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春河的历史密码

缕缕清风

退休之后，冬日里，我便随着那迁徙的候鸟潮，奔赴三亚，寻一处暖巢栖息。临春河与海交汇的地方，仿若一条蓝色的绸带，我的阳台就漂浮在这绸带上。立于阳台，端坐客厅，乃至静卧床榻，目光所及，皆是它——临春河的身影。

每日里，无数次与它不期而遇，我用目光轻抚它的波光粼粼，似在触摸一份温润的柔情；用鼻息细嗅它的气息，那带着水草芬芳与海风咸味的空气，总能沁入心脾；用耳畔聆听它的浅唱低吟，那潺潺流水声，交织着水鸟的欢啼，宛如一曲永不落幕的天籁。

它陪着我迎来破晓的第一缕曙光，又伴着我送走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夜阑人静，我辗转难眠之时，它似乎也未曾入眠，静默守候于窗外，恰似歌者所吟唱的，“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这般情景，何止是今夜，分明是无数个日夜的缱绻相伴。临春河，这一抹蓝色的绮梦，如此深深地吸引着我，令我心生急切，想要探寻它的前世今生，追溯它的起源，挖掘它背后的人文底蕴。

在玄奘法师踏上西行取经之路的公元622年，唐王朝的舆图最南端，“临川”，在此开启了它尘封的历史篇章。我翻开《琼台志》，泛黄的册页记载着“临川港，一名临川水，在州东一百三十里，源出黎山，分为两支前后夹流临川地。唐以县名。”宋代槟榔商船曾在“临川镇”卸下占城稻种，明代卫所士兵的腰刀锈迹渗入了“临川里”的河床。

今日三亚的“临春”，恰是“临川”谐音演化的奇妙成果。这演化，或许是方言口语化的无意为之。明代海南的“屯田戍边”，闽粤移民在咸湿的空气中凝结出海南闽语（琼文话）的露珠，“川”与“春”的发音如孪生兄弟般相近，于是，“临川”或许阴差阳错地化为了“临春”。

又或许，这是有意对地名雅化的点睛之笔。“川”与“春”，音近而意远。“川”指向河流或平野，是地理的直白勾勒；“春”却满含生机、希望与诗意，恰似中原文人心中那片葱茏的审美沃土。中原来的汉人官员编纂地方志时，常对边疆地名施以雅化。清代改土归流的官印盖下时，汉化的地名如同嫁接的荔枝树，在黎母山的血脉里结出中原的果实。

“临川”至“临春”，从字音的跳跃到文化意涵的升华，恰是三亚这“天涯海角”之地，中原文化、闽粤移民文化与本土黎族文化大融合的生动缩影。每一个地名的嬗变，宛如一枚枚时间的琥珀，凝固着语言的碰撞、权力的更迭与人群的迁徙。

从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拾掇，“临川江”之名远早于“三亚河”。尽管如此，身处海岛一隅的临春河，与大陆的江河相比，宛如娇小的精灵。它没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雄浑豪迈，亦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深沉情怀。内地诗人们挥毫泼墨，写尽大江大河的壮丽，却独独忽略了临春河。它太小，离中原文化圈太远，离它最近的大诗人苏轼，也未曾踏入距离贬谪地儋州仅一百多公里之遥的古崖州。

然而，临春河的历史厚重感丝毫不逊色。上游古河道的“落笔洞”，便是时光长河里熠熠生辉的佐证。洞中掘出十几颗人类牙齿化石及其他文化遗存，为中国的史前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落笔洞人”由此问世。他们生活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他们是最早的三亚人，最早的海南人。

“落笔生辉”更是古崖州八景中的璀璨明珠。明代记载：“此中有石形如悬笔，笔尖滴水不断。”洞中留存宋元明清多个摩崖石刻，宋代诗人倭倭才在《落笔洞》诗中描绘：“峭壁凌空望杳微，重重烟锁雾云衣。深林古木高千丈，怪石青苔绕四围。”那景象，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

远离中原，身处南海边陲的临春河，不也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吗？它静静地流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承载着三亚这片土地的古老记忆，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此刻正是乙巳年正月十五的前夜，看不见月亮。楼下的临春河泛起细密涟漪，或许是万年前落笔洞人的石斧声，正穿越玄武岩地层震碎了今夜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