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支持党中央反对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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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的核心是“重形式轻实质、重表面轻实效”，这种现象在明朝的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均有体现，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作者:耿俊华】

一、科举制度中的“八股取士”：以格式束缚思想

明朝科举在朱元璋时期逐步定型为“八股取士”，规定考生作文必须严格遵循“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固定格式，且内容必须围绕四书五经，观点需符合程朱理学的注解，不得自由发挥。

这种制度下，考生的精力多耗费在钻研格式、雕琢字句上，而非对经义的深刻理解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许多士子为求中举，死记硬背范文、模仿套路，甚至出现“只知八股格式，不识经世济民”的现象。表面上是选拔人才，实则沦为“以形式定优劣”的工具，严重束缚了思想活力，成为典型的形式主义体现。

二、官场礼仪与文牍主义：繁文缛节替代实际治理

明朝官僚体系等级森严，礼仪制度极为繁琐，且被过度强调。《大明会典》详细规定了不同品级官员的服饰、称谓、跪拜礼仪（如下级见上级需“三跪九叩”）、公文格式（如奏疏的抬头、避讳、用词）等，稍有差池便可能被弹劾“失仪”。

这种对形式的极致追求，常导致官员将精力放在“守规矩”而非“办实事”上。例如：地方官为应付上级巡查，会提前粉饰街道、编造政绩文书（“册报皆虚”），用完美的“纸面数据”掩盖实际治理的漏洞；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常以“礼节周全”为首要，而非讨论政务实效，甚至出现“因礼仪细节失当被弹劾，却对民生疾苦视而不见”的荒诞现象。

三、监察制度的“舍本逐末”：以“细枝末节”替代实质监督

明朝设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等监察机构，理论上承担弹劾百官、督查政务的职能。但到中后期，监察权逐渐沦为党争工具或“形式化监督”的载体。

监察官员往往回避重大政务失误（如财政亏空、军备废弛），转而紧盯官员的“礼仪过失”（如服饰颜色、奏疏用词、宴会规格）或“私德细故”（如是否按时祭祖）。例如：明末言官常因“内阁首辅未按惯例向皇帝行叩拜礼”“某官员在丧期饮酒”等小事大做文章，却对土地兼并、流民四起等核心问题失语。这种“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失职”的监督，本质是形式主义对监察功能的异化。

四、祭祀与礼制的“过度仪式化”：以排场替代核心意义

明朝将“礼治”视为治国根本，祭祀（天地、祖先、社稷等）和礼制仪式被提升到极高地位，且流程、排场被无限细化。

例如，皇帝祭天需提前数日斋戒，仪式中需严格遵循“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等数十个步骤，参与人员的服饰、站位、动作甚至呼吸节奏都有明确规定，稍有差池便被视为“对天不敬”。这种仪式的核心本应是“敬畏天地、体恤民生”，但到后期，往往沦为“比拼排场、耗费民力”的表演——为筹备一次大祭，常动用数万民夫修缮祭坛、制备礼器，耗费国库白银数十万两，却对祭祀背后“劝农桑、安百姓”的实质意义漠不关心，形成“重仪式轻民生”的形式主义。

五、军事训练的“走过场”：以流程替代实战能力

明朝前期的卫所制度曾保障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到中后期，军事训练逐渐形式化。

卫所士兵的日常训练多为“列阵、喊口号、操演固定阵型”等表面流程，将领只关注“队列是否整齐、旗帜是否鲜明”，而忽略实战所需的体能、兵器熟练度、战术应变等核心能力。甚至出现“为应付上级巡查，临时雇佣平民充数，训练时只走样子，巡查结束后便解散”的现象。这种“以流程完整替代战斗力”的训练，直接导致明朝中后期军队“望风而溃”，成为其军事衰败的重要原因。

这些现象的本质，是明朝中后期制度僵化、利益固化下，“维持表面秩序”逐渐取代了“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加剧了社会矛盾，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隐性推手。

【本来有对应现代的，但是始终通不过审核，大家只能自己领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