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加木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8册）

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4册）

《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序言

路遥

我国史学界系统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始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谓"中国近代史"，其概念最初系指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这一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后来史学界将其下限延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也纳入"近代史"范畴之内。"中国近代史"被作为一个重点学科来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兴起。它以民族解放斗争结合社会阶级斗争作为主流，义和团运动即其中重大事件之一。

一九五 O 年为义和团运动五十周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主持编辑了《义和团》资料四册，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最早出版的一种。翦老在该资料集"序言"中说："清算帝国主义血账，是纪念义和团的最好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这就是当时编辑这部资料集之指导思想，对义和团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史学研究领域（也包括义和团研究）陷入了非正常状态。迨至七十年代"四人帮"被粉碎，学术界开始拨乱反正，义和团研究又步入正轨。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外学术交流沟通，义和团研究才开始面向世界。一九八 O 年十月，山东大学等五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学术讨论会"，共一百二十多人出席，其中有美、日、加、澳等国十位学者参加，这是义和团研究第一次具有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机构设在山东大学。隔了十年，至一九九 O 年，山东大学又联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六个单位，再次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共一百三十多人出席，其中有日、美、法、德、匈、波等国二十五位学者。再隔十年，二 OOO 年十一月，又一次由山东大学联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八个单位，仍在济南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代表近一百五十人出席，其中来自日、美、英、法、德、澳、韩、以色列等国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等二十八位学者。通过前后三次义和团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讨论，对义和团研究有重大的推动。在这二十年内，无论中、日或美、欧，都相继有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和资料出现，其成绩毋庸置疑。尽管如此，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具有浓厚神秘性及其现象之复杂性，又由于文献资料之严重阙失，致使义和团研究中有不少重要问题难以突破，甚至停滞不前。其主要难题，有以下几点：

一、以往研究习惯于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的考察，着重于性质的论述，并满足于研究方法上的线性分析。从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者已不满足于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要求扩大视野，进一步从剖析社会结构着手。一九八六年在天津由南开大学等单位举办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国内），就已有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那时还是着重于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探索。从社会结构或经济基础层面去探讨这场运动的成因，是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人类历史是具有社会的历史，有社会存在是人类的特征，而人类社会又是以众多群体及其组织为主干，并以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等各种要素为其有机构成。所以从社会结构入手乃是深入研究义和团的有效方法，它实是采取历史学同社会人类学相结合，而被称为历史社会学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二、利用"矛盾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论，以考察这场运动中所体现出来之义和团、清政府与外来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是可以继续遵循的研究方法。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更多研究者仍习惯于从矛盾各方之对抗、斗争，而不从或少从各方之相互制约的发展过程中去作具体而深入分析，把一场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直线化、单一化了，因而也就很难有什么规律性的探索。即以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而言，民族矛盾当然是最主要的，而它怎样同社会矛盾相交织而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义和团运动同时期，国内曾爆发过几次规模较大的下层群众反抗斗争，它对义和团运动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至今还未见有分量的论著出现。

三、义和团运动的产生从其历史条件看，主要是因德国侵占胶州湾出现民族危机而激发，同时也是反洋教、反教会斗争之延续与发展；而义和团之反教会斗争，又是同长期之民教矛盾密切关联。民教矛盾从西方宗教一方说，起主导作用的是教会及其传教士。义和团爆发于山东、直隶地区，在这些地区传教的天主教组织，有方济各会、圣言会、遣使会、直隶东南耶稣会与江南耶稣会等。这些修会在义和团运动地区原设有众多堂口，均受总铎区或主教代牧区领导。不同修会所采取的传教方针有什么异同？它吸收教民的手段有哪些特征？各修会同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关系如何？这些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尤其当民教矛盾尖锐爆发后，传教士同主教之间、主教同驻华公使、领事之间都有许多公文往来，教会内部更有大量通讯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理过《教案教务档》，从中已不难看到大量民教矛盾都因民事、刑事纠纷而涉及司法权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源问题。在各教会内部对此更有不少档案记录，却至今未有任何披露，这是导致"教案"研究难于推进的主要原因。

四、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围绕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西方之间在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之间的重大差异。但不少研究者多习惯于从中西文化差异、冲突去论述义和团与教会之间的矛盾，而很少从基督教会将上帝信仰移植异境时应怎样同乡土文化、民间习俗相调适以化解矛盾这个视角入手，对此西方教会根本不予考虑。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中国下层民众的运动，应该考虑到这场运动的中国下层民众意识与民间信仰。所谓"民众意识"，是指特定时期在下层民众中间流行的日常各种意识；所谓"民间信仰"，是指其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而刻印于民众心理结构中的信仰与仪式。就教会一方说，无论其在民间传播或使教民皈依，都莫不以精神征服为指引，其遭到乡土文化抵制与民间信仰对抗乃势所必然。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梵蒂冈曾召开了第二届大公会议，制定、发表了许多文献，对以往传教也有过若干反思与检讨。以之联系义和团运动时期，应如何评价教会的对华传教方针及其所形成的民教矛盾，却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以上仅就我们思虑所及，提出几个问题，并非全面。现所汇编的这套中外文献资料，也可以说是应对于上述研究困境而编辑的。

编辑这套资料也是我多年所愿望，记得一九九 O 年十月在济南举行"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同志曾约我商谈，建议由我主持编辑一套大型的《义和团运动资料汇编》。其途径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集中已出版的零散资料，二是搜索在各地的文献。基于当时条件，我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于负起此重担，但我对此事一直萦回脑际。二 OO 二年国家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二 OO 四年编委会抛出基础工程项目，本课题《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大力支持而获得批准，终于实现了我的夙愿。现在这套资料同以往相比较，它涉及面广，有些从海外搜求来，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还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要求，但它会给研究者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拿义和团运动同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相比，它的神秘性与复杂性远超过其他。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社会危机之外又多出了民族危机，世界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地区的征服也已开始转向帝国主义扩张阶段；在中国是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而义和团运动又是中国具有乡土文化、信仰的下层群众所自发的一场反抗斗争运动，其所映现出神秘而诡异的特征乃不可避免。仅从现象上看，义和团运动恰似一面多棱镜，从不同侧面观察，各有其不同特征，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正面的形象和本质的构成，研究者可以从《汇编》中作各自探析。我们除大量摘录当时中文报刊外，还选译了日、英、法、德等不同语种的文献资料。本《汇编》共分五卷八册，其中：中文资料一卷二册，英、日译文各一卷二册，法、德译文各一卷一册，约计五百四十七万字。其来源主要如下：

一、外国的官方文档，如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文件，涉及日本对华政策以及出兵参与联军共同侵华过程的相当详细记录。

二、西方的天主教内部文献，主要有德国圣言会和法国耶稣会对华传教活动与民教矛盾频发的记载。

三、侵略方的国内舆论，选德、法两国国内有关报刊的评述。

四、选自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学者的最早或较早撰述义和团的论著。

以上大部分记述来自与义和团不同的立场，有许多诬蔑义和团为"匪"、"拳匪"、"团匪"等词句，均非我们所认可，为要保持资料之原始性，一概不予改动，它涉及义和团运动诸多方面问题，仍有重要参考价值。限于我们水平，所选译内容与编辑方法当有许多不足之处，尚望研究者、专家批评指正！

二〇一〇年五月

发布于 2025-07-13 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