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往事——那些随风而逝的日子（副本）

飞扬

1979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刚刚打响不久，南疆炮声隆隆，战事正酣。 一天，正在杭州植物园访学交流，学习植物分类及植物标本制作的我和同学蒋利民，突然接到单位通知，让我们赴贵州大学进修，同时在贵州省供销学校进行访学交流，为期两年。单位的通知比较急，我俩刚参加工作不久，不敢有丝毫懈怠，便立即着手行前准备工作：开介绍信，购买车票，调换全国粮票，准备铺盖行李等，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从杭州到贵阳火车要两天两夜，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杭州无直达车，每天只有一趟从上海发车至贵阳的51次特快。经杭州预留的卧铺票很少，我打了个电话给同学，同学帮忙购买了两张卧铺票，我俩办理好行李托运后，就匆匆踏上了南下列车…… 因是第一次往西南方向走，很新鲜。一路上看看风景聊聊天，也算是轻松愉快。进入广西境内后，立刻感觉到了战争的紧张气氛，一路上看到很多满载部队的军列南下，车站台上经常有载着战损坦克、火炮的平板军列停留，我们的特快客车也时常要给军列让行。 以前没机会去桂林，此次既然途经桂林，我俩就商量准备在桂林下车玩几天，反正离报到时间还早。到桂林后在市区找了间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分工合作：我去火车站改签火车票，蒋利明到漓江码头买游船票，准备先去阳朔玩。运气好，我不但顺利改签了车票，还意外买到了两张桂林至贵阳的卧铺票，等我赶到漓江码头时，蒋利明也买好了游船票在等我，大家都完成了任务，皆大欢喜。 1979年2月，在杭州植物园访学交流期间，于西湖中山公园合影：左起蒋利民，刘静，李伟。 1979年3月，我和蒋利民在桂林阳朔，对面是漓江畔的猫耳山 与蒋利民在桂林芦笛岩 　　在桂林两天，我们沿漓江而下，游玩了阳朔，还逛了芦笛岩，七星岩，独秀峰等桂林名胜，转了桂林的大街小巷，玩得很尽兴。领略了桂林风光名胜后，即转车前往贵阳。 贵阳是贵州省会城市，但那时的贵阳也和全国许多省会城市一样，高楼大厦不多，老城区比较破旧，一条流着污水的南明河弯弯曲曲，穿城而过。中心城区比较集中，人口密度大，但市内只有两条公交线路：1路车和2路车，回绕贵阳城区走，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公交线路：1路车从贵阳站起点，经邮电大楼——大十字——小十字——喷水池——北京路——省府——黔灵公园——贵州省汽车总站——南门——次南门——河滨公园——火车站，2路车的线路与1路车正好相反。 到了贵阳站后，贵州省供销学校准时派了辆吉普车来接站，车子经贵阳城区，往西南方向的郊区走，约么一个来小时后到了学校。 贵州省供销学校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全国重点中专学校，其师资力量与办学规模在全国同行里，还是有点名气的。学校坐落在贵阳市郊区三桥和尚坡，有将近200多亩的校园面积。学校把我们安排住在教师宿舍楼二楼一个房间里，条件还可以。学校领导很重视我们的到来，学校尤校长，教务科潘科长，还有业务技术教研室主任薛金仓一帮人亲自来校门口迎接，晚上还在学校食堂餐厅款待了我们，使我俩有点受宠若惊。 业务技术专业教研室老师与访学教师合影，前排中为薛金仓老师，前排左一新疆帕提古丽，第二排左一黑龙江赵明，左二蒋利民 　　我们访学交流的是该校业务技术专业教研室。教研室有九位老师：教研室主任薛金仓，及李旬，彭民黔，刘登丛，许大文，许忠强，谢儒鸿，还有两位外聘老师赵技师和吴老师；与我们先后到该校访学交流的还有黑龙江供销学校的赵明，湖南湘西花垣农学院的小徐，新疆自治区供销学校的帕提古丽、袁放，贵州省黔南州供销学校的雷鸣、刘鸿；一时间，我们教研室人丁兴旺，热闹非凡。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我们的“头”薛金仓老师。薛老师是西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高材生，湖南人，五十多岁，圆脸庞，身材魁梧，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识渊博，年轻老师有任何专业上和教学上的问题，他都能解答，并且非常娴熟地指导你教学和专业研究，他工作严谨，但又胆小谨慎，书生气十足，是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我平时经常在办公室看书，所以与薛老师接触较多，一起呆久了，薛老师也偶尔会与我聊一些他的家世。他老家在湖南宁乡县，也是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所叙述的地方。宁乡是曾国藩的老家，当年赫赫有名的湘军就是由当地农民为主体组建的，此地民风彪悍，历史上就是是非造反之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薛老师一家爷爷奶奶至两三岁的侄儿，全家二十余口人全遭当地暴民杀害，原因就是他们家是当地的富硕殷实之家，幸好薛老师父亲燕京大学毕业后，在湖南株洲铁路局谋职，这才让他们躲过这一劫。后抗日战争，日本人占领了湖南，他们随父亲举家迁涉到了贵州落脚至今。 除薛老师，教研室里其他几个老教师也各有特色，尽管业务能力各有千秋，但为人都很好，尤其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甚是关心。我和蒋利明，帕提古丽一组，与刘登丛老师一起，侧重业务专业技术的教学，教研交流，具体就是听课，上课，改作业，备课等；赵明跟随赵技师搞烟叶烤烟技术；雷鸣跟随薛老师搞生物化学教学；大家各有分工，但集体活动还是在一起。 那时，学生年龄都与我们相仿，但他们很尊敬师长，看到我们都老师长老师短的叫，很亲热。很快我们就和贵州这批学生打成了一片，直至他们毕业若干年后还保持着联系，记得他们毕业三十周年庆典在贵阳举行，还特地发来邀请函，令我十分感动。有意思的是，七九届财务会计专业有个学生叫韩明秀，她家住贵阳市黔灵东路，她父亲是贵阳卷烟二厂的职工，每周六她都要回家，周一早上返回学校。恰巧我有时去黔灵东路一号的亲戚家，就会经常碰见她，同乘学校交通车在喷水池站下，又同路走到黔灵东路，周一早上又在同一时间在喷水池站等学校交通车，彼此间都很熟悉，但就是不好意思交流讲话，直至我结束访学，要回浙江了，有一天，她特地到教师宿舍来看我，送了我两条他父亲贵阳卷烟二厂生产的甲秀楼牌香烟，讲了一些临别赠言，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听说她毕业没留住贵阳，被分配到贵州省息峰县工作，一别几十年的不知音讯。也是缘分，几年前碰到贵州学校的老师，才再次与她取得了联系，现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们会经常交流。韩明秀告诉我，毕业后她先到息峰县工作，后来与丈夫一起调到了安顺市烟草公司直至退休，现在又回到了家乡贵阳市定居，她女儿女婿都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博士，在贵阳市的大医院工作，现在她的退休生活可谓丰富多彩，看书旅游，音乐茶吧，钢琴，萨克斯，长笛样样精通，很幸福，听之言我很欣慰，衷心祝福她！ 我的贵州学生韩明秀，正徒步林海雪原 在贵州，我们与教研室同事一道，带学生去贵州各地专业实习，并一起参加贵州省、市举办的许多专业业务会议，培训班等；走遍了黔东南州，黔南州，兴义州，及遵义，安顺，黔西，毕节，大方等州市的很多县、市。 1979年遵义火车站 1979年于遵义会议旧址 1979年于遵义会议旧址 1979年贵州省安顺市孔庙 1979年，与同事们在遵义（右起赵明，李伟，彭民黔，蒋利民） 1979年贵州省娄山关战场遗址 1979年，贵州黄果树瀑布 　　那几年，贵阳的生活比较艰苦，初到伊始很不习惯。 首先是饮食，贵州人嗜辣而江浙人喜欢清淡，这种口味习惯的差异，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接受或适应这种饮食习惯，我将无法在此生存。好在以前家里父亲烧菜时，也偶尔会放点辣，所以稍辣点的菜，我只要吃少量或加点开水冲淡些，还是能够接受的；可是杂粮饭我却始终不能适应，当时，贵州省居民每月粮食40%杂粮60%大米，杂粮里主要有玉米，番薯，及灰面（面粉）。有趣的是，第一次路过食堂，看到饭堂的饭筐里黄灿灿热腾腾的饭，我以为是蛋炒饭，激动地跑回宿舍告诉蒋利明：中午有蛋炒饭吃，我们俩兴冲冲拿着碗筷赶到食堂，心想今天要多吃点蛋炒饭，那成想，买了一大碗“蛋炒饭”吃了一口就傻眼啦，满口的玉米渣渣，根本咽不下去，一问才知道是玉米饭，之前我们不要说吃，就连见也从未见过此物。 之后，我们慢慢适应了贵州当地的生活，随乡入俗学着吃各种杂粮。相对来说，灰面馒头，番薯窝头或玉米面条，玉米发糕稍好吃些，但始终吃不惯包谷饭，那东西实在糙口难咽。 因学校没有餐厅，所以饭打回来后，一般都是在宿舍或办公室里吃。在宿舍区，有家属养了许多鸡，时间久了，这些鸡也认识我了，因为我每天打饭回来，走到宿舍楼前，总要把碗里的玉米粒渣扒拉一些给鸡吃，所以这些鸡只要看见我，远远的都会跑过来，围着我，我也不让他们失望，每天都有他们吃的，好笑的是，这些鸡后来只要看到我，就是空着手也围着我转，还跟着我到办公室玩。 1980年与贵州大学教师，好朋友沈江南一起，他后调南京大学工作。 在贵州省供销学校大门口合影 我正在教师宿舍楼下吃午饭一大群母鸡围着我，争先恐后抢吃我的的玉米渣子饭 可能是饮食习惯或节省粮食吧，那时候，贵阳市的企事业单位食堂周日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一般在10点，中午餐没有，下午4点钟开始供应晚餐。刚开始我们很不适应，年轻人睡不了懒觉，早早就醒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没有东西吃，一直要熬到10点钟才有饭吃，晚餐又吃的早，等晚上八九点钟，肚子就饿得慌，学校地处荒郊野外，校内又没有商店，实在不行，我们只得到校门口的小摊摊上买碗“粉”垫垫肚子（贵阳小吃，就是大米做成的粗米线），我还记得，米线上面如放点油炸黄豆，榨菜粒的一角二分钱一碗，如果是油炸花生米的一角五分一碗，更好些放点牛肉粒的则要二角五分钱一碗；就这小摊摊还只有白天有，晚上摊主都收摊回家了，什么都没得吃。后来学乖了，在早餐时就多买个馒头或窝头存起来，等肚子饿时去办公室炉子上烤烤吃，你别说，这就解决了大问题。因贵州产煤，每个办公室里都安装有煤炭炉子，一根长长的铁管子把废气接到窗外，一年四季都炉火旺旺，平时办公室烧开水，中午在炉边热饭烤馒头，一举两得，很实用。 贵州省供销学校地处贵阳市郊区，交通不便，取个邮件或买点日用品都要到三桥去办。三桥是个小集镇，到市里有公交车，但到学校没有公交线路，从学校到三桥是条很陡、足有35度角的大斜坡公路，约2—3站路远，没有公交车，只有郊区车或长途客车会经过这里，校门口没有停靠站。但这里却是郊区农民进城的必经之路，平时来来去去的大马车很多，贵州产马也有驴子（成语“黔驴技穷”说得就是贵州驴子）学校门前马车、驴车哒哒声不绝于耳，但不能载人，所以我们到三桥办事，来去都得走路，很累且不安全，我经常看到大马车“溜坡”翻车，呈现着现实版的“人仰马翻” ，血淋淋的犹如灾难大片“，太可怕了。 每逢周六周日，我们也会约伴到贵阳市区闲逛。要么起个大早搭学校交通车去，或者走路到三桥，再乘公交车，一去就一天，一般等晚饭后再坐公交车到三桥，然后走路返回学校。作为省会城市，那时候的贵阳市居住人口密度高，街市还比较热闹，虽说核心城区面积不是很大，但商业集市繁荣，一般的生活用品都能买到。我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主要有两处，一是止林菴，就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至喷水池站这条街道，马路宽阔，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挺立，遮云闭日，城市绿化很好，再加上街道两旁各种商店，饭店，各色小商品摊，小吃摊及算命卜卦摊、旧图书摊铺众多，到此走走逛逛，很是惬意，是我在贵阳最喜欢逛的地方；此外就是黔灵公园，当时的黔灵公园不收费，游人也不多，山清水秀，特别幽静。除偶尔会碰到几只野猴外，没有像现在野猴成群，还时有野猴“抢劫游客”的恐怖事情发生。像黔灵山上的弘福寺，曾经关押过张学良的麒麟洞，黔灵湖等，都是我经常走的地方，有时想家了，拿本书，在黔灵湖畔草地上一躺就是半天。 黔灵公园大门前合影 黔灵公园大门 黔灵公园长廊 黔灵公园鸿福寺 第二学期开始，我和新疆的帕提古丽一起，到贵州大学农学院进修微生物学，植物学及生物化学课程。贵州大学在贵阳市郊的花溪区，离市区约三十几公里，这里风景优美，是贵阳著名的风景区。每周我们要去贵州大学上四天课，每天早上五点种就要起床，简单洗漱后，准时搭乘学校的交通班车到贵州汽车总站下，然后乘坐短途客车到花溪，或者在贵阳市的次南门转乘至花溪的郊区公交车走，反正从市区往花溪没有直达车，都要转车，挺不方便的。 花溪公园与贵州大学山水相连，景色秀美，风景如画，非常漂亮，公园占地面积很大，那时候我们去贵大都走捷径：即从花溪公交车站下车后，直接进花溪公园大门，穿过景区就是贵州大学地界了，贵州大学没有围墙，学校和公园几乎是连接成一片，所以，贵大的师生都把花溪看成是自家的后花园，课余都在公园看书散步或在草地上玩耍，八十年代初时兴集体交谊舞，故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学生在跳舞，很是悠闲。教我们微生物学的王乃亮教授，江苏人，早年山东青岛海洋学院毕业，对我和帕提古丽特别好，我们的中饭几乎都在他家里蹭吃，因贵州大学当时的教授不多，所以学校分给他半幢小别墅（和另一教授合住），王老师没带家属，平时就一人住，所以我和古丽就给他添热闹了，当时他带有两个研究生，后来就把我和古丽与他的两个研究生编成一个小组，平时上理论课，做实验，还有后来到贵州各地专业调研或做课题，王老师都带着我们一块，我们也和王老师结下了深厚友谊（八十年代后期，王老师带研究生来浙江农大开会我们还见过面），此外，教我们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及生物化学的谢老师，微生物实验室的丁老师待我们都很好，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记忆犹新，非常怀念这些老师们。 帕提古丽年纪比我小，活泼开朗，我就像带小妹一样，每天带着她赶车上课，她是新疆柯尔克孜族，老家在新疆伊犁，因信奉伊斯兰教，平时吃东西不碰油腻荤菜，而当地又无清真食堂，所以每天在外吃饭是个头疼的事情，在花溪的城区我们寻访了好多店家，最后选定了一家经营牛肉粉的店铺，作为我们俩吃饭的地方，店铺老板也很关照，每次给我们做的牛肉粉都是单独另做，用新灶具新碗筷，解决了我们吃饭问题。记得有一天恰逢什么节日，我和古丽下午做实验下课迟了，就在花溪街上找了家菜馆，但是看了半天没有古丽合适的饭菜，此时老板过来搭讪，我告诉他古丽的民族和饮食顾忌后，老板立马亲自下厨，按清真要求，炒了好几个特色菜，其中有至今还记得的宫保鸡丁，太好吃了，而且还给我们打了折，把我和古丽感动的不知说啥，这也是当年为数不多的高兴事之一。 与帕提古丽，湖南湘西花垣农学院小徐在花溪 贵阳花溪公园 贵阳花溪水碷桥 贵州大学生物系主任谢教授家花园合影，谢老师教我们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及生物化学，他是薛金仓老师西北大学同学。 贵阳花溪公园 与新疆的袁放，贵州黔南州供销学校雷鸣在花溪 一直以来，人们对贵州并无好评，留下的都是“穷”、“落后”的印象，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称，。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贵州是个好地方。 我在贵州学习生活近两年，感觉贵州是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宜人城市，它四季如春，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常年绿树成荫，姹紫嫣红，而且生活节奏缓慢，在此工作生活是很惬意的。由于境内喀斯特地貌山地较多，因此遍地奇山异水，怪峰溶洞，峡谷风景甚多，是个旅游大省，出门就是大景点，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在此工作生活，一点也不比内地城市差。此外，贵州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人们平时戏谑的“贵州十八怪”，其实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风，我们是少见多怪，并非是落后的标签。 1980年12月份，我结束了在贵州的两年访学交流，离开贵阳，返回浙江。临行前学校领导，老师们纷纷为我设餐饯行，特别是离开了朝夕相处的伙伴们，真有点难舍难分。 几十年前的一次学习机会，让我和贵州结下来不解之缘，此后我曾十数次路过或专程来贵阳，我都要到花溪之畔的贵州大学，三桥和尚坡的贵州省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贵州供销学校现已升格为高校）走走看看，和老朋友们吃顿饭叙个旧，这就是缘分，这辈子是无法忘怀的…… 2023年与老同学，老同事蒋利民。 2013年在贵阳，与贵州省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老朋友许大文 2013年，与当年老朋友，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一起 2013年，贵州黔南州，与当年伙伴雷鸣一起，时任该校领导 与雷鸣在贵州省都匀市剑河之畔 2013年，在贵州省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与党委书记及雷鸣一起 2013年贵州黔东南州西江苗寨 2006年，我去俄罗斯海参崴及滨海州考察交流，在哈尔滨开会期间与赵明合影。赵明时任黑龙江省供销学校（省商务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2005年，与帕提古丽在乌鲁木齐，帕提古丽时任新疆自治区供销大酒店总经理 2005年与帕提古丽，袁放在新疆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与新疆财经学院袁放一起 在新疆财经学院与袁放父母亲一起 2005年乌鲁木齐，与时任新疆自治区供销大酒店总经理的帕提古丽一起 帕提古丽近影 帕提古丽近影 帕提古丽幸福的一家，她都当奶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