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师者如流：论三人行中的 文明传承之道 影像/文编：劲松 二零二五年 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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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八个字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上回响。孔子在《论语·述而》中的这句名言，表面上讲的是学习态度，深层里却蕴含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或许正得益于这种“人人可为师”的谦逊姿态与开放胸襟。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正是这种流动的师生关系，构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传承机制，使其在历史的风烟中屹立不倒。

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单向传递。相反，中国古人深谙“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孔子向老子问礼，又向师襄学琴；韩愈在《师说》中直言“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朱熹与陆九渊学术观点相左却互相尊重。这种师生关系的流动性打破了权威的垄断，使知识如活水般在各阶层、各行业间自由流动。北宋思想家张载年少时曾向范仲淹请教兵法，后来却成为理学大家；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为编写《本草纲目》，“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向农夫、渔夫、樵夫请教草木特性。正是这种“能者为师”的实践智慧，使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完善，避免了僵化与停滞。

“三人行必有我师”更是一种文明对话的智慧。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相遇时，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包容性与学习能力。佛教自印度传入，经过消化吸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带回了葡萄和苜蓆，更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新篇章；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也吸纳异域文化。这种开放态度使中华文明能够不断从外部汲取养分，实现文明的更新与升华。唐代长安城中的各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宋元时期泉州港的万国商船，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与科学家，都成为中华文明对话的对象。正如苏轼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文明视角的交叉，恰恰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全景图卷。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与对话并存，“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更显珍贵。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在于“能抱持一中心而不断吸收外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高铁技术融合德国、日本等国之长而后来居上；航天事业在独立自主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的对话产生新的医疗理念。这些实践无不体现着“三人行”的学习智慧。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文明能够独善其身，唯有相互学习才能共同进步。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的这种学习能力，或许正是应对当今世界复杂挑战的文化资源。

回望历史长河，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正因为始终保持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与智慧。从甲骨文的占卜者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工，从《齐民要术》记载的农人到《天工开物》描绘的工匠，无数无名的“师者”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基石。这种文明传承的民主性、开放性，使中华文化既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连续性，又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造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这种向一切人学习、向一切文明学习的传统智慧，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