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烟云——峨峨圣庙·曲阜（之一）

谢善骁

大概是久仰“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大名，在未到曲阜前，对曲阜有一种神圣的感觉，仿佛仰望一朵高不可攀的悠悠白云。但同时也会有些许朦胧之感，如同远望一缕若隐若现的袅袅青烟。而最终竟感到虚幻，因为一阵阵历史熏风，给孔子及其诞生地曲阜涂抹了过多虚幻的色彩。
作为孔孟桑梓之邦、邹鲁“圣地”的曲阜，成为历代君臣百姓朝圣和知识分子“洗礼”之地，也就十分自然了。在明代诗人李东阳诗《曲阜纪事》中，就有“天下衣冠仰圣门”之说：
天下衣冠仰圣门，旧邦风俗本来敦。
一方烟火无庵观，三氏弦歌有子孙。
城郭已荒遗址在，书文半灭古碑存。
凭谁更读《东游记》，归向中朝次第论。
　　然而难以想象，能够那样长期地受到历代帝王尊崇的人，竟然是一个古代教书匠。更难以理喻，一个被后世历代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人，竟然是生前没有一棵“树”肯要的一只“鸟”。
　　孔子早已成了学习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而他的家乡曲阜又是阅读孔子的扉页。翻开曲阜的城阙巷陌图册，但见有街皆成“孔”，无“孔”不成城。其实曲阜早就应该改名孔城了，不知为什么，历代那么多殷殷尊孔祭孔之君竟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孔城的城中之城和重中之重当属孔庙。孔庙原为家庙，东汉桓帝元嘉三年(153年)，桓帝刘志亲自下诏修建曲阜孔庙，第一次任命了由国家管理曲阜孔庙的行政长官孔和，孔庙始由家庙升格为“国庙”。此后在中国各省城、府城乃至县城，无不修建了以红墙黄瓦为标志的孔庙，至清末全国已多达1560多所。17世纪以后，建庙之风播及全球各地，孔庙林立于世界许多国家。然而无论哪一地哪一座孔庙，在宏伟壮丽的曲阜孔庙前就未免相形见拙了。
　　位于曲阜城正中的孔庙，也叫至圣庙，是一组具有东方建筑特色的古建筑群，黄瓦红垣，雕梁画栋，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三大古建筑群。庙为通体木质，堪称我国木结构古建筑中的孤例。庙内的碑刻、石雕，比比皆是，有2000多块之多，是国内罕见的大型碑林之一。特别是藏有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七代共50余通石碑的13个御碑亭，更引人注目。

　　孔庙是祭孔圣地，曲阜的祭孔大典年复一年，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在世界祭祀史和人类文化节史上都是仅有绝无的奇迹。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清朝廷升孔子之祭为大祭，把祭孔规格与祭天地、祭太庙、祭社稷等同，对孔子的祭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峰。近百年来，祭孔大典时断时续，沉寂了半世纪之久，至1986年才得以在曲阜重现。近年来，曲阜的祭孔活动不断升温，规模由地方变成全国，并发展到国际，规格也从民办而提升为官办，随着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出现在祭孔行列，活动也升格至国家级。

祭孔大典在孔庙大成殿前的空场举行，与故宫太和殿、岱庙宋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的大成殿，巍峨宏丽，金碧辉煌，是孔庙的主体建筑，也是祭祀孔子的正殿。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赞颂“孔子之谓集大成”，说孔子达到了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殿的建筑艺术美妙绝伦，尤其是前檐十根深浮雕的盘龙柱，每根石柱雕有两条追逐火焰宝珠的云龙，盘龙升腾，飞舞于云焰之间，口叼宝珠，足踏云涛，形象威武，造型逼真。诗人郭沫若写有一首《观大成殿》诗：

石柱盘龙二十株，大成一殿此尤殊。

先知先觉人称圣，老圃老农自服输。

解道乐云岂钟鼓，还明劳教不分途。

天工开物眼前是，梓匠何曾读圣书。

祭孔表演不仅气势恢宏，而且安排有序，高潮迭起。从五洲四海前来观看的人，每每被这庞大的阵势所慑服，在整个祭祀过程中，除了不时爆出的鼓掌声外，全场自始至终鸦雀无声。

别有感叹深思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在祭孔这一沿袭千年的历史仪式中，当一位千百年来曾经长期被崇奉然而也几度被践踏过的孔子，重新而且更加风光地在现代人面前亮相时，我不禁陷入深沉的思考：孔子的儒学思想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通过祭孔复兴传统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诚然无可非议。然而将祭孔活动改编为一年一度耗资不菲的大戏演出，留给人们的也只是浮光掠影、瞬间即逝的魅力，而且兴师动众地遍邀全球嘉宾，并由省市政府主要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率众祭拜，也难免有为当地旅游业叫卖促销以及被GDP绑架之嫌。

　　在历史的天平上，两端秤盘上轻重悬殊的砝码——悠久的华夏文明、精深的思想遗产和沉痛的民族记忆、贫困的现代文化，怎么能得以平衡呢？

　　在现实的计量中，文化与经济究竟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是文化的低俗误导经济，还是市场的功利污染文化？这一鸡生蛋、蛋生鸡的古老难题，至今还令人困惑。

　　只有踏上历史和文明基座的民族，才能使自己跃向新的辉煌。

历代封建帝王对孔子及其学说倍加尊崇，不断给其加封追谥，不仅对孔庙一次次地重修、扩建，还毕恭毕敬地特来曲阜亲自祭孔。自金明昌二年（1191年）在孔庙门前的泮桥后东西各立了一通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碑”后，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行，足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之尊崇。首开皇帝祭孔之先河者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在刚登皇帝宝座时，大臣们对他这个皇帝实在有失“体统”。后来大儒叔孙通从曲阜召来儒家学者，一起制订了一整套的宫廷礼仪，使刘邦找到了天下至尊的感觉。于是他从原本厌恶儒生，一反而成为虔诚地跑到曲阜祭孔的第一个皇帝。
后来各朝各代的大多数皇帝都怀着对孔子特殊而复杂的情感，沿袭了汉高祖的做法。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到泰山行封禅大礼，在返回长安的途中，经曲阜“幸孔子宅致祭”，写了《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对孔子一生中栖遑不遇的困厄，表示了深切同情，又为他今日“坐奠于两楹之间”实现梦想而发出赞叹：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从西汉至清朝，先后有12个皇帝19次来曲阜祭祀孔子。一代代帝王别出心裁地将祭孔规格不断提高，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昭示自己超乎寻常的“虔诚”。1684年，康熙皇帝来曲阜祭祀孔子，一位大清帝国的至尊，在孔子像前行三拜九叩大礼，不知老夫子能否消受得了。他还即兴写下一首《康熙甲子冬至过阙宫》，记叙了在盛大车驾簇拥下，到曲阜孔庙“夫子堂”（即大成堂），恭恭敬敬地祭拜孔子的过程：
　　銮格来东鲁，先登夫子堂。
　　两楹陈俎豆，数仞见宫墙。
　　道统唐虞接，儒风洙泗长。
　　入门抚松柏，瞻拜肃冠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京师之外，竟还有这么一块独享殊荣的“圣”土，连那么多帝王都要专程来此祭拜。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单是他们能一个接一个地屈尊至此，足见曲阜的地位就已非同一般了。

　　百闻不如一见，当我踩着历代帝王的脚印来到曲阜，又找到了新的感觉。眼皮底下真实的曲阜，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古朴而庄重的历史文化名城。听说曲阜总人口为60余万，而其中孔姓人口就占总人口的1/5，约为15万人。全城主体色调是灰，不过也有白色、米色间杂其间。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基本上都以传统的飞檐做屋顶，连小店铺也都头戴飞檐，看上去虽有些不伦不类，却独具地方的民间特色。
曲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北负泰岱，南引凫峄，东连沂蒙群山，西俯泗沂平野。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而且据说三皇五帝8人中，有4人曾经在曲阜建都或留下踪迹：炎帝迁都曲阜；黄帝生于寿丘；少昊自穷桑登帝位，徙都曲阜；舜作什器于寿丘。在中国历史上被皇帝正式追封为圣人的6人中，至圣孔子、复圣颜子、述圣子思，都是曲阜人，另外3位也都与曲阜有一定的联系：元圣周公旦，曾封于鲁，至今曲阜还有祭祀他的庙宇；亚圣孟子出生在曲阜的凫村，后迁居邹县；宗圣曾子既是孔子的学生，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老师，曲阜也是他曾经生活多年的地方。
与黄帝和舜有关的寿丘，在曲阜城东4公里的旧县村东北，是一座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的土丘。宋真宗为纪念轩辕黄帝，曾在寿丘建立景灵宫，并把曲阜县改为仙源县。1991年在这里挖掘出当年的两通巨碑，修成后碑高约18米，重约3百吨。碑额浮雕6条盘龙。
毗邻寿丘的是黄帝之子、上古五帝之首的少昊墓葬处——少昊陵，陵系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过鲁时所建，后又经扩建、重修。现存古建筑17间，明清石碑20块，古树391棵。及至清时，陵墓及其周围变得一片荒凉，衍圣公孔传铎目睹这一景象，在《少昊陵》一诗中，无奈发出了帝力泯灭的慨叹：
古陵皇寝不知年，尚有穹碑耸道边。
荒殿想曾陈俎豆，废炉无复起苍烟。
远村望见遥疑冢，近郭耕人认是田。
帝力到今良已泯，独有遗迹镇山川。

　　周公旦与曲阜之缘源于商（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时，其时曲阜成为商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属国奄的所在地。商朝国君南庚曾迁都于此，到盘庚时才复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大封功臣，“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旦因留在京城辅政，其子伯禽带了大量礼乐典籍，到鲁代父就封。临行前周公谆谆告诫儿子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天下人看来我的地位已经不算低了。但我却‘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这样还怕失掉天下之贤才。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为有了国土而对人傲慢。”周公这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后来还影响到三国时代的曹操，曹操也因此唱出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心声。

鲁国故城建于洙、泗之间，洙水绕城西北两面，泗河流经城南，因“城中有阜，逶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故城旧址位于曲阜市城区的东北部。周公死后，鲁国被特许为以天子礼乐祭祀文王之地，使曲阜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伯禽曾在鲁国中心建太庙，以祭祀周公。鲁国自伯禽就封起，经传33代，至鲁顷公二十三年（公元前249年）为楚所灭，历时800余年，曲阜也成为周王朝各诸候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随着鲁国灭亡，太庙也荒废了，直到宋真宗时，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并在鲁太庙的旧址上重为周公立庙。尽管重修后的周公庙古树庇荫，蔚为壮观，然而世风日下，周公的道德风范却难以寻觅了。明人陶钦皋在太庙前写下《周公庙》一诗，叹道：

周公庙侧黍离离，传是灵光旧地基。

纵使更操延寿赋，萧条钟鼓已多时。

在周公逝世500年后，24岁的青年学者孔丘偶而参观了鲁国太庙，周公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年轻学者，同时也使他陷入沉思。孔丘抚今追昔，深感当年周公的仁爱爱人政策，使西周得以凝聚人心和统一天下，而周室的衰微却正是后代君主为政不仁、暴虐无道所致。此后孔丘经常梦见周公，他立志把周公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匡扶天下为已任，尽管他没能像周公那样位极人臣，实践自己的理想，但却以其述作继承和传播了周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