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慈爱化追忆（上）记我的父亲母亲

东山

　　四季流转，冬去春来。享年98岁的老爸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此前一年，母亲已因新冠不幸离世，父亲这一走，让“回家”这一传统念想，情非所愿画上了句号。

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原本有太多追忆可写，但却迟迟未能下笔，因为发现对父亲的过往了解的太少太少，竟成为特别对不起父亲的一件心事。

也许父亲像许多离休老军人一样，认为自己经历并不传奇，战功亦不显赫，尤其与一路牺牲的许多战友相比已属幸运，所以从不爱显摆。

也许父亲当年从枪林弹雨中穿过，早己看惯了生死，看淡了功名，因此很少跟我们谈及光荣的过去。

也许是我小时候住校，与每天忙于工作、经常出差的父亲很少接触。稍大点，父亲又调到外地工作，父子见面更少。再后来少小离家参军，与父亲一年也见不上几面。十几年过去，我调回天津工作、再结婚成家，逐渐安顿下来，与离休后的父亲见面才多了起来，可那些年一直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和工作，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包括转业后投入全新的环境，每年都在繁忙中度过，很少与父亲作情感上的深入交流。等到退休有时间了，年过九旬的父亲，身体已大不如前，记忆和表达能力都日渐衰退。多次闲谈唠嗑，回忆的只剩下一些历史片断，直到父亲去世，让我终身抱憾。

一年多来，通过休干所，在警备区查阅到父亲档案和他手写的自传，同时参阅了父亲老战友的回忆录，加上从小到大的零散记忆，虽然有些内容并不准确，但总算将父亲的一生拼凑出一个大体印象。

父亲陶克，曾用名陶振新。1926年11月16日出生在江苏沭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母只有几亩薄田，正常年景打下的粮食刚够糊口，遇有旱涝灾害就要饿肚子。父亲小时候一直过的都是半饥半饱的日子，灾荒年景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带刺的野菜扎嘴，每次都忍着痛往下咽。当年父亲锁着眉头向我们说过多次，这个场景至今记忆尤新。

　　苏北虽是贫瘠之地，但当地老百姓笃信“读书改变命运”。尽管日子过得紧巴，但祖父母还是勒紧裤腰带把父亲送到学堂念书，父亲也非常珍惜学习机会。随着家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幸运的读到高小。当时我党淮海区委机关（相当于后来的地委）就设在沭阳，刘少奇、陈毅、粟裕、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留下过战斗足迹。

1943年高小毕业后，父亲抱着抗日救国和为穷人打天下的理念，毅然决然地投身乡青救会的抗日工作，不久又入了党。这里不得不佩服我的爷爷奶奶，在烽火连天、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年代，同意并支持家里唯一的独子打鬼子、闹革命，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觉悟啊。

为了更好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父亲曾两次报考抗日中学，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时学校虽然免交学费，但规定学生自带口粮。因为家里穷，实在拿不出规定的口粮，无奈之下，已经上学的父亲先后两次退学。

直到1944年7月，父亲听说两县合办的灌沭中学拟作为师范类学校正在招生，可免费提供食宿，便再次报考，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圆了夙愿。

　　本来是件喜事，没想应了“祸不单行，福无双至”老话。上学后，本应由区委向学校转交组织关系，恰好区委书记工作调动，这件事儿被遗漏了。战争年代，丢失组织关系的事儿时有发生，一时半会儿也不便证明。不想这一横生的枝节，成了父亲档案中的悬案。直到离休后经多方打听，找到当时的入党介绍人，给组织写出证明材料，才算把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更正过来，了却这桩心事。

　　父亲上学期间，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灌沭中学实际上是根据地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学校。平时边上课边工作。1945年7月，根据组织要求，才上了一年多学的父亲毅然终止学业，成为灌云县委工作队队员，负责组织新区农民的减租减息工作，并再次入党。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不久，父亲又被调到灌云县长兴乡任指导员（相当于现乡党委书记）。虽然父亲只有十九岁，但毫不怵头，把乡里的土改和救灾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全乡没有饿死一个人。

　　1946年，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斗争形势日益严峻。父亲多次组织并带领乡里民工支前。一次去山东支前回来，发现县里己被敌人占领，只能将民工队就地解散。无法公开返乡的父亲便就地隐蔽，顽强开展对敌斗争。

最危险的一次，是区里召集各乡党组织负责人开会。敌人得到密报后凌晨派兵，把村子团团围住。住在村头的区长和父亲非常机警，发现动静不对，拼命向村外冲，密集的子弹从父亲的身边和头上划过，两人借助村东坟地的掩护才得以突围脱险。而未来得及撤退的其它18名区乡干部全部壮烈牺牲。

　　严酷的对敌斗争，让父亲的意志品质和工作能力得到极大增强，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认可。在乡里干了两年多后，父亲的工作多次调整。1947年8月，调到灌云县医院任教导员，12月又被调往淮海区华东速成干部学校任组织干事，当时的学员大多为现任区县级干部，父亲在那边学习边工作，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华野、中野两大劲旅与国民党主力部队，在黄淮平原上展开殊死较量。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部队伤亡很大。上级决定紧急抽调一批地方年轻干部充实到野战军。父亲就是这时调干入伍，分配到华野二纵四师（后改编为21军61师）工作。

华野二纵四师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前身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是被中央军委最终确定的9个红军师之一。我军历次军改后保留下来的13个集团军中，21军赫然在列。

　　父亲原本以为能分到政治部或基层部队带兵。当时部队后勤工作不太受重视，干部大多年龄大，文化低。后勤部领导看到这批调干入伍的干部中有个“秀才”，便向师首长据理力争，硬是把父亲“抢”到后勤部。虽然父亲内心不太情愿，但此时也只能服从组织分配。

虽然投身革命工作已经5年多，也算有点资格。但作为一个21岁的正连职新兵，照片中未经大战淬炼的父亲仍略显青涩。

　　淮海战役中，二纵四师多次担负阻击敌军增援和突围的艰巨任务。先后参加了围歼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的战斗。

父亲刚报到，正赶上部队打响封堵杜聿明集团南逃的战斗。他被抽调到工作组，负责牺牲烈士的鉴别，登记和遗体安葬。70多年后，我第一次听90多岁高龄的父亲回忆当时的情况：20多万敌军拼命突围，仗打得惨烈。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具烈士遗体从战场上运来。限于当时的医疗救治条件，一些生命垂危的重伤员，经师医院检查后认为没有救治希望，也一并送来。

时隔60多年，父亲对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已经牺牲的烈士鉴别登记完，逐排停放在院里。尚未咽气的重伤员临时放在老百姓炕上。前半夜还能听到烈士临终的呻吟和惨叫，后半夜渐渐没了生息。掌灯进屋，一摸身体都凉了。父亲说的很平静，但眼里却泛着泪花。作为在地方工作多年，一到部队就赶上恶战，每天都跟牺牲战友告别，尤其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离开，那种痛心的经历已然刻进父亲一生的记忆里。

　　这是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父亲第一次走进大城市徐州留下的戎装照。此刻身披军大衣、英姿勃发的他，身上散发着年轻军人的威武，眼中充满胜利者的喜悦，也许这也是父亲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淮海战役后，组织任命父亲为师后勤部政治指导员。1949年4月21日，二野、三野百万雄狮发起著名的渡江战役。21军在安徽纵阳地区冲破敌长江防线直取南岸，而后又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由皖南向浙东疾进。千里征程中，父亲担任师收容队队长，赶着几辆大车负责收容沿途掉队的战士。由于战事进展太快，殿后的收容队距大部队已有百里之遥。沿途是成千上万国民党军溃败下来的官兵，父亲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犹如穿行在险境。万幸的是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己完全丧矢战斗意志，父亲一行总算有惊无险如期抵达杭州前线。

图五为父亲生前保存的淮海战役纪念章和渡江战役纪念章。

　　部队进军浙东后，父亲先后参加了解放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大中城市的战役。随着大陆解放，部队又展开对舟山群岛等沿海敌占岛屿的争夺和剿匪任务。因工作需要，父亲又多次变换岗位，先后任师后勤部秘书、参谋，船队教导员等职。

　　这几张应是50年代初部队驻防浙江时留下的照片。图2为父亲着建国初的新式军装与祖父合影。图3合影第二排左二为任职61师后勤部秘书的父亲。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军的战略重点由解放台湾转入抗美援朝。1952年下半年，抗美援朝进入了最后的相持阶段。原驻守浙东，一直做攻打台湾准备的的21军奉命北上，并于1953年初入朝，先后参与了东海岸防御和抗美援朝最后一仗一一金城反击战，迫使联合国军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下了停战协定。

　　通过历次战斗的锤炼，父亲迅速成长为师后勤部独当一面的骨干，还学会了汽车和摩托车驾驶。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他组织全师的车辆运输，及时将弹药、给养和兵员运送到一线阵地，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肯定。

停战不久，父亲就双喜临门。经组织批准，赴朝前就领取结婚证的父亲，在朝鲜新村坑道与相识两年的母亲办了简朴的战地婚礼。不久，又被上级任命为师后勤部油料科科长。

　　朝鲜停战后，21军仍驻守在朝鲜，直到1958年，为最后一批撤离朝鲜的部队。

1955年，父亲因文化程度较高，被组织选送到后勤学院油料系深造。从朝鲜回国的父亲十分珍惜这次入学的机会，四年的本科教育，从政治理论、军事、历史、政治经济学、数学、化学、物理，到军事交通、油料技术等专业，每一门课程都非常用功。1959年毕业时，以门门优秀的成绩，荣获学院全优生称号。1979年，原后勤学院油料系主任出任重组的总后油料部部长，仍清楚地记得父亲这位全优生，点名向北京军区要人，可惜父亲此时却因病未能到总后任职。前些年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父亲当年的笔记，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虽然作业本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仍可感受父亲当年对学习的认真和用功的刻苦。

　　1955年底，父亲入学不久，就赶上全军第一次授衔。虽然己是副团职干部，但属抗战后期参加革命，按照有关条杠，被授予大尉军衔。

图2为父亲与到北京探亲的母亲和一岁多的大哥新朝留影。图3为父亲放寒假回山东济宁市21军留守处时，与大哥的合影。

近日收拾二老遗物，发现父亲当年受衔典礼的请柬（图4、图5）夹在一批老照片中，倍感珍贵与亲切。

　　1959年2月，毕业后的父亲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油料部任助理员。不久母亲怀着妹妹、带着5岁的大哥新朝和三岁的我，从山东济宁随军迁入北京。最早住在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98号，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从部长、政委到科长、助理员住了十几家，期间还短暂住过油料部办公楼后面的草园胡同19号，一家人终于在京团聚。1961年，父亲改授少校军衔，不久被任命为油料科副科长。1967年，全家搬到石景山区高井甲32号新建成的军区后勤部大院，住进了3室1厅的新居。

1959年至1969年虽说社会上运动不断，但我们全家在北京度过的这段时光，却是唯一团聚的十年，也是一家人生活最安稳、最温馨的十年。其间，父母每年都要将沭阳老家的爷爷奶奶，接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那个年代，给我幼小心灵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很忙，经常下部队检查工作，一走好多天。而我和大哥都在海淀区红旗小学住校。先是一周、后改为两周才能回家一趟，经常与父亲见不上面。这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军队干部的特征，永远是部队工作第一，家庭子女只能排在后面。

与众多“大老粗”相比，当年父亲在部队也算是少有的高等学历知识分子了，同时又有地方工作经验，所以多次被抽调到后勤领导机关组织的各类工作组。1964年作为驻村工作队长，参加了山西临汾地区的四清工作，有半年多没回家。文革开始后，又被派到山西运城负责军区后勤部队的“三支两军”。1968年返回机关，在军区后勤部“支左”办公室任职。不久，负责该项工作的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调到河北省军区任职，组织上又指定父亲临时负责全后勤系统的支左工作。

在那个动乱年代，面对极左思潮带来的各种冲击、造反派连续几个昼夜围堵紧逼施加的压力，父亲难得保持着清醒头脑，尽其所能把握好方向，恪守做事的底线，不跟风、不偏激、不支派、不整人，不搞斗争扩大化，保护了不少干部和群众，也得到了后勤部领导的肯定。文革后落实政策纠偏，组织上没有接到父亲当年四清和支左地方的一封告状信、一个遗留问题反咉。

图3为父亲在山西临汾地区驻村时与乡亲们合影。图4是父亲在山西运城支左时与同事的合影。

　　多年的出色工作，让后勤部领导了解并认可了以前一直在业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父亲。1969年春，40岁出头、已任副团职15年的父亲，被破格提拔为军区后勤部第八分部参谋长，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图1是父亲在分部任职时留下的标准照。图3是1971年我入伍不久，一家人在父亲驻地会合时照的全家福。

　　八分部驻地为天津市，是当时军区后勤部成立最晚的一个分部，下辖仓库、医院等20多个团单位，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在分部新班子的领导下，父亲全身心投入分管工作和司令部建设，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当年部队编制冗肿，尤其后勤系统，老干部多。分部司令部副参谋长最多时达到12名，年龄都比父亲大，资历都比父亲老，有多人还是老红军和38式老八路，父亲对他们既尊重、又支持，并注重协调好众多副职之间的关系，收到良好效果。这些“老资格”的副职对父亲人格上敬重，行动上服从、工作中配合，司令部内部形成了宽松和谐、齐心干事的氛围。

多年的操劳奔波，让父亲积劳成疾。那年他率工作组到所属的河北省承德市驻军266医院蹲点，在全院大会讲话时，突发心梗，幸亏在医院，被及时抢救过来。之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带着“心脏病”的帽子坚持工作，期间多次犯病住院，可身体稍好，父亲立马返回工作岗位。在他的领导下，司令部建设搞得有声有色，多项工作后来居上，走在军区后勤系统的前列。一批科长、参谋也迅速成长，许多人先后担任师团职领导。

1979年，父亲因身体原因，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组织将其改任分部顾问，1983年正式退下来，从此父亲开启了40多年的离休生活。

图1为父亲与兄弟分部领导一起参加军区演习。图2为父亲下基层时与分部所属的532油料仓库领导一起合影。

　　父亲虽然离开了工作多年的领导岗位，但心态一直豁达乐观。在尽享晚年天伦之乐的同时，仍处处以一个老军人、老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读书读报、收看新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积极参加休干所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经常配合所党委做好一些老同志的思想工作，得到所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称赞和敬重。

　　2022年底，96岁的父亲不幸罹患新冠，他与病魔顽强抗争了一年多。病重之际，他反复交代，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并提前给我们留下丧事从简的“四不”遗嘱：不要组织上写生平，不要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要通知亲友送花圈花篮，不保留骨灰，可将其撒入大海。展现了一个老军人老党员看淡生死，独留清白的胸怀和境界，在我们子女心中永远留下一个高大伟岸、光照人生的形象。

图6为大哥定居国外的儿子陶一凡、媳妇田青携幼女艾杉专程回国看望病重的爷爷。图7为本人与儿子陶一然在病房陪伴父亲。

　　回顾父亲近百年的人生，是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一生，是兢兢业业工作、正正派派做人、心怀坦荡的一生，也是为子、为夫、为父堪为表率的一生。在我退休后与父亲相处日益增多的日子里，在无数次闲谈中，我慢慢感悟到父亲一生闪烁的可贵品质和做人智慧。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对个人的进退走留看得开、放得下。特别是刚离休时，一些老干部心情失落，有的郁郁寡欢，有的满腹牢骚，甚至大吵大闹。但父亲安之如素，欣然过起平淡如水的离休生活，我想这也许是他得以长寿的生命密码（图3图4为父亲78岁生日时留影）。

父亲曾坦诚回忆说，刚参加革命的时，内心深处还是有点功名念头的，觉得自己年纪轻、有文化，一定要干出名堂，更快的进步。但随着参加革命的时间增长，政治觉悟的提高，父亲人生观念也发生了嬗变。他常说与许多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那些名啊、利啊又算得了啥。无论后来的事业顺利还是曲折，父亲都难得保持着荣辱不惊的平和心态。

这点在父亲早年军区后勤部任职的经历中得到印证。他1954年就是副团职科长，1959年后勤学院毕业后，来自华东部队的他，被分到以华北部队为主的北京军区机关任职。由于没有共同的战斗经历，领导和干部对父亲不了解，亦没有长久的感情基础。虽说父亲当时是部里少有的高学历专业人才，工作也没少干，但在使用上始终有点慢半拍。当年跟他同职级或低一级的同事都得到提拔，而父亲15年一直蹲在副团的位置上横向移动，但他从没有半句怨言，工作劲头一如既往。离休后，原21军的一些老战友看到父亲，都说如果他还留在老部队，恐怕早干到将军了。当年过八旬的父亲，向我闲聊起这段少为人知的经历时，显得风轻云淡。而我却对父亲以往常说那番话有了更多的理解、更深的敬意。

　　父亲作风正派，为人正直，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对此尤为称道。在职时，对下，他工作上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关心关照。对上，他尊重领导、讲大局、守纪律，但原则问题敢坚持，大是大非有底线，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从不感冒，与上级始终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记得我在北京丰台当兵时，一次他来北京开会，得知曾经住在一起、关系不错的一位后勤领导生病住院，便让我陪着一同看望。去时父亲就买了两瓶水果罐头，这是当年看一般病号的标配，我觉得有点寒酸，说怎么也得买两罐麦乳精吧，但父亲不以为然，告诫我说，咱一辈子也不能学请客送礼套近乎的本事儿。父亲正直不苟的品性也或多或少在我们儿女身上得到继承，虽说失去了一些机会，但我们也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文革期间，地方派性也影响到部队。当时后勤一些人也以领导划线。父亲刚调到八分部时，班子内部有的领导私下猜测父亲是后勤某主要领导的人，也有的悄悄议论可能是另一位主要领导的人。两派的人对父亲既观察、又提防。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堂堂正正、掷地有声的说：我谁的人也不是，我是组织上的人。时间一长，班子内部对父亲为人有了了解，这派那派的说法也自然烟消云散了。

　　父亲在单位是一个高标准干事、宽厚待人的好领导，在家里则是一个极为重视儿女教育的严父。从小他对我们讲的最多的是两件事儿，一是要爱学习，有知识才能更好的报效国家和社会。二是要正派做人，自律自强，不靠老子吃饭，别走歪门邪道。我当兵后，父亲工作再忙，每月至少给我写一封信，有时一写就是好几页。除了强调上述2点外，还反复叮嘱我克服干部子弟的“娇、骄”二气，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怕吃苦，与农村战友搞好团结，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等等。当我走上领导岗位，每次回家见面，父亲都提醒我，要搞好班子团结、带好下面队伍，公道办事、谨慎用权，面对社会上部队内滋生的不正之风，一定要站直身子。

与天下父母一样，父亲也希望孩子们个个有出息，但他不利用自己在职时的权力和退下来的影响力，为儿女的职务晋升找关系，打招呼。在我这个唯一从政的孩子身上，就一点尤为明显。我1971年入伍，在连队当了整整7年大头兵，是同年兵中最后一个提干的。到团机关工作后，虽然许多分部领导是父亲的老同事、老部下，自己工作表现也很突出，但副连调正连、正连调副营，副营调正营，始终跟着大拨走，每次都是踩着兵龄兜底线晋升的，父亲没为此动过一次关系、说过一句话。

1989年，我参战回来的第2年，平调到一个基层单位当主官。任职期间，父亲21军的老战友江修惠，已从兰州军区调任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委。江与父亲渊源很深。儿时就是一起的玩伴，考入中学后，又成为同窗，入伍同在61师师部，江在政治部，父亲在后勤部，是货真价实的老乡+老同学+老战友。而江的夫人和我母亲也同为台州老乡，同年一起入伍。江政委每次到天津视察工作，必到家里看望父亲，叙旧情、话家常。一些老部下多次建议父亲找机会为我提职说句话，但他与江政委多次相聚畅聊，愣是没有提这事一个字。我在基层干了4年主官，与领导班子一起努力，使这个基础薄弱，工作落后的仓库面貌焕然一新，连续三年成为分部全面建设先进单位。直到1992年，我才提升为团级政治处主任，而江政委此时已经离休。

　　让我们子女深受教育的，是父亲作为老军人以家许国、深明大义的言行。1979年初，正在重庆县医院实习的大哥，被紧急抽调到驻守云南的11军31师60医院，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该师担负着攻击并歼灭巴南棍、木桑、封土县城之敌的战斗任务。战争打响后，全家人每天都为大哥的安危担心，而父亲却认为这是一名军人报效祖国的机会。无论打电话还是后来写信，他都鼓励大哥在战场上不怕牺牲、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战场救治任务，直到大哥战后平安归来。

图3为六0医院二所参战医务人员战场合影，第3排左4为大哥陶新朝

　　1986年下半年，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北京军区以27军为主，组织部队赴滇轮战。其中八分部确定汽车第43团和以255医院为主组建的野战医疗所，赴云南老山地区参加对越防御作战。当时我在驻天津某部任副营职干事，因工作能力在分部获得上上下下的认可，因此两个参战单位的主官同时向上级点名提出抽调我的建议。负责分部参战筹组工作的参谋长（后任分部部长），曾是父亲直接领导下的参谋和科长。出于对老首长的尊重，提前向正在外地养病的父亲打招呼。当时我正准备申请年底转业，家里也已同意。爱人此时刚从外地调入天津还不到两个月，自己任职单位当时也不属轮战部队，面对参战可能流血牺牲的危险，可以有很多理由推脱，何况负责这项工作的又是父亲培养多年的老部下。但父亲却毫不犹豫的表态，养兵不就是为了打仗嘛，现在祖国有令让孩子上战场，我全力支持。

经过领导协调拍板，将我分配到第三野战医疗所，当时从外单位抽调的还有十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干部子弟和关系户子女，结果这些人临出发前都找各种借口溜号了，只有我留了下来，毅然赴老山轮战一年，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并荣立三等功。据我所知，在当时军区后勤系统数百名师以上干部中，两个儿子都去参战的，唯有父亲一人，这也是他晚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图4为本人拍摄的野战医疗所用直升机向后方转运伤一员的情景。图5为本人1987年6月在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牺牲战友。图6为1988年我从云南前线平安归来后，全家再次团聚。

　　父亲几十年的言传身教、良好家风的长期熏陶，为我们定型了“三观”，三个子女年轻时都加入党组织。各自人生虽未创造惊人业绩，做出杰出贡献，但路都走得稳稳当当、踏踏实实。不仅人性人品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和人际圈获得认可，而且事业上也都有所成就。

大哥新朝，因学习勤奋、业务精湛，40岁出头就晋升正高职称，出任医院肾病科主任20多年。之后同时担任天津市医学界多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退休后又被政府有关部门和多个医疗单位聘请为肾病领域的专家。

本人副团职转业后，从一般公务员干起，用自学和苦干，赢得组织信任，只用十余年就走上厅局级领导岗位。退休不久，又被组织任命为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继续为党的事业奉献余热。

小妹陶炜转业留在北京，分配到企业工作。她从零学起，几年后就成为企业倚重的中层业务骨干，担任重要部门的经理多年，直到超过最高任职年龄一年多才调换岗位。

图1为爷爷奶奶在世时第一张四世同堂照。图3为2016年11月父亲九十大寿时，四川的堂姐陶竹芳和江苏老家大姑家的孩子张超夫妇专程赶来祝贺，并与我们全家人的合影。图4为2018年父母生前最后一张四世同堂照。

　　父亲从1943年入党，到2023年去世，参加革命整整81年。如果说，他的前半生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上。那么他的后半生，则把重心放在教育和引导子女沿着正确的方向成长进步上。而我们也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让红色家风实现世代传承，这也是老父亲晚年最感欣慰和骄傲的地方。

逝者如斯夫，江河万古流。敬爱的父亲，您虽然已经远行，但您的谆谆教诲，是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无形财富。您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儿女的心底。请放心的走吧，您和老妈已长眠，我们儿女将常念！！！🙏🙏🙏

少量历史照片取自网络，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