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大将军兆惠

鳌山人

　　乌雅·兆惠（1708-1764）字和甫，满州正黄旗人。清乾隆时期名将，以平定准噶尔和部叛乱，收复新疆190万领土的功绩历史留名，乾隆时封一等武毅谋勇公，谥号文襄，配享太庙。

　　读《书剑恩仇录》真的很厌大将军兆惠，翻翻《清史稿》又觉兆惠太伟大！

太喜欢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太憎恨那个冷酷无情的清廷大将——兆惠。镇压回部、围剿红花会，兆惠无疑是侠者大敌，义者反派。然而翻开《清史稿》和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兆惠却是乾隆朝平定西域、奠定新疆版图的一代名将。

看着书桌上这三本书，思考兆惠这一形象的巨大反差，我无法想象：文学与历史对同一人物的评价如此不一？

　　金庸笔下的兆惠无疑是一种反派符号:《书剑恩仇录》把兆惠的角色设定服务于小说的“反清复明”主题：

他是镇压回部的“刽子手”，兆惠率军攻打回部，意图剿灭霍青桐、香香公主（喀丝丽）的族人，手段残酷。 小说中的“黑水营之围”被塑造成清军侵略受挫(而历史上这一战恰恰是兆惠以少敌多、坚守待援的经典战例）。

作为清廷在西北的最高军事统帅，兆惠多次派兵围剿陈家洛领导的红花会，是反清势力的主要障碍。 我想作者借这一角色强化“清廷压迫汉人”的叙事，使其成为民族矛盾的象征。

作为文学作品，兆惠在小说中并非复杂人物，而是一个脸谱化的反派，用以衬托红花会的正义性和英雄形象。

　　疏理《清史稿》和蔡东藩《清史演义》，才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兆惠：

1. 平定准噶尔，终结百年边患。乾隆二十年（1755年），兆惠随军征讨准噶尔汗国，最终消灭这一长期威胁清朝西北的政权。 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评价：“兆惠之征准部，实开新疆之先声。”

2. 黑水营之围：绝地反击的传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兆惠率军征讨大小和卓叛军，在叶尔羌（今莎车）被围困于黑水营。 兆惠以数千兵力对抗数万敌军，坚守三个月，最终等来援军反败为胜。《清史稿》称其“勇略绝伦”。

3. 奠定新疆版图。西北战后兆惠参与筹划新疆行政建制，设立伊犁将军，使清朝对西域的统治制度化。 所以乾隆帝赞其“功在社稷”，封一等公，位列“紫光阁功臣”。

容观的说，兆惠是清朝统一新疆的关键人物，其功绩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何以文学与历史反差如此之大呢(这不像《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两种曹操)？细思量无非:

1. 叙事立场的不同。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以“反清”为基调，清廷功臣自然被塑造成反派。 而《清史稿》和蔡东藩的《清史演义》站在官方史观角度，强调兆惠的“开疆拓土”之功。

2. 民族叙事的差异。金庸早期作品受汉民族主义影响，清廷人物多带负面色彩（乾隆更是被描写成虚伪阴险）。 历史上兆惠的对手是准噶尔和大小和卓，而小说将其转化为“镇压汉人及回部”，以增强戏剧冲突。

3. 文学虚构的需要。武侠小说需要明确的善恶对立，兆惠作为清廷代表，自然承担“恶”的符号功能。 但 历史则更注重客观功绩，兆惠的军事才能和边疆贡献无法被简单否定。

　　三本书中兆惠的形象提醒我们这些读书者要明白： (1）文学不等于历史，小说中的角色服务于故事主题，不可直接当作史实。 (2）历史评价应客观，兆惠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国家统一的功臣，但在武侠世界里却被妖魔化，这是艺术创作的必然。

读史明智，但智在兼听:对比《书剑恩仇录》《清史稿》和《清史演义》，才能更全面理解一个人物的多面性。 我们欣赏金庸的武侠世界时，也不妨回归历史，看看那些被文学“扭曲”的人物原本的模样——或许会发现，真实的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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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金庸《书剑恩仇录》

2. 《清史稿·兆惠传》

3. 蔡东藩《清史演义》

4.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