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万言书”全文，极珍贵

岁月如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相继在江西庐山召开，这一历史事件被铭记为“庐山会议”。

在此次会议中，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遭遇了罕见的严厉政治指责，此后便被明确定性为“右倾分子”。自那时起，一股“左倾”的思潮如潮水般在全国范围内涌动，历经七年的积累与发展，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爆发的高潮。

原本，这不过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例会，然而，中途却骤然转变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批判之会。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固然带有偶然，实则亦蕴藏着某种必然。

偶然性的触发，源自于一份出乎意料的“万言书”，其作者为彭德怀，成文于1959年7月14日深夜，正值庐山会议启动后的第12日。

必然性在于，本次事件的持续升温，不仅源于那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更与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

单说“万言书”

1959年7月12日的午后，彭德怀亲自步行至“美庐”别墅，意图与毛泽东亲自面谈，表达个人的见解与观点，以期引起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并促使他公开发表意见，尽快加以纠正。然而，当他抵达别墅门口时，却被负责警卫的参谋拦下，告知毛泽东当时正在安睡。

彭德怀心头涌起对战争岁月中与毛泽东那份亲密无间的回忆，那时无论急事还是要事，他都能随时推门而入，毛泽东即便在休息，他也会轻轻掀开被子，将他从睡梦中唤醒，以便进行面谈。然而，他深知时至今日，这样的情景已无法重现，只得无奈地转过身去，带着几分遗憾离去。

面谈未能达成共识，彭德怀心急如焚，担心会议即将闭幕，恐错失良机，遂决定以书信形式直言己见。于13日午时，他手持草拟的提纲，口述内容，由参谋王承光负责记录与整理。

截至14日午后，彭德怀已对信稿进行了两次修订，并指示参谋誊写完毕后亲自签名，并嘱托其火速将信件递交毛泽东的秘书。待参谋复命信件已送达，彭德怀连声说道：“好，好，送到了就好”，顿时如释重负，心中那块巨石终于落地。

本信函分为甲、乙两大部分，篇幅总计数千言。（须指出的是，所谓“万言书”实则是指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所撰写的长达八万字的信件，其中详述了他所遭受的不公正批判之苦，并恳请党组织对其历史进行全面审查。因此，彭德怀所撰写的上万言书，才是人们口中的“万言书”之正解。）

毛接获信函，细读完毕后，悄然将其置于书桌之上，直至两天后，他突然作出决定，公开让众人传阅此信，此举令彭德怀感到意料之外。他更是未曾料到，这封信竟会掀起惊涛骇浪，为自己招致一场巨大的灾难！

1959年8月16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等关键文件。

全党展开大规模、高强度行动。反右倾斗争，彭德怀因此遭受空前罕见的政治打压。

主席：

此次庐山会议意义重大。我在西北小组中屡次发声，对于小组会议尚未充分阐述的观点，特地以信件形式呈上，供您参考。然而，我如同张飞一般，固然有勇猛之气，却缺乏细腻之处。

因此，其参考价值尚需您自行评估。如有不妥之处，敬请不吝指正。

甲、1958年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其辉煌无疑是毋庸置疑的。依据国家计委核实后的多项指标显示，1958年相较于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实现了48.4%的增长，其中工业增长高达66.1%，农副业增长25%（粮棉产量增长30%亦属定论），国家财政收入增长43.5%。

增长速度前所未有。

打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传统框架，尤其是针对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的现状，大跃进运动基本上验证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将会长期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望1958年的基本建设，我们发现某些项目显得过于急切且数量过多，这导致了资金分散，同时也延缓了一些本应如期完成的重点项目，这一现象无疑暴露了我们的一个不足。

根本原因在于经验的不足，对此认识较晚，体会不深。故而，在1959年，非但未曾适当减缓步伐，进行有效控制，反而持续推行大跃进政策，致使不平衡的状况未能得到及时校正，进而增添了额外的暂时困境。

这些建设虽然暂时看来是必要的，但它们无疑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未来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这些投入将逐步显现出成效。

目前，仍存在若干关键短板和不足之处，导致生产无法形成完整体系。部分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对于必要的物资缺乏充分的储备，一旦出现失调或新的不平衡，便难以迅速调整，这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所在。

因此，在部署下一财年（即1960年）的计划时，尤需立足于实事求是与稳健可靠的原则，进行周密的思考与评估。

面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部分基本建设项目难以按期完成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下定决心，暂时中止其中一些项目的建设。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有所舍弃，方能有所收获。若不如此，严重的失衡状况将得以延续，某些领域的被动局面也将难以扭转，进而影响未来四年追赶和超越英国的跃进步伐。

尽管国家计委已有规划，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决策仍面临重重困难。

1958年，农村公社化的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民将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而且也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尽管在所有制问题上曾一度出现混乱，具体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无疑都是严重的问题。

然而，随着武昌、郑州、上海等一连串会议的召开，混乱局面已基本得到矫正，紊乱状况亦随之消散，我们正逐步回归到按劳分配的正规路径。

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国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这一成就的迅速实现并非小事，实乃国家发展的重大突破。

全民炼钢铁中，多办小。土高炉当然，浪费了物力、财力以及人力，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损失。

然而，我们已对全国地质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初步普查，并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在这一运动中，广大干部也得到了锻炼与提升。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补贴高达二十余亿，但在这项工作中，得失亦并存。

仅凭上述数点，成就无疑是卓越的。然而，其中也蕴含着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对这些教训进行认真的分析，无疑是必要的且颇具益处。

乙、关于如何归纳总结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在本次会议中，与会同志纷纷就去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此次讨论将极大地促进我党工作的开展，将某些领域的被动局面转化为主动，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知，及时矫正长期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并正确理解“积极平衡”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1958年大跃进期间所显现的一些不足与错误，部分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我党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领导历次革命运动所证明的那样，在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中，总是伴随着某些不足之处，这构成了问题的两面性。

当前，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遭遇的显著矛盾，源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广泛紧张。从其本质来看，这种状况的蔓延已对工农关系、城市各阶层关系以及农民各阶层关系产生了影响，故而亦具有政治属性。它关乎我们未来如何动员广大民众持续推进跃进，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曾遭遇过诸多不足与失误，其成因亦是多源。客观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尚缺乏深入了解，经验尚显不足，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对于社会主义按计划、比例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尚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尚未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在处理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尚未达到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时的那种从容自如。

编 辑：岁月如歌

图文来源：百年知史

制作时间：2025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