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八路军交通站旧址

云端上

贵阳民生路总是熙熙攘攘集聚生活烟火和美食，路中段一条不起眼窄窄小巷内是贵阳民生路92号是抗日战争时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一个小院子两进式木制结构灰瓦的老式民居，它是抗战后方的红色堡垒是战略的咽喉。

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贵阳设立的一面公开旗帜。

这里，也是众多中共领导干部、国际友人和进步青年的“中转站”。

这里,更是宣传党中央抗日政策、贯彻党中央抗日工作方针的“红色堡垒”。

抗日战争大后方枢纽上的红色堡垒

前言

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贵阳设立的一面公开旗帜。

这里，是宣传党中央抗日政策、贯彻党中央抗日工作方针的重要堡垒。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采取公开和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方式，团结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联系秘密党组织、党员和统战对象，转运了大量军需物资，转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并有力地支持了贵州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历史是民族的年轮，记忆着人民大众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无数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披荆斩棘，锐意进取，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在新征程上，我们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就一定能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设立

鉴于贵阳所处的重要位置，1938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常委叶剑英从湖南去重庆途经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并定名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由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负责筹建。图为抗战初期，周恩来与叶剑英在桂林。

袁超俊到他曾就读过的贵阳达德学校请求暂借使用

部分校舍作为交通站办公地点，得到原校长黄齐生先生和时任校长曾俊侯的支持许可。经南方局批准，1939年1月3日，初设于贵阳达德学校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挂牌成立。袁超俊被任命为贵阳交通站站长。图为抗战时期的达德学校。

现在中华路上的达德学校旧址。

抗战时期，贵阳成了大后方，人潮涌动，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达到了40多万。1941年，贵阳设市，从小镇变成城市，市政建设也有了发展。图为贵阳旧城。

由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组成的运输大通道，支撑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于1938年开始修建的滇缅公路，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通过必经之路贵阳。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图为滇缅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的车队。

蜿蜒上千里

1935年6月，川黔公路全线通车，这条公路从重庆出发，在綦江的雷神店和川湘公路交汇后，继续南下，经崇溪河进入贵州境内，过桐梓，越娄山关，经遵义、息烽、贵阳、安顺、晴隆，在滇黔交界的胜境关进入云南连接滇缅公路，直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图为当年抗战时期中国生命线川黔公路的起点--位于重庆南岸海棠溪码头的“零公里”。

中国生命线

运输大通道，支撑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1938年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图为滇缅公路贵州24道拐。

“二·四”轰炸

西南是抗战的大后方，贵阳是陪都重庆的屏障，虽然远离战场，仍然遭到日机多次轰炸。1939年2月4日上午，18架日本飞机从广西方向飞来，没有受到阻击，在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上空俯冲下来，投下120枚炸弹，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十字、中华路、中山路、正新街等精华之区烧毁殆尽，死伤1200多人，成为贵阳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劫难，史称“二·四”轰炸。

1938年，袁超俊(中)同战友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

1937年10月，袁超俊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后排右起:叶剑英、袁超俊、齐光、博古、李克农。

袁超俊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国统区，两次被投入国民党苏州监狱。图为1935年袁超俊(中)出狱后在上海。

少年时代袁超俊（前排右一）

图为1936年袁超俊与家人合影。左起:小妹严金萱、母亲张氏、严金操(即袁超俊)、父亲严伯寅、大姐严慕苏。

袁超俊(1912-1999)，原名严金操，贵州桐梓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湘乡八路军临时办事处负责人、衡阳等地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秘书长等职。194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后，被派往香港转入秘密工作，组建华润公司并开展贸易工作，先后任华润公司党支部书记、华润公司副经理、华润公司(含招商局、三联书店)党总支书记，同时承担电台机要工作直至解放。建国后历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后改名为国家旅游总局)总经理等职。1999年6月6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

1939年交通站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物资及档案材料，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图为转运档案物资的车队。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后，仅在1939年夏季，就先后向重庆、延安转运了150车从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弹药、汽油、机油、道奇卡车、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军需战略物资。图为马来亚森美兰华侨捐赠的救护车正开往八路军驻地途中。

回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袁超俊

1938年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部撤离汉口到长沙,因11月长沙大火，又由长沙正到衡阳、桂林。12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乘飞机去重庆。他在离开桂林前研究决定,要在贵阳成立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定名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指定我负责(因为我在贵阳有一些老关系,当时也可以说是一些统战关系),并要我先去筹备和试探一下国民党贵州当局对我们在那里设一个办事机构持什么态度。大约在12月23 日或24日我就同陈远绍、李泽纯两个副官带一名警卫员离桂林去贵阳。到了贵阳,找到了达德学校的创办人黄齐生老先生。达德学校是王若飞同志念过书的地方,黄老先生是他的舅父。我从小学到初中也在这个学校念书,我家同黄齐生先生是紧邻。黄老先生早年常常给我们讲起王若飞同志是怎样一个好孩子,也谈到王若飞同志去法国勤工俭学,如何参加了革命。在我们幼年时候,就受到黄老先生一些影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知道有个共产党,有个马克思(黄先生屋里挂有马克思肖像),但还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这次我回贵阳,得到了达德学校校长曾镜侯先生和一些老师,特别是黄齐生先生的支持。他们把达德中学靠独狮子街的一部分校舍腾出来给我们用。同时,我也了解到国民党当局也不敢把我们怎样。年底,我赶回桂林向处长李克农同志作了汇报,并做进一步的准备,在桂林过了除夕。

1939 年1月1日一大早,我同史唯然、陈远绍、李泽纯、李配之、陈炼秋,还有警卫员刘举锡、何崧山、刘文钧,冯元孝等十来人乘了一辆大卡车去贵阳。1月3日,贵阳交通站就开始工作了,全称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我是站长(开始叫主任,后来改为站长)。为了取得合法地位,我同陈远纠研究后，写了一封公函给国民党驻贵阳的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备案。

贵阳交通站就设在达德学校靠操场的一排大教室里。我在贵阳把交通站机关安排好之后,马上到重庆机房街向南方局和重庆办事处汇报。离开重庆时，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把贵州省工委的关系介绍给我。我按照他的指示在桐梓找到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同志,接着回贵阳又找到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同志。我同他们接上关系后,贵州地下党很支持,秦天真还派了丁树奇、高言志两同志作为联络员。我给他们谈到达德中学要开学了,我们要找房子搬走,高言志便帮我们在六座碑找到一位姓熊人家的房子,交通站就搬到了六座碑。同时,我们把工作人员和司机动员起来,在贵阳威清门外的一个垃圾堆下建立了一个停车坪。垃圾堆旁住了一个姓宋的先生,我父亲曾在他工作的永年药号当医生。利用这个关系,我们又在宋家租了几间房子,作为我们在郊外的一个办事机构和过往同志的招待所。

贵阳交通站建立之后主要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一、把武汉、长沙、衡阳、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档案材料和各种物资以及部分华侨捐赠的物资陆续转送到重庆。1939年上半年主要就做这项工作。

二、完成武汉办事处交给的疏散安置一批干部家属的任务。这些家属中有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周懋臣老太爷,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杨振德,博古同志的小女儿秦新华,李克农同志的父母子侄一家人及赵瑛同志的母亲共十六七人。这些家属原来疏散安置在湖南湘乡,长沙大火后,他们转移到衡阳、桂林,后来又从桂林来到贵阳。我通过关系在贵阳郊区青岩找到几间房子,便把他们安置在青岩镇乡下。每个月我都去看望他们,送钱送东西给他们。1940年秋才将他们转送到重庆。

三、把在国民党黄平仓库领取的物资和华侨捐赠的物品及我们自己买的物资送至重庆再转送延安。1939年初夏,我们派押运副官陈炼秋和警卫员何崧山从国民党军需署黄平弹药库领取了10吨弹药及TNT炸药共7卡车运到重庆:是年夏天,我们从香港买了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卡车、一辆万国卡车和4辆雪佛莱卡车。要把这些油料送到延安,是一大抢运任务。重庆办事处派龙飞虎、邱南章、王超北3个副官和管财务的殷承桢去越南的海防接回来,然后由桂

林办事处和贵阳交通站派员先运至贵阳,又经重庆运往延安。还运送过宋庆龄 美篇

何香凝和廖承志从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集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包括X光机、

无线电通讯器材、一部广播电台、毛毯以及救济难童的衣物等。还接收了华侨捐赠我军的几辆卡车和救护车。我们把许多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归国支援八路军抗战的华侨司机和国内司机组织起来,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转运任务。

四、接待新四军的来往人员。张运逸、张鼎丞、肖正岗和好几位新四军负责同志都是经过贵阳交通站转至重庆的。1940年秋,新四军叶挺军长带领一大批人(整整一大卡车),其中有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陆璀、沈其震(新四军军医处长)、徐光霄(戈矛)、任光、钱俊瑞、沈滋九、肖正岗、张元培、曾瑜、曾希圣、孙克定等由重庆途经贵阳去新四军总部。我们站小,条件差,安排不下这么多高级干部,找达德学校想办法也不行,最后把他们安排到贵阳独狮子街中国旅行社住了。后来叶美同志还赞扬我们接待得不错。还有李涛、谢景屏夫妇、石磊、陈维靖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等,也都是1940年贵阳由我们接待后才去重庆的。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和叶剑英的儿子阿平同乘美国华侨捐赠的一辆黑色救护车由桂林经贵阳去重庆。那辆救护车到达延安后,被派作毛主席的专车了。此外,交通站还转运了一些地下党的同志、文化界人士、港澳同胞以及一些干部家属。如严朴同志的妻子和3个女儿,何理良同志的母亲和他的姐妹,高文华同志的父母及女儿们,还有从国民党部队战地服务团演剧队等撤下来的人员。如邬冷秋、卢爱林、孔祥桂等,画家蔡若虹夫妇,漫画家张鹗也是经我们那里到重庆的。

五、接待越南革命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同志当时经常来往于重庆、桂林、贵阳、昆明之间,都是搭我们站的军车。到贵阳就住在威清门外交通站的小楼上。胡志明同志的革命精神很可贵,他往往是下车后洗过脸就立刻动手工作起来,坐下来就打字、写东西。因为我们见面次数多,相处熟了,有的事他就托我们办。他还介绍一些越南客人,让我们帮助他们去昆明、重庆、桂林等地。胡志明同志还托我们汇款、取款。取出的款就由我们派人送往指定的地点(贵阳普定街等)交给越南人。

六、南方局还交一些秘密党员、党的组织和个别关系由我个别联系。由于贵州地下党在1935-1938年间遭受几次大的破坏,有些关系就不交地方组织,而交由我同他们个人单线联系,有的则编成独立的支部由我领导。董老交给我两

人:一个是贵州企业公司的王新元同志。我开始同他联系时,还以为他是统战人士,后来才知道他是秘密共产党。我经常把一些党的刊物交给他,同他谈时局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针等。另一个是吴煜恒,统战关系,不是共产党员。他在贵阳任贵州省最高法院院长,还是大法官。解放后做过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我把公开印发的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及(群众》等一些刊物送给他看,还同他多次交谈过我党的方针、政策,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等。

南方局把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党的关系也交给我领导。红十字会从南京到湖南的一段时间,党的关系一直由武汉长江局管。长沙大火以后,撤退到贵州,关系就断了。贵阳交通站一建立,红十字会内的党支部就通过贵阳读新书店的沈静芷到达德学校找到我们,要求恢复党的关系。与此同时,红十字会内又有两个人单独跑到交通站来,说他们是在皖南新四军内人党的,因转移出来丢了关系,请求恢复。这两个人一个叫黄豪(现名黄红年,在中央商业部),另一个叫孟燕堂。我们向南方局写了报告,并附转了他们的报告。南方局首先批准了恢复红十字会支部的关系,并把这个关系交给我直接领导,这是我回到重庆时由周恩来同志交给我的。那两个人的关系问题,是博古同志告诉我的。南方局已打电报给新四军查询过了,黄豪的关系已查到,可恢复他的关系,由我同黄单线联系,不编人红十字会支部。红十字会支部一直到1941年初我离开贵阳都由我负责联系。我同他们都是进行单线联系,有时我骑自行车到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去找他们,有时是他们走小路到威清门外办事处来找我。1941年1月初,我离开贵阳回到重庆办事处,关系就断了。再就是1939年还和贵阳的读新书店和生活书店中共党员黄洛峰、徐雪寒、沈静芷单线联系。黄、徐去重庆时将他们的关系转到南方局了。1941年1月我撤离贵阳后,这两个书店的关系也就断了,以后他们到重庆又恢复了关系。

七、统战工作我们做得不够多,主要做了一些教职员、医生和学生的工作。在贵州的学校我有一些联系,其中关系比较好的算达德学校。交通站设在该校时,同这里教职员工和学生接触较多。1939年2月4日,贵阳被日机轰炸后,达德学校搬到了郊区摆郎乡下,我应黄齐生先生的邀请到疏散至乡下的达德学校，去给教职员工和学生讲抗战形势,约二三小时。我翻阅了许多的《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尤其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著作。给他们讲了抗战的道理和八路军的成绩,作了一些抗战宣传。以后同达德学校中的一些人还经常接触,同他们谈一些关于抗战的事情。对红十字会的会长林可胜,我们做的工作比较多些，林是华侨,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同他谈话必须找翻译。林在武汉时，曾到办事处找周副主席、董老、叶剑英同志,这都是经过我们的副官处。当时吴志坚是叶剑英参谋长的副官,他同吴志坚同志和我接触较多。我们这些年轻同志在与林接触中对林产生了一些影响,因此林对我们八路军有一种感情。他到贵阳后同我的关系也不错。同时我同史沫特莱的关系也不错。通过史沫特莱帮助,我对林可胜做了一些工作,林可胜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好事。如1939年初,我向林提出,希望他帮助我们八路军解决一批医疗药品和器械,史沫特莱从旁帮忙,说服了林可胜,他同意捐给我们一批。我想有了药品和医疗器械,还要运往延安呀!红十字会不是有运输队吗,而且其中还有我们好多同志。于是我就进一步要求用红十字会的汽车把这批东西运到延安去,他也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只运到西安交给我们西安办事处,他们没敢直接送到延安。

八、物色一些人员到延安。贵阳有位名医,同情八路军,我通过贵州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丁树奇同志认识他,动员他到延安去。他怕国民党,不敢去,只是捐赠我军一些外文医书。通过我们工作动员夫延安的医务人员中有李志忠、沈元晖夫妇,鲁中俊和解崇璋医生。李志忠30年代曾与上海共青团有过关系,又是个医生,他到延安后在中央医院作大夫,他的爱人叫沈元晖,现在全国妇联工作。两夫妇换上军装抱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就乘我们的军车离开了贵阳。我们还先后介绍了一些青年到延安去。当时有很多青年要求去延安,我们利用这个机 会和他们交朋友,一方面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另一方面也考查他们。没有地下党组织介绍,我们多半都拒绝立即送往延安。经过接触和较长时间的考查、了解，觉得可以了,再把他们送到重庆转到延安。在送出去的人中,我现在能记得的有朱秋、兰曼、肖一志等,这些青年人都经过一年的考查,才介绍出去的。朱秋是1941年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后先在重庆办事处汽车队工作一段,才同意去延安的。

九、1939年6月,叶剑英参谋长从衡阳经桂林来到贵阳转至重庆,在贵阳停

、留时,我曾陪他一同去找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黄宇人,交涉释放1938年2月被捕的贵州地下党黄大陆、李策、严金牲(我的弟弟)、王轼、张益珊、凌毓俊同志,黄宇人推说不知。叶剑英同志对他说理,他还是耍赖,叶剑英大怒,拍桌子大骂他和国民党当局,即率我离去。此次营救未获结果,叶参谋长答应到重庆后和周恩来副主席继续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营救。周、叶、董等我党领导在重庆交涉营救多次，国民党当局始终不肯释放。

十,在贵阳交通站工作期间,我通过贵州地下党指派的党员同志丁玉(又名丁毅)和严金萱(我的妹妹)与被捕在国民党监牢里的黄大陆等同志有联系,她们都是作为被捕人员家属,每星期可去牢里探监,通过他们可同监内同志来往通信。1939 年底或1940年初,黄等从牢里带信出来,准备利用一个牢里理发的自称红军长征时流落在贵州的红军战士搞越狱活动。我即与贵州省工委负责同志秦天真仔细研究,认为:1、该理发员可靠可信的程度还未弄清;2、狱内同志关在牢里身体状况不好,腿脚肿大,体力不支,能否顺利实现这次越狱;3、国民党严密控制,加上当时监狱周围环境条件,有许多技术问题,狱中同志未考虑到;4、从坏的方面想,越狱失败,必将促使反动当局杀害他们和其他被关的同志,并将影响我八路军公开机关的存在。接着我到重庆将狱中同志的越狱计划和与秦天真同志研究的意见报告南方局。记得博古同志有两点指示:1、你们的重要任务是公开机关的工作,不能参与他们的越狱行动;2、狱中同志要耐心等待,注意身体健康,万勿轻举妄动。当时,谁会料到几个月后发生了皖南事变,不久,国民党当局便将这些同志秘密杀害了。

1939年夏，交通站进行精,史然、陈绍、李泽纯、陈炼秋等许多人都调到重庆或送到延安。到1940年,整个交通站只剩下一个站长,一个会计李配之个司务长兼炊事员鲍启文，一个收发左仲平、两个警卫员刘文钧、冯元孝,加上保管员张兴标和公务员李玉生、鲍懋福等一共不到10个人。贵阳交通站不仅人少,而且好多都是新参加工作的,不是共产党员。比如李配之、鲍撼福、鲍启文、李玉生等都是由安徽逃难出来到桂林,然后由李克农同志介绍到我站里当会计，公务员和炊事员的。张兴标是1939年7月我到重庆住院时代理站长张元培同志介绍来的,这些人都不能做外边工作。1940年冬,国民党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5日夜里11点左右,我接到重庆办事处打来的长途电话,说

胡公”(当时我们大家都称周恩来副主席为“胡公”)要我立即到重庆去。我同:"什么事?”回答:“你来就是了。"我说等把工作料理一下就动身。对方说:“不行,马上来"。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搭了可靠社会关系开的一辆卡车离开贵阳。我坐卡车去重庆,拿的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护照,沿途没有遇到国民党的盘查和刁难,只是到重庆海棠溪检查站检查了一下,顺利地到达了重庆。7日到重庆,我马上到曾家岩找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很忙,要我住下来等。一等二等几天过去了,未见周副主席找我谈话,很纳闷。11日才听到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包围袭击新四军,发生了皖南事变的消息。1月16日我提出回贵阳准备撤退机关,周恩来同志不同意我回去。23日就传来贵州国民党当局在1月21日查封了贵阳交通站,捕走办事处人员6人，抄去全部枪支弹药及物资的情况。捕去的人员有会计李配之、警卫员刘文钧、炊事员鲍启文、仓库保管员张兴标、公务员李玉生及一个在贵阳养病的华侨司机李德富。后经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在重庆同国民党反兹鞋能新复交涉,直到这年8月才全部释放。这些人来到重庆后,经过审查,没有发现什么变节的情况,仅个别人动摇害怕,到重庆后不干了,脱离了我军。其他几个人审查完都送去延安了。

喷水池中华中路旁慈善巷1号。

埋没在闹市喧嚣中的红色记忆。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