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考古实证的“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

东篱把酒

施怀德

摘要：本文以钱塘江流域的上山稻作文明与良渚文明为核心研究对象，立足考古实证，结合理论创新，深入探讨“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的建构条件与具体路径。研究表明，钱塘江文明凭借万年稻作起源、五千年文明实证与连续演进轨迹，在时间纵深、空间整合与范式突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坚实的考古支撑。通过建立“稻作文明轴心”新范式、打造“玉-稻-水”三位一体话语体系、设计差异化国际传播框架及建立跨国研究网络等路径，可构建一套彰显中国文明特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新话语体系[1][2][3]。

关键词：钱塘江文明；钱塘江文明轴心；上山文化；良渚文明；稻作文明

一、引言

“轴心时代”理论，由雅斯贝尔斯提出，该理论聚焦于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认为中国、印度、希腊等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突破[4]。然而，这一理论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其将文明发展的评判标准过度集中于哲学思辨层面，忽视了更早时期其他地区文明在物质生产、生态适应、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奠基性贡献。

钱塘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着令人瞩目的考古发现。距今约1.1万年的上山文化遗址，实证了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则展现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完整样貌。这些考古发现所构成的万年文明序列，为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路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建构“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立足于钱塘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实证材料，结合理论创新，旨在系统梳理“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的建构条件，并提出具体的建构路径。通过这一研究，期望能够凸显钱塘江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为推动全球文明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

二、“钱塘江文明轴心”的考古实证基础

（一）时间纵深：万年文明的连续性实证

1. 全球稻作文明源头

浙江浦江上山文化遗址（距今约1.1万年）的发掘成果，为我们揭示了全球稻作文明的源头。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驯化稻种和较为完善的稻田耕作系统，这一重大发现实证了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向定居农业的关键转型，且这一转型比西亚两河流域的小麦驯化早了约3000年[5]。

上山文化以其“三源六艺十首”的丰富考古实证，向世界展现了万年稻作文明的深厚内涵。“三源”即世界稻源、东方艺源、中华易源，分别对应着稻作农业的起源、艺术创作的发端以及精神文化的源头，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上山文化的核心内涵。“六艺”则涵盖了居艺（干栏式居址）、农艺（栽培稻米）、陶艺（上山彩陶）、酒艺（谷物麯酒）、纹艺（陶文五字）、祀艺（稻祖祭台），全面展现了当时人们在居住、生产、艺术、信仰等多个领域的创造与发展[6]。

而“十首”包括远古中华第一居、第一壕、第一坛、第一米、第一陶、第一酒、第一祭、第一字、第一卦、第一田等，这些“第一”不仅是上山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要地位的具体体现，更是万年稻作文明源远流长的有力佐证。稻作农业的规模化种植，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更奠定了东亚地区人口密度与经济格局的基础，因此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称作文明的“万年奠基”，堪称中华文明的本源文化[7]。

2. 五千年文明完整形态

良渚古城遗址（距今5300-4300年）的发现，为我们呈现了钱塘江流域五千年文明的完整形态。该遗址以其布局规整的宫殿区、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功能明确的祭坛以及体系完备的玉器礼制体系，提供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完整样本。

其中，良渚玉器中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尤为引人注目。这种纹饰不仅工艺精湛，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象征着当时人们独特的宇宙观，形成了比甲骨文更早的精神符号系统，是“东方艺源”的重要体现[8]。良渚文明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以确凿的考古证据证明了中国在五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9]。

3. 连续演进的文化序列

钱塘江流域的考古发现呈现出一条连续演进的文化序列，从距今11000年前的上山文化，到9000年前的桥头文化，再到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直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清晰地展现了从稻作起源到复杂社会形成的完整链条[10]。

与西亚、埃及等地区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断裂模式不同，钱塘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具有显著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的传承上，如陶器制作工艺的演变、稻作农业技术的改进等，更体现在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延续与发展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不断”的鲜明特质。

（二）空间整合：文明辐射的考古证据

1. 江-山-海三维系统

钱塘江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个有机的江-山-海三维文明系统。它连接着拥有丰富玉石资源的天目山与具备海洋贸易潜力的东海，形成了“山地采玉-平原筑城-滨海通商”的资源闭环。

良渚玉器的原料经考古研究证实多来自天目山地区，这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着稳定的玉石开采与运输通道。同时，良渚的水利工程通过与太湖流域的水系联动，进一步拓展了其影响范围，实现了与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11]。这种自然地理与人文活动的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钱塘江文明中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关系，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丰富的资源支撑。

2. 稻作技术的全球传播

钱塘江流域的粳稻驯化技术，通过“海上稻路”逐渐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等地区，成为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底层基因。与两河流域的小麦—青铜技术传播路径相比，稻作文明具有更强的生态适应性[12]。

小麦的生长对环境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而水稻能够在多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生长，如平原、丘陵、河谷等。这种强大的适应性使得稻作技术能够在广阔的区域内生根发芽，不仅推动了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更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环太湖文明共同体

良渚文明与安徽凌家滩、湖北石家河等遗址在玉器符号上存在着明显的同构性，这一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良渚文明作为东亚早期文明“文化元代码”的重要地位。其文化影响力范围远超单一的地理单元，形成了广泛的文明影响圈，构成了环太湖文明共同体[13]。

在这个共同体中，玉器不仅是一种装饰品，更是一种承载着特定文化意义的符号，它所蕴含的宇宙观、价值观等文化内涵在不同地区得到了认同与传播。环太湖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充分体现了钱塘江流域文明在区域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范式突破：文明形态的独特性实证

1. 非文字精神统治模式

传统“轴心时代”理论强调“理性反思”，如希腊哲学、先秦诸子的思想成果。而良渚文明的玉礼器体系（琮、璧、钺）则以一种独特的物化符号形式，实现了“宇宙秩序-政治权力-社会伦理”的三位一体整合，提供了一种非文字的精神统治模式[14]。

玉琮的外方内圆造型，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玉璧作为礼天的器物，代表着对上天的敬畏；玉钺则是权力的象征。这些玉礼器通过其特定的造型、纹饰和使用场景，将抽象的宇宙秩序、政治权力和社会伦理具象化，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观念的存在，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这种模式体现了钱塘江文明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强调通过物质文化来表达和传承精神观念。

2. 连续性技术积淀

钱塘江文明的发展，以农业技术的不断积累推动社会组织的逐步迭代，而非依赖于铁器革命或战争征服等剧烈的变革方式。良渚水坝群所采用的“草裹泥技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15]。

“草裹泥”是将茅草包裹在泥土中形成的建筑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良好的防渗性和整体性。良渚人在修建水坝时广泛使用了这一技术，展现了他们对自然材料特性的深刻认识和巧妙运用。这一技术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体现了实践理性对自然规律的千年观察与总结。这种连续性积淀的发展模式，强调通过渐进式的创新和积累来实现文明的进步，与西方文明中常见的断裂式创新形成了鲜明的差异。

3. 早期国家形态的比较优势

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在时间上早于苏美尔城邦（约4000年前）与埃及古王国（约4600年前），并且在水利管理体系和全民动员能力方面具备更复杂和先进的特点[16]。

良渚的水利工程包括多个水坝和渠道，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系统，能够有效地调节洪水、储存水源，保障农业生产和城市安全。要修建这样规模的水利工程，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充分体现了良渚文明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其“水利社会模式”为我们理解东方治水文明提供了关键样本，展示了钱塘江文明在早期国家形成、社会治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三、“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

（一）理论创新：建立“稻作文明轴心”新范式

1. 定义“农业-生态轴心”

将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作为“钱塘江文明轴心”的标志，强调人类与湿地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与西亚的灌溉农业和地中海气候的雨养农业相比，钱塘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展现出独特的主动改造环境的实践哲学[17]。

西亚的灌溉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干旱环境的一种对抗性开发，人们通过修建灌溉渠道来满足农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这种方式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也可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地中海地区的雨养农业则更多地是被动适应自然环境，农作物的生长主要依赖于自然降水，受气候影响较大。

而钱塘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人们通过修建梯田、整治水系等方式，主动地改造湿地环境，使其更适合水稻的生长。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形成了一种“稻作-湿地-水系”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这种“农业-生态轴心”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哲学突破”轴心的局限，将物质生产与生态适应纳入文明起源的核心要素，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2. 提出“长江模式”理论

以钱塘江流域为核心，构建“长江文明圈”框架，突出东亚文明与西亚、美洲文明的差异化路径[18]。长江流域的“稻作—玉器—丝织”复合经济体系，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青铜—战车”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小麦种植为基础，青铜技术的发展使其在军事和生产方面具有优势，战车的出现则进一步增强了其军事扩张能力。而长江流域的文明则以稻作农业为根基，玉器制作工艺精湛，象征着精神文化的高度发展；丝织技术的发明与发展，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贸易商品。

“长江模式”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全球文明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打破西方中心论对文明发展路径的单一解读。

3. 建立“万年尺度”坐标系

将“上山—桥头—跨湖桥—河姆渡—良渚”这一完整的文化序列纳入全球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能够清晰地证明东亚文明是独立起源且持续演进的[19]。

长期以来，“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忽视了东亚地区早期文明的重要性。通过建立“万年尺度”的坐标系，我们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钱塘江文明的发展历程。从上山文化的稻作起源，到良渚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考古证据支撑，展现了东亚文明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脉络。这不仅打破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西方中心论叙事，更为全球文明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体系。

（二）符号体系：打造“玉-稻-水”三位一体话语

1. 玉器：天人秩序的物化象征

良渚玉琮的方圆造型与神徽图案，是东亚宇宙观的生动物化符号[20]。玉琮外部呈方形，内部为圆形，这种“外方象地，内圆法天”的造型，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天地宇宙的认识和理解。神徽图案中神人、兽面的组合，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内涵。

与埃及金字塔的几何象征相比，良渚玉礼器体系更强调动态平衡而非永恒统治。金字塔以其庞大而稳定的几何结构，象征着法老的永恒权力和统治。而良渚的玉礼器，在不同的仪式和场合中被使用，其象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演变，体现了一种动态的、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

2. 稻作：民生伦理的物质载体

从上山文化到良渚文明的稻谷遗存，为“民以食为天”这一务实价值观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佐证[21]。在钱塘江流域的文明发展过程中，稻作农业始终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不仅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更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我们可以提炼“稻穗纹”作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符号，类比地中海文明的“橄榄枝”意象。橄榄枝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和平、丰饶，而稻穗纹则象征着丰收、民生与和谐。通过这一符号，能够向世界更直观地展现稻作文明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其所蕴含的务实、勤劳、和谐的价值观。

3. 水利：协同治理的实践智慧

良渚水坝群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集体协作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其“堵疏结合”的治水智慧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渠灌工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了东方文明的系统性思维[22]。

美索不达米亚的渠灌工程主要侧重于灌溉，通过修建大量的渠道将水源引入农田，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而良渚的水利工程则兼顾了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采用“堵”（修建水坝拦截洪水）与“疏”（开挖渠道疏导水流）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有效管理。

这种治水智慧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更展现了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协同治理能力，为现代社会的水资源管理和协同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三）国际传播：构建差异化叙事框架

1. 定位“文明连续性样本”

突出钱塘江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山文化，到青铜时代的马桥文化，再到吴越争霸时期的历史延续性，以此反击“中华文明西来说”[23]。“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来自西方，忽视了中国本土文明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钱塘江文明的考古发现，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远古到近代的连续发展脉络。在这一过程中，稻作农业技术不断传承与发展，玉器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水利技术持续进步。通过强调这种文明的连续性，我们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 确立“良渚标准”的国际认可

推动国际考古学界承认“良渚标准”（如城市三要素：城墙、宫殿、礼制建筑），挑战以两河流域为模板的“城市文明”定义[24]。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在定义早期城市文明时，往往以两河流域的城市特征为标准，如发达的文字系统、青铜冶炼技术等。

然而，良渚古城虽然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它具备了城墙、宫殿、礼制建筑等构成早期城市文明的核心要素，并且拥有完善的水利系统和发达的玉器制作工艺。“良渚标准”的提出，并非要否定其他文明的城市标准，而是希望丰富早期城市文明的定义，推动全球文明研究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使不同地区的文明特色都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尊重。

3. 打造“数字文明孪生体”

利用先进的AI技术，复原上山文化初级村落的规划布局、人们的生活场景、生产活动以及祀俗仪式，重建良渚古城的水利调度系统、彩陶和玉器制作工艺等[25]。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向全球公众生动展示“前文字时代”钱塘江文明的治理智慧和文化内涵。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手段。“数字文明孪生体”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机会近距离感受钱塘江文明的魅力。这种创新形式不仅能让抽象的考古发现变得生动可感，还能通过互动体验增强公众的参与感。例如，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用户可以“走进”上山初级村落、良渚古城，亲身体验先民们在“尞五之祭”祀俗、水利工程中的麯酒宴饮和通力协作场景，观察彩陶、玉器的制作流程，甚至参与模拟的“稻祖太阳神”祭祀仪式，从而直观理解“玉-稻-水”三位一体的文化内涵。

对于国际受众，数字孪生体可适配多语言版本，结合场景化解说（如对比良渚水利与同时期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系统），用可视化方式呈现钱塘江文明的独特性。这种传播方式避开了文字壁垒，通过图像、动画与交互设计，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都能快速理解其核心价值——比如用动态图表展示上山稻作技术如何一步步影响东亚农业格局，用3D模型解析玉琮纹饰中蕴含的宇宙观与权力结构。

此外，数字孪生体还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辅助工具，为跨国考古团队提供共享的虚拟研究平台，实现对遗址数据的实时分析与模拟推演，推动“上山学”“良渚学”的国际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这种“科技+文化”的传播路径，既能保持考古实证的严谨性，又能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扩大“钱塘江文明轴心”的国际影响力，让万年文明的故事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球文明对话的鲜活素材。

（四）实践支撑：建立跨国研究网络

1. 发起“稻作文明国际联盟”

联合日本佐贺吉野里遗址、印度尼西亚爪哇古稻田、印度恒河流域等稻作遗产地，组建“稻作文明国际联盟”，形成文化话语同盟[26]。通过共同开展考古发掘、学术研讨与成果共享，系统梳理全球稻作文明的起源与传播脉络，凸显钱塘江流域作为“稻作文明轴心”的源头地位。例如，可通过对比上山文化与东南亚早期稻作遗址的农具形制、耕作技术，实证稻作技术的传播路径，强化“海上稻路”的历史真实性，为“钱塘江文明轴心”的全球影响力提供跨地域佐证。

2. 设立“上山学”“良渚学”交叉学科

整合考古学、农学、水利工程、民俗学、易道学、符号学等多学科资源，建立“上山学”“良渚学”研究体系[27]。通过跨学科协作，深入解析文明运行的内在机制——如从农学角度研究上山稻种的基因演变，揭示稻作驯化的技术突破；从水利工程学角度还原良渚水坝的力学设计，阐释古代社会的工程理性；从符号学角度解码彩陶、玉器纹饰的文化隐喻，解读早期精神世界的建构逻辑。这些研究成果可形成国际学术专著、数据库或研究报告，为“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3. 开发“文明轴心”IP矩阵

设计“万年稻源”“良渚之眼”等文旅IP，通过影视剧（如《良渚密码》）、游戏（如《稻作纪元》）等大众媒介输出东方文明叙事[28]。例如，以良渚玉琮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可融入现代审美与实用功能，成为传递“天人秩序”理念的文化载体；以上山稻作场景为主题的动画短片，能通过生动的故事向青少年普及万年农业文明的智慧。这些IP不仅能提升文化传播的亲和力，更能通过产业链延伸（如主题展览、研学旅行），让“钱塘江文明轴心”从学术概念转化为具有全球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四、结论与意义

钱塘江流域的考古实证清晰表明，从万年稻作起源到五千年文明形态，再到连续演进的文化序列，其在时间纵深、空间整合与文明范式上的独特性，为“钱塘江文明轴心”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通过理论创新（建立“稻作文明轴心”新范式）、符号建构（打造“玉-稻-水”三位一体话语）、国际传播（构建差异化叙事框架）与实践支撑（建立跨国研究网络），这一话语体系既能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又能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新的坐标。

从全球文明研究视角看，它突破了“轴心时代”理论的西方中心论局限，将文明评价标准从“哲学突破”拓展至“易道突破”和“农业-生态-物质-精神”多元维度，推动学界重新认识早期文明的多样性路径。从文化传播视角看，它以考古实证为依托，通过数字技术与跨国合作，让钱塘江文明的故事被更广泛的国际受众理解，助力中华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现实意义看，其蕴含的生态共生理念、协同治理智慧，更为当代全球气候治理、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镜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的文明底蕴。

“钱塘江文明轴心”的建构，不仅是对本土文明价值的重估，更是对全球文明格局的再思考——它证明，文明的“轴心”并非单一原点，而是多元共生的星辰，每一种文明都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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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金华市政协六届文史委员、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