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绥远教育厅》二十

浅酌今宵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一九四八年春,绥东各县又一次解放,集宁中学及丰镇师范学生、教职员有逃来本市者,住在本市各学校。我建议在本市设立临时中学,收容这些学生,向教育部请开办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而苏珽夸大其词说,由绥东、晋北、察哈尔等解放区来本市的教职员、学生约五百余人,拟在本市办一临时中学,收容这些学生及教职员。教育部抜来一笔巨款开支费约和洋布四千疋,教育部指示教优待这些员生。为和解放区争取这些青年,每人给棉衣一套,被褥各一张,五百学生完全公费,教职员工资从优待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苏珽在本市头道巷租赁一处铺院收容学生,不满一百人,其中教职员仍领丰镇师范和集宁中学的工资,不开支临时中学的经费。学生桌凳由本市各校抽借的,开支的经费不足十分之一,其余的苏珽饱入私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这两宗设备开办费抜来以后,我就大肆宣传,怕苏珽贪污,为得是教他用之于办教育,自此以后对我不满。教育厅的密码电也不让我翻译了。中央来了密电,教收发员拿到省府译电室去翻译,直接交给厅长,不经过秘书主任。关于拔款的公文不教登记在收文薄上,其用心可巧矣。 </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一九四八年暑假,前教育部拔一笔图书、仪器设备费,因为不让我译密电,不知数字多少。他派教育厅会计郭佩之去北京,先买货物,住了两个月,票价低落,他卖出货物的钞票数字三倍于两月前。用原来的数字买图书,只用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饱入私囊。苏珽每领到款或中央拔来款,先买货物,延迟一月或两月,物价高涨后,卖出货物以原领数字开支报销,这是市侩的惯技。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四八年九月间,教育部又拔来一笔图书设备费,我还是不知数字。苏珽为掩饰众人的耳目,召集各中学校长开会,讨论应该买什么东西,我在会上发言说:“这一次由各学校推一个采买员,以免众人怀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苏珽勃然大怒,拍案高声说:“我就要郭佩之去!”当时省参事代表董其武出席也无话可说。第二科长班洵教出我会场,在场的人也不欢而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未几平津战役起,也没有去北京买图书,苏珽全部吞食。苏珽固然是贪污的能手,但也是形势所造成。当时傅作义在中央有些威信,所以在这个区域内的机关向中央请款是有求必应,此其一也。票价低落物价高涨又给囤积居奇者造成机会,此其二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国民党夸台,苏珽早已知之,苏珽自到教育厅之日起,时时准备逃亡,所贪之款悉数收买美元、黄金,最后逃台湾逍遥法外,此其三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又且他是市侩之子,善于投机倒把,一般人怕的是票价低落,苏珽希望物价高涨,我说他是视教育厅为商号非过激之言也。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至于苏珽之卑鄙龌龊更是出奇,他当厅长时,还没有结婚,他一个人住在张国林家,待之如上宾,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准备什么,他给张国林当家作主了。苏珽的亲友去看他时,烟、茶待都是张国林家给预备。但是张国林为东胜专员,常不在家,只有妻子在家,苏珽不避嫌疑,一直住了半年之久。 四七年的中秋节,省府把日寇留下的食品给各厅分了一些,苏珽把这些礼物给我们科长,每人送大米二十斤,纸烟五条,白糖五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说:“你在张国林家住了五个多月了,把这些礼物给张专员送一份。”他说:“不能给他,我住在他家是他请我去住的。”结果没有给送一些。就是张专员请他去住,也想不到能住那么多日子吧。最后张专员对这位不速客下逐客令,他才搬到教育厅住。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一九四八年三月,苏珽为国大代表,到南京选蒋介石为大总统,他就便在南京结婚,大敛了一批礼物。借结婚之名,向本市义聚长银号借了五千金元劵,他说回本市就偿还,但是回来后推委不还。一直推到他逃亡时也是一文也没有还。他在南京选举完了,和他的新婚妻子林毓英回本市住在联谊社,联谊社有一个带客厅的最阔气的房子,他说要住,联谊社经理不同意,说是招待南京、北京来的大员们住的屋子。</span></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苏珽说有大员们来我给腾出,结果就住在这个屋子里。他俩中餐西餐随便吃,有时他不到教育厅,有事用电话教我们秘书主任或科长去联谊社办公。我看这个房子里电灯就有六个,有沙发、办公桌、专用电话、收音机、五彩大地毯、电镀铜床、绿纱蚊帐,果然阔气。到开饭时间,苏珽给我们叫饭,有时中餐,有时西餐,我们说苏厅长自结婚后大方多了。但是他们俩一直住了两个多月没有给一元钱。 </span></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军纷纷入关,北京震惊。苏珽的妻林毓英由北京逃来归绥市,住在苏伯庵公馆内,苏伯庵是京绥路副局长,他的妻田玉珊是女师校长,苏珽委任的,所以能住在那样阔气的地方。住了一个月的工夫,北京被解放军包围,苏伯庵同他妻逃往上海,留下苏珽和林毓英给他们看门,苏珽又当家做主了。卧车由他们乘坐,门警、厨夫由他们指使。留下的大米、洋酒几年也吃不完。</span></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又住了一个月的工夫,北京解放,苏珽把二年来贪污的款、随时收买的美国钞票,以及林毓英从北京带来的美钞装在一个皮箱内,教林毓英乘飞机直接飞在广州。 苏珽在本市安家三次,第一次在张国林家,第二次在联谊社,第三次次在苏伯庵家。他本人没有买过一双筷子,所以他逃亡时不用拍卖家具,一个皮箱把全部财产带走,毫无损失,岂非机警过人。</span></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九四九年三月,苏珽准备逃亡,我就向他辞职,我说:“你要不走,我也不辞,你要逃走,共产党来接收教育厅,款项一宗我交代不下去。”他说他不走,我知道他作贼胆虚,必然要走,我就坚决辞职。一九四九年四月初,苏珽假说到后套视察学校,他把苏伯庵的卧车带到包头,又把教育部给各学校的收音机带走三台。他由包头坐卧车到陕壩,又坐到兰州。在兰州把收音机、卧车一并拍卖,他乘飞机也到广州去了。</span></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以上所述苏珽的贪污卑鄙仅是荦荦大者,若要详细写去真是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贪,竭西江之水不能涤其污。我给他下了两句评语是:“尽卑鄙之能事,集贪污之大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苏珽走后,董其武委张淑良为教育厅长,班洵为秘书主任,至此我与教育厅脱离关系矣。 (全文完)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