主动要求给田汉写就的主题曲谱曲。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歌曲的曲谱初稿。

1935年4月，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不被国民党逮捕，批准他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

1935年4月15日，聂耳为躲避当局追捕，把《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带到日本修改。1935年4月末，聂耳将歌谱的定稿从东京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

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歌词：

现行版本（田汉作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奏唱场合：

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开幕、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幕、闭幕；

（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等；

（三）宪法宣誓仪式；

（四）升国旗仪式；

（五）各级机关举行或者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

（六）国家公祭仪式；

（七）重大外交活动；

（八）重大体育赛事；

（九）其他应当奏唱国歌的场合。

其他使用国歌的场合：

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

外交活动中奏唱国歌的场合和礼仪，由外交部规定。

军队奏唱国歌的场合和礼仪，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不得使用国歌的场合：

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奏唱礼仪：

奏唱国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附件所载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不得采取有损国歌尊严的奏唱形式。

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

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对国歌的宣传，普及国歌奏唱礼仪知识。

歌曲鉴赏：

《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创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此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

歌曲开始是六小节进军号般的前奏。它具有铿锵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其中三连音的妙用，更增强了歌曲的战斗气氛。前奏虽然短小，但却蕴含着整个歌曲情感和旋律发展的基础。歌曲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一进行贯穿全曲，曲末并作多次重复，给人以坚定不移、势不可挡之感。

聂耳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个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起伏跌宕、浑然一体。歌词第一、二句都是带有号召性的。作曲家把这两句旋律按“5—1—3—5”的上行趋势处理，特别是节奏的安排，采用了后半拍起句，更能给人以紧迫感。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四度上行跳进，显得庄严雄伟而又富有推动力。歌词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突出的强调。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重要演出：

1936年 淞沪抗战4周年纪念日

上海数千民众（指挥：刘良模）参加。

1936年6月7日 上海“民众歌咏会”第三届音乐大会 与会全员（指挥：刘良模） 。

1938年 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

华侨合唱（指挥：任光）。

获奖记录：

2019年6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被中宣部评为优秀歌曲100首之首

歌曲评价：

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的解释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对于中国人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最能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国各族人民同唱这一首国歌，将不断激发出爱祖国、爱人民、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而努力奋斗。（中国政府网 评）

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申报》 评）

社会影响：

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

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刘良模指挥青年会成员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

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演唱了该曲。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

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台湾光复初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人学国语外另一项重要学习内容。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举办示威游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台湾当局列为禁歌，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解禁。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该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总共演奏了十余次。

作者用竹笛演绎国歌（习作）

图片资料/致谢网络

视频/自制

音乐/本地《义勇军进行曲》（演唱：中央乐团合唱团）

2025.7.14于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