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管中吹出的文化经典及其变态

Les

——兼论浑源律吕神祠创建时间及宗教功能

作者：李尔山

律吕神祠位于大同市浑源县北七里的神溪村。神祠正殿座北向南，面宽三间，进深二间。依大殿顶架柁梁造作、斗拱型制、殿角斜梁设置等，考为元代的建筑。神殿内塑有水母娘娘夫妇像，四壁彩绘龙王行云布雨图及黎民喜雨耕作图，近70平方米，考为清代作品。

清乾隆癸未刻《浑源州志》上载，“律吕神祠在城北七里神溪孤石上，北魏时建。”清吴辅宏撰修的《大同府志》录有元代东昌教授麻治的《重修律吕神祠碑记》，记中载：“浑源州西北七里许有小邱（丘），其上律吕神祠三间四架。神之源委，庙之权舆，考无图记，不敢附会，长老相传创于元魏，修于李唐。神溪之水出其阳，溪之泉以十数，而趵突为最。”从上述几种史籍资料记载来看，这座神祠真是非常奇特：“律吕”出典多多，如《宋书.南朝梁 . 沈约志第一》 中云：“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定律吕”，这分明是古代音乐的专用名词。然而，当“律吕”二字作为中华古乐名词，早已被历史束之高阁之后，居然还有一座属于她的“神祠”存在于恒山的文化遗产之中。它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曾经标识过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又为什么会带着早已消失于历史文化大幕后的微弱信息来到今天？这些似乎都是待解的“谜”。

面对这一多重“文化层累”后的千古困惑，本文在祥细分析可资律吕神祠研究的几种史料之基础上，骛远追深，尝试从律吕与上古气运之学的关系、律吕与早期道教“音诵”改革的关系、律吕神格因地缘政治文化条件而迁变等方面，来解破“困惑”，以一家之言，求集思广益，抛砖引玉之效。

一、从科学，到数术，再到宗教科仪——推测神祠创建的时间点。



律吕之学其实是我们民族早期学术中的一门最基础的学问，其不仅早于道学、儒学，而且是儒、道的源头之一。《千字文》的第八句，“律吕调阳”四个字，就是对这一门学问的概括性表述。何为“律吕调阳”？班固说：“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汉书·律历志》）”。班固先生的这段话需要解释，他讲的是律吕的形成：黄帝时代的伶伦（同泠纶），用十二根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按长短次序排列起来，伶伦在竹管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葭莩。然后，他把这些管子埋在西北的阴山下，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他用这种方法来观看地下阴阳二气的变化，等候地气的上升。到了冬至这一天，阳气一生，第一根九寸长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了，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间就是“子”，节气就是“冬至”[1]。从班固在汉书中的记述可知，律吕的发现（规律性认知），是古人通过科学实验而获得的。由于这种方法可以定时间，调物候，解阴阳；而那十二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奇数的属阳，称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称六吕。所以叫做"律吕调阳"。班固是我国汉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的记述和解释说明，在我国上古时期，音乐的标定和物候（气运）的观察，使用的是同一个“数模”——律吕。很显然，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经典，而且来之于上古的科学实验。

由此而形成的“律吕之学”，认为音乐来自自然，音律离不开阴阳二气之相异、相和，而把音乐与阴阳气运的规律，以“数术”的方式引入人事和社会，便形成了规矩和制度。这种理论的形成和完善，使“律呂之学”，成为中国“易学”、“乐学”、“人体经络学”、“制历学”、“史学”、“阴阳学”、“谶纬经学”、“道学”等多种传统学术的重要基础理论。律吕学的确立，已不仅仅具有音乐上的意义，而是更着重的体现着华夏文明上律天时、下格水土的基本精神。如《礼记．礼运》曰：“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最后是“天下纷攘，必合于律吕。”太历害了！

另一方面：律吕经由先秦的方士、阴阳家、汉儒中的谶纬家，带入神秘学科。与先秦两汉天命神学、天人感应之学、五行流转五德终始之学、祥瑞灾异预言之学、河图洛书占星望气之学、祁黄之学，以及各种图谶、符箓、斋醮、丹药等神仙术相融合，加速了儒学、道学的神学化。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这种神异学术思想直接孕育了“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异端宗教组织的出现（为道教之前身），甚至酿成“黄巾起义”，导致改朝换代。

由于多种文献指明律吕神祠始建于北魏，所以本文要重点研究的是律吕之学在公元五世纪上半叶，与寇谦之的“新天师道”的关系问题。

对于北魏平城的宗教问题，大同人包括外埠来同的人相对认知度高的是佛教，而对道教则关注不多，以至知之甚少或完全不知。其实在北魏平城时代，道教所掀起的声势，对当时政治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其对后世中国宗教格局造成的影响，一点都不亚于佛教。北魏平城道教，搞得：皇帝信了“道”，国家改了“元”，还直接导致了中国第一次佛教法难，其对道教本身也是一次涅槃式的改革，好生了的！而这一波次的宗教风潮，就是一个道士掀起来的，他的名字叫：寇谦之。

寇谦之（365-448年），名谦，冯翊（今陕西西安）人。北朝时期道教领袖，新天师道（北天师道）的改革者和代表人物。寇谦之少奉正一道（天师道），初修于西岳华山，得道于中岳嵩山。始光元年（424年），献道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倡申道教“佐国抚民”的改革思想，得到太武帝和重臣崔浩的鼎力支持，开创了北方天师道的新道场，被道教尊为“北天师”（《魏书.释老志》载：“世祖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大同人研究寇谦之的也不多，但有，也是探讨他在太武灭佛时的所作所为，再就是讨论他和拓跋焘、崔浩的关系……其实，寇谦之的道教改革，在中国宗教史上评价颇高，被汤一介先生称为“道教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规教仪的思想家”。尤其是他引入“律吕之学”，以“音诵新科”为工具的“道从儒化”，迎合了北魏上升期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使道教最终变“邪教”为“正教”，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为中国宗教史树立了正面典型，其意义亦重要且深远。

北魏始光元年（424年），寇谦之走下嵩山，风尘仆仆北上平城（今大同），献上他的杰作——道书《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在这部道书中寇谦之自称太上老君授其天师正位，要他并教生民，佐国扶民，实行乐章诵诫新法，除去“伪诈经法科”。他的主张是：改革旧道教，废除“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吸取儒家“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为教义。吸融儒、释的礼仪规戒，建立完整的道教斋戒仪式，信守持戒修行，以为教规。并废除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坚决反对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则是他这一行动纲领最鲜明的特色。

寇谦之的道教改革，除了上述“政治纲领”之外，在教团的建设上，高度重视“音诵”问题。何为“音诵”？其实就是在道教的斋仪中引进“律吕”，吸收儒家礼法仪式有音乐伴奏的形式，仿效宫庭祭礼乐章的结构，创制的道教诵读经书有韵乐章等，用乐律来强化“道”的仪式感和规范性，使“新道”成为一种庄严神圣的“圭臬”——在这里“律吕”便成了一个宗教的要害问题。《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一开始就叙述：太上老君告知传经的人，初“受诫（戒）”时要举行隆重仪式：首先是受诫（戒）者庄严肃穆地站在《戒经》之前，向《戒经》行八拜大礼；其他的师友则手捧经书，演唱“八胤乐”[3]。而这个“八胤乐”，大约也是寇谦之从孔子《论语》中所说的有“八佾舞于庭”的“八佾舞乐”（“八佾”为周天子礼乐规制）移植过来的。在演唱了“八胤乐”之后，即由受诫（戒）之人按照“音诵”调式“伏诵经意”。诵毕，再行八拜礼。完成了三个基本程序，就算受诫（戒）了。

寇谦之的这一套道教改革方略，尤其是仿儒的律吕科仪与北魏重臣崔浩的“羲农之治”思想完全合拍，崔浩把他推荐给了拓跋焘，拓跋焘闻新天师道如此忠君佑国，雅肃规矩，接纳它，何乐而不为呢？按照《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太武帝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为寇谦之师徒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朝廷，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待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帛……太延六年（440年），太武帝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应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规制……

我在这里较为详细的叙述寇谦之的“音诵”改革，意思全在于要点破北魏道教与律吕神祠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边是平城东南恒山脚下，始建于北魏的一座称作“律吕”的道教神祠；另一边是一个发生在北魏平城，以“律吕”作为工具深入推进的宗教改革，而且改革在获得皇帝支持后，在平城东南赐建了宏大的设施，皇帝亲临受箓，以为改革之“策源”。人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具有多元吻合的特点：时间：北魏；地点：平城东南；内容及功用：律吕。我认为对应关系如此周严，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最值的高度关注和悉心研究的是《魏书.礼志四》所载，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朝廷正式“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待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帛。”这就是说，在太武帝时代，恒山上确定无疑的存在道教的科仪祭祀机构。请注意，这是一个带有90人编制的“待祀“常设机构，而不是所谓的“北岳大帝”神庙（道教的神仙体系产生和形成于公元五世纪末，标志是大道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七百神仙，此前北岳尚无实名的山神）。根据这条记载，我们有理由认定，律吕神祠就是这个“待祀”机构的山下部分（五岳的祭祀庙坛一般都有山上部分和山下部分）。理由之一，律吕神祠建于恒山脚下，州城北七里的神溪之畔，既在恒山之阴，又扼平城通往天峰岭（恒山主峰）之道，在地理上很符合“待祀”机构的择址要求，不仅方便车驾出入，更可兼做歇驾离宫。理由之二，“麻治碑记”言，“神溪之泉以十数，而趵突为最。”此地风水沛泽，涌泉环一孤山，湖池蒹葭声声，有如凤鸣（后世称为“凤凰山”），意境与律吕鸣凤之声相合，也契于新天师道之“音诵新科”。理由之三，塞北十年九旱，古时常例水旱祭祀，多择水而施，此处泉涌水丰，兼“常例”和“待祀”，一举两得，更为方便适宜。据此，我们可以对律吕神祠的功能进一步作出更为精准的理性推测。过去，我们认为神祠可能是新天师道的一座戒坛，依乐律制定受戒程序，并为新入道者受戒；或者认为它可能是新天师道的一个音诵科仪培训机构，研究制定各种道仪的程序和相关乐章；也有人认为它就是一座单纯的新天师道神庙，因为“律吕”既是新天师道改革的实际目标，又是其精神性象征。但是，仼何揣测都没有《魏书.礼志四》的记载表达的客观准确，确解《魏书》太延元年之记：今天的律吕神祠，它就应该是北魏皇家按道教科仪祭祀北岳的一座“待祀”神庙遗址。所谓“待祀”有两项专责：一是“岁时祈祷水旱”，这是90人的日常工作（也正是律吕神祠后来转型为水神祠的内在原因）；二是“春秋泮涸”时节，专伺皇帝或朝迋派专员（职级在刺史以上）来“祭以牲牢，有玉帛”——即举行祭祀北岳大典。

如果我的上述推测是成立的，那么，这座律吕神祠的建造时间就应该是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即公元435年——这一年是寇谦之到达平城献道的第十一年，是太武帝灭佛的前九年，寇谦之死亡的前十三年——恰在新天师道平城传道最高潮的时间段中。我相信这也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逻辑的力量在起作用！

二、从无神，到有神，再到俗神崇拜——推演神祠职功的演变史。



说明了“律吕”由实验性科学向宗教神学的蜕变以及律吕神祠的始创，再来研究律吕义理性品格向世俗性神格的演变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长达1590年的历史过程。在如此长的时段中研究一个寺庙的文化本质的变迁问题，不啻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好在凭借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叙事还是有轨迹可循的。下面按三个时段的节点性记述试论之：

第一节点：《魏书．释老志》关于寇谦之新天师道建筑记载上的“印痕”。（见如下四条）其一，“始光初，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其二，太延元年（435年）立恒岳、华岳、嵩岳庙，以为“待祀”之所（上文已论及，不赘）。其三，太平真君三年（442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其四，《魏书．高祖纪下》载：“戊戌（太和十五年，491年），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

这四则记载涉及到四座道教建筑，其中两座是建在平城或平城附近。一座是新天师道道场，五层重坛，周围有道舍神厨等附属设施。这是由寇谦之主持的北魏皇室道坛，名“玄都坛”，建在平城东南。太武帝拓跋焘就在这里受箓，此后诸帝因循之：文成帝拓跋濬于兴光元年（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另一座叫“静轮天宫”（具体位置无考）。从功能上看应是“北天师洞府（道教以人间福地，为神仙洞天。道长之居，习称洞府）”。设计时寇谦之就提出，静轮天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足见其高大巍峨。这座天宫自431年始建至448年寇谦之卒，整整建了18年，“功役万计，终年不成”，尽招非议。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非常遗憾地死在未完工的静轮天宫之上。他死后两年，公元450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了静轮天宫。其余两座，就是恒山地区的“悬空寺”和“律吕神祠”了。悬空寺在公共信息中还有关于因寇谦之遗训而建的说法，遗训是八个字：“上延霄客，下绝嚣浮”，我多方查对，不明出处，故未敢采信。《魏书·释老志》中有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诏》，谕将京城（平城）道教崇虚寺迁至桑干之阴，恒山之阳[4]。认定其所记实为悬空寺始建之事由，时为公元491年。若此可信，那也是太和年间的事情了，盖于寇谦之无关。至于律吕神祠，我在上文已证实它的建造时间必在寇谦之天师道改革的高潮之期。

综观这四座北魏平城时代与道教相关的建筑，两座已名实全无，仅在史书中保留了信息；一座有名无实（律吕神祠）；另一座半名半实（悬空寺）；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强烈地昭示了北魏时期天师道的许多真实性状。第一，改革声势浩大。建筑十分宏大，十分精彩，属皇家之作，有盛世之风。可以想见在平城东南和恒山区域当时会有大的同类建筑集群（非本文讨论的问题略去）。第二，从这些建筑看，北天师道当时应是无偶像崇拜的宗教。四座建筑物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属天梯、天宫、天都类型，即是把建筑物建得很高很高，以此实现“道与天通”，“天人沟通”的宗教义理，像静轮天宫、悬空寺就是这种建筑。再一种即是“道”本身的斋醮、祭祀等功能设施，玄都坛、律吕祠属于这一类。我在《魏书·释老志》以及寇谦之本人所著的道书中看到，新天师道仅承认或崇奉两尊神祇：一是太上老君，二是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谱文（还等于是太上老君）。但是太延、太平真君年正是新道炙手可热之时，却无论在平城或在恒山中，都没有给太上老君建设宫观，也未见在上述四处建筑中供奉老君偶像的记载。《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还明确规定，入道者要向《戒经》行八拜大礼，而不拜什么别的偶像。这一点与同时期或稍后佛教（云冈石窟）的那种极其强烈的“偶像意识”，形成极鲜明的对比。是故，这一段时间可以称为道教的“无像期”了。这是北天师道的非常特别之处，也恰恰是我们探讨律吕神祠“神格”问题时必须高度关注的“要点”！现在已经明确，律吕神祠极可能就是北魏朝廷在恒山的一处“待祀”建筑，基本可以肯定，这座建筑内，最初并无偶像，就是一个“音诵”形而上的神祠。这就是律吕神祠最初的“神格”——义理之神而非偶像之神。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对于北魏王朝而言属于那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改革运动。随着拓跋焘、崔浩、寇谦之三个历史人物的告别，特别是文成帝拓跋濬大张旗鼓的恢复佛法，天师道教式微遂成必然。不过，从拓跋濬以及拓跋弘在登极时仍然到玄都坛去受箓，迁都洛阳后依然保留这一制度，说明终于元魏，太延及太平真君年间平城的道教建筑大约还能够得以存留。南北朝大一统于隋唐，隋唐在意识形态上兼收并蓄，特别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宗祖，崇道为先，估计这些道教建筑也能获得“善待”。唐以后燕云十六州先是契丹200年，后是女真100年，辽金两朝都信佛近乎于“佞”，道教失去了生存的政治条件。我相信北魏的道教建筑绝大部分熬不过这漫长的300年。律吕神祠发生失修以至坍塌，当在这个时段之中。

第二节点：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铁骑席卷欧亚大陆。邱处机万里西行之行，赶到讹答剌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蒙古大营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喜欢这个年近七旬的老道，尊他为国师。道教在中国北方终于可以卷土重来了，虽然是“全真道”，但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道”字来。我说，律吕神祠在忽必烈至元年间获得重建，可信！

我特别看重清乾隆版《大同府志》所录元代东昌教授麻治在至元六年（1269年）所撰《重修律吕神祠碑记》这则史料（前已引述）。从这条仅有67字的记载可以看出这位麻治先生是一位非常实诚的学者。他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区区67字中蕴含着大量真实客观的信息：①引方丈语申明神祠始建于北魏（元魏）。②祠的地址在浑源西北七里的小丘山上。③唐代有过重修（与历史大背景相契合）。④本次重修后祠的规模是“三间四架”。⑤律吕神祠之名一直未变。⑥祠中已有律吕之神，但不知神之来历。⑦祠庙由谁所建？怎么继承（权舆）下来？不清楚。[5]⑧祠的南面有神溪，溪泉十数，最大的泉也叫“趵突泉”，但溪泉与祠神在名称上并无关联。麻治的碑记可视为律吕神祠元至元六年（1269年）重建（麻治用词是“重修”，可见当时尚有旧建筑存在）后实际状况的描述。就“神格”问题而言，有两个关键点已经非常明显的突现出来了。一是祠中已从北魏的无像迁变为有像了；二是祠神的神性依然是律吕之神，并未发生向“水神”或者“雨神”的蜕变（因为麻治不可能不懂水神和雨神的来历）。

关于祠神由“无像”迁变为“有像”是需要考据和说明的。上文已经述及，道教初始和佛教初始一样，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无像期”。这一点我们从早期的道书中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寇谦之献给太武帝的道书《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明确规定新入道者要向《戒经》（即《老君音诵戒经》）行八拜大礼，而不是向教主“太上老君”行礼，说明那时尚无老君偶像崇拜。并且，在魏太武帝为北天师道和寇天师建设的那些诸如玄都坛、静轮天宫等，也并无一处是为祭祀老君而设（这在前文已作过分析不赘）。那么，道教是何时进入有像期的呢？一般认为是隋及唐初（也有认为是南朝的梁陈）。动因在于内外两个方面：外部，随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向中原的大面积浸润，佛教的寺院、偶像、经论建设让道教相形而见绌，道教的一些丛林和道场开始跃跃欲试向佛教学习，“洞天”渐次变作“宫观”。内部，道教的神仙体系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产生和形成。公元五世纪末，大道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七百神仙，已经出笼，“三清”渐次登上神坛。这样内外相因，让道教告别了“无像期”。特别是到了唐代，李渊、李世民父子“认祖归宗”，以老子为李氏宗祖，更加抬高了道教身价。贞观朝楼观道士成玄英被尊为国师，与从印度取经归来的佛教玄奘法师平起平坐。“二玄”是当时顶级的思想大师，他们在太宗皇帝的主持下进行辩论和著述，把道教和佛教的义理水平推向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顶峰。在普罗大众中，各种各样的佛教菩萨和道教真人受到尊崇。此时，道教的宫观建没、偶像崇拜也迅速升温。据考，唐武德三年（620年）高祖李渊在汉鹿邑（今河南省鹿邑县）老子家庙的基础上扩建为“太清宫”，规模如京城王宫，作为皇室家庙。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李治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增建“紫极宫”、“太清楼”，改庙名为“玄元庙”。到此时，老子才算正式走上了神坛。

唐时的北岳“恒山道”也是很有些名气的。恒山成了北方道教的中心。茅山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647—735年），把恒山道纳入全国道教的统一格局之中。据《册府元龟·帝王部·尚黄老》（北宋王钦若等编）载：唐开元十五年（727年），玄宗皇帝“敕道士司马承祯于王屋山建阳台观以居之……仍令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旧唐书·司马承祯传》中也记录了这件事，言：道门领领袖司马承祯因“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宗真仙，请别立斋祠。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此条也可反证在北魏太延年间，即公元五世纪上半叶恒山中并无道教之偶像）”。另据《太平广记》载，隋唐间有道士张果常隐于恒山，“有长生秘术，年寿数百。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唐玄宗曾召见张果，令演示仙家变幻之术，不可穷纪。玄宗誉其为“迹先高尚，心入妙冥”（《旧唐书·方伎传》），并赐号“通玄先生”。[6]无须质疑的是：此时恒山脚下的律吕神祠，自然也获得了一个修葺的极好时机。元麻治先生记：律吕神祠“修于李唐”，完全是可信的！我的推论：在这次重修时，律吕神祠中可能加塑了律吕神像。以唐时道教偶像崇拜兴起的背景，以唐道的义理内涵，以恒山高道的修为，诠释“律吕”神格，为之塑身，成为可能！

律吕之神，由无像到有像，迈出了“世俗化”的第一步。可惜的是，又过600余年，到元至元年间再重修此庙时，其间300余年辽金统治留下的国学蛮荒，连麻治这样的文化人也不知“律吕”为何物了。因而道出“神之源委，庙之权舆，考无图记，不敢附会”的困惑和遗憾。

第三节点，明万历印《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明代民间宗教故事集，佚名）中律呂神祠故事及其衍生意义。元朝疆长域阔，域内汗国信仰不同，宗教各别；又疆防虚设，交通无碍；这种伟大，为元及后世明清之季的中国留下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宗教格局。传统的儒学赖耶律楚才的王佐之功，在元廷得到尊从；邱处机的全真道，因成吉思汗的青睐，得恣肆发展；佛教在“凉州会谈”后，藏传一脉随八思巴登堂入室，走进朝廷，走向中原，“借伞挡雨”的汉传各宗也得以保全。与此同时，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也里可温教）再度大步东进；其后，明教、祅教、白莲教，也肆无忌惮……这种诸教横流的滥势，直接打造了中国老百姓的泛神崇拜意识的形成和固化。此时此刻，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行进了千年的律呂神祠的“神格”又到了再次发生嬗变的时候了。

对于笔者，非常应心应手的是，恰在这个节点上，我看到了一条极为珍贵的史料——“明万历版《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让人惊叹的是这本书是那样的图文并茂。其中的“律吕神祠”，除了有一幅精美而清晰的木刻版插图之外，所记故事情节也十分流畅生动：“律吕神祠在大同府浑源州之北五里神溪孤石上，建于元魏，元重修。相传泰初（疑伪托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六月，弘州人有张珪者，晚憩于孤石之上，忽一神人丰姿飘洒清莹绝尘自空而下，顾珪谓曰：律吕，律吕，上天勅汝，此月二十日行硬雨。语毕即腾空而去，珪会其意，归家遍以语邻村人使速收麦，未及收者至日为雨所伤尽空。事闻朝廷，遣使祭焉。”综合文图之意，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个神人。一个是由俗人弘州张珪承托的律吕之神，另一个是给张珪托梦的神人，显然是施雨的雨师或者水神。后者以命令的口吻（勅）告诉前者：“律吕，律吕，这个月的二十日，要下一场硬雨（冰雹）。律吕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赶紧告诉周围的百姓避灾。二神合作完成了一桩善事。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派使臣进行祭祀，祭祀对象当然是一个由两种“神格”融合之后，新的律吕之神——雨神了！依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我相信：恒山的律吕神祠在中国是唯一的。律吕之神是唯一的，而在“搜神”类古籍中将“律吕”和“雨神”两种神格“合二为一”，设立专章记载，恐怕也是唯一的。[7]

《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以绘画刻本行于世，对于它的文史价值学界多不认同。晚清经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说其“或史传不知其人，或有人而无其事，大都供文人之藻翰、挥尘之谈锋，前人附会而言之，后人因缘而述之”。意思是此书之所载，自于市井流传，多属源流无可稽考之事。而且此书不署撰著者名，故多数学者认为是明中期，神怪异闻、小说话本趋热，书商以晋干宝志怪小说《搜神记》为卖点所辑之“俏卖货”。不过，对于我的考据而言，这个故事讲述了律吕与“雨师”故事，实在的关涉到了律吕神祠神格的嬗变问题，仅此也就足够了！——我在上文第二个节点中已经充分论证过了，元代麻治的“碑记”中，律呂神祠经唐代重修已经有了“神”（像），但肯定不是雨神或者水神。因此，“麻治碑”（元至元年六月）可以作为律吕神向雨神或水神“变化”的上限。——《增补搜神记》中，记述了律呂神和雨师（水神）交集的故事，无论其有稽之谈还是无稽之谈，都能说明雨神或者水神已经出现在神祠中了。因而《增补搜神记》问世的明万历元年，可以作为“变化”的下限。因此我断定：律吕神祠中出现的雨神（或水神）神像，必是重塑于元至元六年（1269年）到明万历元年（1573年）之间的一次修葺中。于是赶紧倒回来，再查地方史志，太巧了，也太神了！从1269年到1573年这三百年中，律吕神祠真还有过一次有记载的修葺。清乾隆癸未刻本《浑源州志》在记述元代重修神祠，麻治作碑记之后，顺记一笔云：“明成化年间重葺”。仅这七个字就说明一切了！

明天顺、成化年间山西、河北、陕西连年大旱夹以冰雹、虫蝗、地震之灾，千里塞上饿殍遍野。北方蒙古部族（河套一带）乘灾兴衅，数度溃边，震动朝廷。笃信佛道的朱祁镇、朱见深父子为了禳灾和镇边，勒命兴建和修复了一大批佛道寺观。据我所知，有平遥双林寺（建）、洪洞广胜寺（大修）、朔州崇福寺(大修）、大同华严寺（大修）、阳高云林寺（疑为建）、天镇慈云寺（大修）、浑源的悬空寺（大修）、圆觉寺（大修），都是在明成化年间因灾而重光隆盛的。看来律吕神祠也在这个名单之中，而且因禳灾让律吕之神转变神职，奉勅施雨，恰是题中应有之意。到此，律吕神彻底的世俗化了。[8]

道是“转化”，或许更是“回归”——早在公元435年（北魏太延元年），即明成化大修此祠之一千多年前，北魏新天师道的寇谦之，就已经设定了这座神祠的功能，即有常例“水旱祭祀”之职。可谓：天理使然，不宣而归！

三、从考据，到认知，再到理论升华——归结神祠文化的层累性。

综合上述两条基本线索的考稽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律吕神祠作出如下的结论性描绘：（一）浑源律吕神祠属道教庙宇。始建于北魏，为元及元以后多个史籍记载并相因认可。参考大同北魏时的地缘政治文化条件和道教早期的发展状况，该祠的始建时间当在道教北天师道改革即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具体以《魏书.礼志四》所记：“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朝廷正式“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待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帛。”为始建节点。初建时神祠为北魏朝迋祭祀北岳之“待祀”专设和天师道常例水旱祭祀之设。因天师道改革以“音诵”为律、为戒，故命名为“律吕”神祠，但无神像。（二）律吕神祠现存建筑为元代遗构，有元麻治《重修碑记》传世佐证。所遗大殿顶架柁梁造作、斗栱型制及殿角斜梁尽为元造。从麻治对元代修茸时神祠内部文化要素的描述可知，原魏建所遗无多。析《碑记》，知神祠曾历唐代修葺，且祠中已有神像。《记》中未称新的神名，依祠名仍应为律吕之神。（三 ）清乾隆癸未刻本《浑源州志》记明成化年间神祠又历重修。成化以后，见明万历年间出版《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中出现“大同府浑源州”律吕神祠之雨神（或水神）故事，可认定成化重葺时，祠神已改塑为司雨之神了。迄今水神之祀亦有五百余年。

根据这个结论，我认为浑源县“律吕神祠”，若按照顾颉刚先生的概括方式，它是一处非常特别的“层累性文化遗产”（参照顾颉刚《古史辨》“层累造成说”）。这一案例兼具“海内孤例”的独特性和传统文化演变的普遍性。 神祠呈现了典型的“文化层”结构：即由科学实验（上古）——数术体系（先秦）——宗教仪式（北魏）——神学信仰（唐、元）——世俗崇拜（明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滚雪球”式的叠加逻辑。其特殊价值在于：此案完整保存了从科学理性到宗教神秘再到民俗实用的完整转化链条，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政治权力和社会习俗双重力量对知识体系的持续重构，使之成为“知识神圣化”过程的活态标本。

总而言之，律吕神祠虽然不大，但是它的文化价值却是巨大的。

【注1】：用“黄钟”的声音来定曲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

【注2】：《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共20卷，寇谦之称是太上老君亲授于他，故亦称《老君音诵戒经》，残卷见《道藏》洞神部戒律类。

【注3】：所谓“胤”，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子孙相乘续也”，而《尔雅》则用“继”字予以概括。就音乐演唱角度来说，“胤”可以理解为一遍完了再续一遍，“八胤”就是连续演唱八遍）。

【注4】：《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太和十五年（491）秋天，孝文帝拓跋宏下了一道诏书，要把原建在平城中的天师道“道坛”迁到北岳恒山中去。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招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注5】：权舆，见于《诗经》，意为“继承”。

【注6】：《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言纪实小说的总集，作为神仙故事，难于采信。但张果作为唐代道士，确有其人。因长寿传闻被民间神化，《明皇杂录》记载其多次诈死避召。‌‌

【注7】：《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刊刻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是现存最早的富春堂刊本，也是历史最久的金陵派小说版画。金陵版画盛于明代，由以唐富春创办的富春堂最负盛名。此书收儒、释、道三教诸神版画约159余幅，线条流畅，刊刻精美。这是搞美术的人都知道的。正因为其刋刻精美，在明代此书就有盗版，如《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六卷》题中加了“六卷”，署名“晋干宝撰”等。（不论）。为了慎重起见，我特选了中国古籍出版社的本子（网上鉴定格式如图）

【注8】：从天顺成化年间晋冀北部的庙建、神塑、壁绘看，当时这一带有一支或数支高手云集的队伍在做这一功德。他们秉持皇命，做工精益求精，而且义理水平很高，多数作品合乎典籍仪轨。律吕神祠改神职不改祠名，必是谙熟“律吕”初衷深意之人所为，先有麻治之困顿，后有万历木刻之曲解，为成化之变者，实为高手！可惜明塑已毁，现存清以后像不足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