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印上的镛声·原创小说

默斋主人

金印上的镛声·默斋主人原创小说

1931年的春寒还没褪尽，上海高桥镇的工地上已蒸腾着热气。谢秉衡指挥着工匠们给祠堂的飞檐鎏金，青灰色的瓦当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杜月笙站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指尖捻着那枚磨得发亮的翡翠戒指——这祠堂是他扎在上海滩的根，可根下的泥土，总让他夜里惊醒时觉得发虚。

“先生，章士钊那边回话了。”徐福生的声音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沙哑，他刚从法租界跑回来，藏青色的短褂上沾着雨渍，“章总长说，章太炎先生……怕是请不动。”

杜月笙“嗯”了一声，没回头。他早料到这结果。那位“章疯子”是连光绪帝都敢骂“载湉小丑”的人物，黄侃、鲁迅这些文魁都得执弟子礼，怎会为一个帮会头子的祠堂动笔？可他偏要争这口气。黄金荣的公馆里挂着吴昌硕的画，张啸林的书房摆着郑孝胥的字，他杜月笙要的不止这些——他要让那些捏着毛笔骂他“暴发户”的先生们，认他这杜家门庭。

徐福生搓着手，想起监狱里的光景。十七年前，他还是个为几文钱打架的混小子，在英租界的牢房里，见着那个戴镣铐还在默写《说文解字》的中年人。章太炎教他认“囚”字的甲骨文，说“人在口中，困而不折方为囚”，那时的月光从铁窗漏进来，照得先生的眼镜片发亮。可如今他揣着厚礼去苏州，先生只泡了杯粗茶，说“祠堂文章，非吾所任”，客气得像隔着层冰。

转机来得蹊跷。初夏时，苏州寄来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信封上印着“章炳麟”三个字，墨迹洇了边角。杜月笙拆开，见里面写着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桩房产纠纷，说的是“舍侄章鸿春”与某洋行买办争地，官司拖了三月，竟被巡捕房锁了门。信末写着“或可托公一询”，笔锋怯生生的，不像那位敢在《苏报》上骂清廷的章疯子。

“去查。”杜月笙把信拍在桌上，声音沉得像敲铜锣，“查那个章鸿春，查那个买办，查清楚这官司里的弯弯绕。”

三日后，徐福生带回消息：哪有什么章鸿春，是章太炎一个远房亲戚的表亲，沾了点“章”字就敢惹事，那买办背后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在法租界向来横。杜月笙没多说，只让巡捕房的熟人“按规矩办”，又让人给那亲戚送了两箱洋布，说是“杜先生赔的礼”。事了的那天，他揣着张两千银圆的票子，坐火车去了苏州。

章太炎的宅子在锦帆路，墙皮斑驳，院里堆着半人高的书箱。先生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正蹲在廊下翻晒书稿，见他来，推了推眼镜：“杜先生倒是稀客。”

“特来谢先生信中提点。”杜月笙没提官司，只递过那票子，“这点钱，权当给先生添几本书。”

章太炎的手指在票子上顿了顿，指尖的墨迹蹭在白纸上，像个没写完的字。他没接，也没拒，转身进了屋，泡了新茶。那天他们聊了些什么，后来没人说得清，只知杜月笙告辞时，茶杯底下压着那张票子，先生送他到门口，望着他的汽车扬起的尘土，忽然说了句：“杜先生这名字，‘月生’二字，太俗了。”

杜月笙心里一动，忙躬身：“愿闻先生赐教。”

“《周礼·太司乐》里说，‘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章太炎从书堆里抽出本泛黄的经书，指着注解，“镛是大钟，笙是雅乐，不如改名‘镛’，号‘月笙’，既有钟鸣鼎食之象，又有丝竹雅韵，如何？”

他站在夕阳里，长衫被风吹得猎猎响，倒像当年在《苏报》馆挥斥方遒的模样。杜月笙望着那“镛”字，笔画厚重，像座稳稳当当的山，忽然觉得胸口那块总发闷的地方，敞亮了。

没过多久，杜月笙收到个锦盒，里面是方一寸见方的金印，刻着“杜镛”二字，边款是章太炎的小字。他把金印挂在绸带上，贴身戴着，签字时必盖这印，连给租界工部局的呈文都不例外。有人见他对着镜子摸那金印，说：“先生，这印比黄金还沉。”他笑了，没说话——他知道，这印里沉着的，是《周礼》里的雅乐，是从帝尧传下来的血脉，是那些穿长衫的先生们再也没法轻贱的底气。

章太炎为杜家修的家谱送来时，用的是蓝布封皮，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杜之先出帝尧”，把海宁杜氏与春秋时的杜伯、宋朝的杜衍都串在了一起。杜月笙请人抄了几十份，分送亲友，连祠堂的碑刻上都拓了这段谱系。有回黄侃来上海，见了那碑，气得骂“斯文扫地”，章太炎却在《华国月刊》上写了篇短文，说“礼失求诸野，杜君重然诺，有古侠风，胜某些伪儒多矣”。

秋深时，杜氏家祠落成大典，章太炎的撰文刻在最显眼的碑上。杜月笙站在碑前，听着戏班唱《龙凤呈祥》，胸口的金印贴着皮肉发烫。远处，有人指指点点说“章疯子也为黑帮动笔”，他却想起苏州那院的书稿，想起先生说“镛者，大钟也，不鸣则已，鸣则惊人”。

风吹过祠堂的铃铛，叮当作响，倒真像《周礼》里说的雅乐。杜月笙摸了摸胸口的金印，觉得这声儿，比上海滩所有的堂会都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