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舟的“三化”言论及“反右”运动中遭受批判的情况

苍鹭捕鱼

　　张汝舟，原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我国古汉语、声韵、训诂及古天文历法方面的著名学者。

1957年5月下旬，在贵州省委统战部召开的知识份子座谈会上，张汝舟因发表所谓的“三化”言论，即“奴才进步化、党团宗派化、辨证唯心化”而遭到批判。随后“反右”风暴来临，被打成右派，与当时贵州的“头牌”右派吴剑平、吴道安等齐名，称为“极右”。

张汝舟早期生平

张汝舟，名渡，号二毋居士，取《论语》“毋欲速毋见小利”之义。生于1899年，安徽省全椒县人。

1926年，张汝舟考入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师从黄侃、吴梅等著名学者。大学毕业，张汝舟先后在安徽省立六中、国立八中任教，1941年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蓝田师范因位于湖南省溆浦县蓝田镇而得名。由于抗战爆发，许多大学停办或迁往内地。当时在蓝田师范任教的，有钱钟书、储安平等著名教授和学者。钱钟书小说《围城》里描写的“三闾大学”，就是以蓝田师范为原型创作的。解放后蓝田师范更名湖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

1945年，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钱堃新因与张汝舟在东南大学、蓝田师范相识，知其学问，于是邀请张汝舟到贵大任教。时任贵大校长张廷休聘张为中文系教授，张廷休与张汝舟也是东南大学校友。由于历史原因，当时贵大中文系教师阵容鼎盛，除系主任钱堃新教授外，还有张汝舟教授、田君亮教授（后为贵大校长、贵州省副省长）、赵伯愚教授、蹇先艾教授（后为贵州省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汤炳正教授、李独清教授（后为贵州师大中文系主任）、王佩芬教授等。

在贵大任教时，为了教学需要，张汝舟深入研究汉语语法，写出了《国文文法》、《简明语法》、《汉语语法发展简史纲要》等专著，这些论著从古代章句训诂入手，整理归纳出一套汉语语法体系，简明而实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汝舟去世后，以贵州大学为主，整理出版张汝舟遗著。以上专著编辑为《二毋室汉语语法丛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汝舟在声韵学、训诂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继承了章太炎、黄侃的学说，因此被称为“章黄学派”的重要传承人。古代天文历法是张汝舟的平生绝技，他潜心研究，自成流派，独树一帜，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春天，全国性的学生反饥饿运动波及贵阳，贵大学生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上街开展游行活动，部分学生遭到逮捕。张汝舟则四处呼吁营救，并冒着生命危险，去到省政府面见省主席谷正伦，抗议乱捕学生。他凭着自己的社会声望，以身家性命担保被捕学生，当局迫于压力，最后不得不释放了学生。

建国后张汝舟的学识得以充分发挥，大展才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肃反运动开始，张汝舟因解放前夕在贵大的表现遭隔离审查，无辜身陷囹圄，后因查无实据得以昭雪。恢复自由后，张汝舟有感于党的实事求是政策英明，要加倍努力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写下了《途中雨霁》一诗：

急雨风回忽放晴，

软泥更觉草鞋轻。

行人包裹忙收拾，

要趁斜阳赶一程。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贵州大学撤销，中文系被合并至贵阳师范学院，张汝舟和李独清等教授随即到师院任教。

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的老师中，张汝舟其貌不扬，最不起眼，但因学问高深，很快即征服了学生。张汝舟上课从不看讲稿，有时连讲稿也不带，但讲起课来滔滔不绝，诸子百家、先秦典籍、诗词歌赋，烂熟于心。

他的学生回忆，汝舟先生“黑瘦矮小，布帽，戴深度近视眼镜，衣裳暗淡而沉重，显得颇为清寒。”张汝舟在他的中山装里，常揣着一个小本子，遇到提问或回答有点道道的学生，立马取出本子，然后从深度近视眼镜片后瞥出一道眼光，盯住学生，记下名字，并用红笔圈上，这就是张汝舟的“红三角”。红三角是张汝舟要着力培养的，并说毕业后可达到讲师水平。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张汝舟的“红三角”也被翻出来遭到痛批。

整风鸣放 祸从口出

1957年4月下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之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从1957年5月8日开始，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以此相应的，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也邀请相关人士举行座谈。从5月22日至6月12日，座谈共举行了十二次，先后被邀请参加座谈的有一百多人，会上有六十多位各界人士发了言。

时为贵阳师范学院教授的张汝舟，也被邀请参加座谈。他兴致勃勃，在5月28日的座谈会上激情发言，提出了所谓的“三化”言论。一时平静的水面像扔进一颗炸弹，波涛汹涌。从此张汝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后半生也由此改变。

张汝舟所谓的“三化”，即“奴才进步化、党团宗派化、辨证唯心化”，在座谈会上是怎样“出笼”的呢？

张汝舟参加座谈会前，对发言进行了准备。座谈会当天，他先从自己解放初期在“肃反”运动中遭到诬陷谈起，平反昭雪后，心情舒畅，热情高涨，甚至念了前述的《途中雨霁》一诗。

接着张汝舟谈到高校领导，还是和风细雨般。说领导们政治水平一般是高的，对党的统战，对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了解的，知道办高校要靠老教师。自此，老先生话锋突然一转，说老教师们身受的不是“被统一、被团结”，而是“被歧视、被怀疑、被打击”，为什么知识分子政策不能执行呢？老先生接着说：“据我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奴才进步化，二是党团宗派化，三是辨证唯心化……”一条一条射将出来。

张先生够天真、够大胆，党让你提意见，让你按“双百”方针“鸣放”，你真的一二三就来了。这和中央统战部开座谈会时，章伯均提“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以及储安平的“党天下”一样如出一辙。

在张汝舟的“三化”言论中，反响最大也是后来遭受批判最多的是“奴才进步化”。这触及了不少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神经。张汝舟原话是这样说的：“解放前大批知识分子都生活在腐烂的、恶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因此，解放后高校里就不可能不遗留下来或多或少的奴才。他们会向党领导抛售廉价歌颂，会一跃而为进步分子，甚至入了党。当然这是个别学校和个别人的情况，这叫‘奴才进步化’。”

这段发言中，有两个敏感词句，一是“奴才”，二是“向党领导抛售廉价歌颂”，虽然加上了“个别学校和个别人”，但听起来非常“刺耳”。

在座谈会后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并没有人对“三化”言论提出批评，相反“鸣放”还在继续进行。

5月31日，贵州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决定，要在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中进一步放手开展批评，推动整风运动的开展。

在这样的宣传舆论导向下，省委统战部于6月1日召开了第9次座谈会。同样来自师范学院的姚公书教授发言，谈到个别党员忘了自己的责任，自高自大，这是社会地位变化引起的。贵阳中医院石玉书院长发言，他说党对民主人士不尊重、不信任、不放手、不放心。民革成员、省农业厅副厅长刘鹤鸣谈到有职无权，想退休回家。看来，发言者仍然放得开，都还没有“收手”的意思。

此后，整整一周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般认为，这是整风运动的转向标，标志着“反右”斗争的开始。

6月9日，贵州省委统战部继续召开座谈会，这是第10次座谈。会上各界人士继续提出批评意见，大家似乎没嗅出一丝战前的硝烟味。张汝舟再次放言，主要谈民主党派的“回顾与前瞻”：“党在今天，诚然是‘飞龙在天’，不如此，不能放射六亿人民史无前例的光耀。可是‘飞龙在天’就邻近‘亢龙有悔’。”

说党的领导邻近“亢龙有悔”，老先生确实天真大胆！

批判开始 轮番轰炸

对张汝舟的批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已知的情况，应该是6月11日省委统战部召开的第11次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张汝舟从前在贵州大学的同事，省文化局局长蹇先艾对“奴才进步化”进行了批驳，他说：“尽管我们对张先生的学术文章很佩服，但我始终认为他把“奴才进步化”这顶帽子戴在入党的知识分子的头上是不合适的。我也不赞成在批评党员或者非党同志的时候，采用谩骂的口吻。鲁迅先生就说过：‘恫吓与辱骂不是战斗。’”

看得出来，蹇老的批评是文人式的蜻蜓点水，并称张汝舟为先生，还肯定了张汝舟的学术水平。

6月12日，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这也是最后一次座谈，会上民盟翁祖善发言：“有人不够冷静，感情用事。比如张汝舟教授骂个别入党的知识分子为‘奴才进步化’，把承认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有成绩，说成是‘廉价抛售歌颂’，是知识分子进身之阶，这就无异在人民嘴上贴封条，不准说共产党好。这怎能令人心服呢？”

翁祖善先生的批评同蹇先艾先生一样，也是温和的。

由于是最后一次座谈会，省委统战部长惠世如作了总结发言，他没有批评任何人，只是说省委十分重视大家所提的批评意见，并且肯定大多数批评意见是正确和善意的，要认真地加以处理和改进。有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至此，整风的“鸣放”座谈会结束，惠世如部长代表省委发言定调，似乎一切将过去了。

然而，“反右”风暴才刚刚来临。在北京，已开始驳斥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在民主党派内部，也开始了对章伯均、罗隆基的批判。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事情正在起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变化。从北京开始，反击的狂风暴雨，倾泻而下，让人猝不及防。而在贵州，虽然慢了半拍，却也是接踵而至。

6 月21日，省政协召集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对张汝舟、吴道安、吴雪俦等人的言论进行批驳，大家表示要坚决与右派的反动思想划清界限。省政协副主席田君亮带头对“奴才进步化”进行了驳斥，田君亮教授也是张汝舟解放前在贵大中文系的同事。

而大规模的批判，是在张汝舟任教的贵阳师范学院。

6月22日上午，师范学院召开教职员工座谈会，批判张汝舟的“三化”言论。政治教研组Z老师发言：称“三化”充满了对进步知识分子的辱骂，对党的诬蔑。张汝舟百般辱骂的企图很明显，他认为这样一骂，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对党疏远，以削弱党的力量。

俄语系某讲师说：张先生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是在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试问在坐的知识分子都是奴才吗？照张先生的逻辑看来，应该象他那样辱骂党，“清高”“有骨气”，使知识分子离开党才算正确？

在教职员工座谈会的第二天，师院中文系部分同学邀请政治教研组的老师对张汝舟进行批判。还是头一天发言的那位Z老师率先开火，她说：张汝舟在学生面前吹嘘出身贫农，把自己描写得十足的进步。果然有少数同学被他迷惑，同情他这个旧社会的“好人”。但是张汝舟解放前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谁都知道张汝舟是原贵大校长张廷休的走狗。在蒋介石寿辰时，张汝舟题诗祝贺，这不是十足的卑劣奴才吗？张汝舟在解放前反饥饿运动时，贵大学生罢课，教师们纷纷响应和支持，而张汝舟却大喊“ 我们宁愿饿死，也绝不变节”。“什么节”呢？就是“至死拥护蒋介石”。

这位Z老师的发言，让人感觉到十年以后“文革”疾风暴雨式的批判风格。

6月24日下午，师院党委再次召开教职员工座谈会，批判张汝舟的“三化”言论。

会议开始，中文系C副教授分析了“三化”的实质：“奴才进步化”，说明张汝舟对进步分子十二万分的仇恨，把靠拢党的进步分子称为“奴才”。至于他所特别强调的是指“个别人”，难道中文教师不懂得“化”字的含意吗？我们栽一棵树，能不能称它“绿化”嘛？关于“党团宗派化”，是在替多数人鸣不平的幌子下，煽动对党的不满。至于“辩证唯心化”，更是明显的污蔑党。

　　接着外语系M教授揭露张汝舟使用两面手法，在“三化”言论受到批判后，散布空气说，《贵州日报》把他的发言“剪头去尾”，因而才成了错误的谬论。企图把散布反党言论的责任推到报社身上，好象他没有讲过“三化”似的。

在许多老师发言批判后，张汝舟作了检讨。他说：“前两天还认识不到我的讲话有迷惑人的力量，因为讲稿给院长看过的。我太糊涂了，‘三化’只为发泄私怨，没有想到在社会上会起什么恶果”。张汝舟承认“三化”是三颗炸弹，“奴才进步化”会炸进步人士；“党团宗派化”会炸共产党；“辩证唯心化”会炸革命指南针——辩证唯物主义。这些所谓炸弹，在他手里并不是炸弹，只有被坏人利用的时候，才有破坏作用。

在张汝舟检讨后，老师们纷纷发言，表示检讨空洞、不老实。说发言稿是经过院长看的，就是要把责任推给院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院长康健不能再作壁上观了，于是他发言说：反右是思想斗争，是用说理的方法来辩白是非，因此应该冷静地坐下来作思想交锋。希望张汝舟先生好好地考虑，进行辩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谁压服谁。但也不要作假，不要金蝉蜕壳。

康健院长的这个发言像白开水一样无味，有点隔鞋瘙痒的意思，老师们是不满意的，但碍于院长也不好说什么。不久以后，康健就被打成右派，免去院长职务，下放到贵州交通机械修配厂当副厂长去了，一直到“文革”结束获得平反，担任贵州省社科院院长兼党组书记。

本来这个座谈会是批张汝舟的，但教务长朱厚锟却自己作起了检讨。他说：“我曾把人事部门称呼为一个砌墙的‘专业公司’，把党团员称为砌墙的助手，把积极分子称作为砌墙的义务劳动者，是非常不恰当的，是信口开河，一时兴到笔随。”并称这都是他的自由主义和所谓幽默感在作祟，有点类似费孝通的温情主义，还得加上自由主义和感伤主义，还说自己是一个“中间偏右”的人。

这个朱老先生，在这种场合，别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却往套索里钻。随后朱厚锟也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加上“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批斗。

朱厚锟先生是贵州织金猫场人，生于1900年，与后来的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系本家。

朱厚锟先生年幼时勤奋好学，1920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回贵州任教，50余年矢志于贵州教育事业，曾任贵州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副教务长。1953年院系调整，撤销贵州大学，调贵阳师范学院任教务长。

连续三天的批判会后，照壁山下的师范学院消停了几天。

6月27日，硝烟又起。学院中文系举行座谈会，邀请全校师生参加，到会的一千多人把联合教室内外挤得满满的。

中文系的C教授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示坚决不同意张汝舟前次的检讨，并对“三化”言论作了进一步批判。

另一位老教授为求自保，也发言“揭露张汝舟一贯的反动面目”。他说，张汝舟常常宣传他是贫农出身，可是他念过小学、中学、大学，而且做了教授，试问贫农出身的人能不能做到？

这“揭露”就有点搞笑了，照老教授的说法，贫农出身的是不能念大学，甚至不能做教授的。

眼看进攻火力过猛，张汝舟先生在这天的会上又作了检讨。说自己是修正主义，他的思想是“受了佛学、儒学的影响，今天人赃俱获，无处抵赖，赤裸裸地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最后表示希望大家再进一步帮助他。

由此看来，张先生在遭受连续批判后，似乎有点乱了方寸。

十多天以后，师院中文系于7月10日和11日连续举行座谈会，对张汝舟再次进行批判，主要是揭发其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煽动少数学生向党进攻。

问题越搞越大，性质也越来越严重，已经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层面。

会上，张汝舟先生又作了检讨，这是他的第六次检讨，但是仍然不能过关。他说自己的“反共封建统治思想七、八年来原封未动，直接供应了一部分同学向党进攻的火药”。

在这次批斗中，张汝舟教授的几个学生反戈一击，揭露老师指使他们撰写向党进攻的反动文章，并且面授机宜，要围绕几个要点去驳倒政治教研组的反批评。学生们还批驳老师的一套做人道理：说求学问容易，做人难，不要随波逐流，做保尔那样的人并不难，要做屈原、司马迁、曹雪芹那样的人才难。

这种内部的进攻，搞得张汝舟“满头大汗，狼狈不堪，顽抗抵赖的手法完全破产了”。

在经历无数次批斗，以及作了七次“检讨”后，张汝舟仍然不能“过关”，最终还是被打成“右派”。由于他的“三化”言论性质恶劣，被打成贵州顶级“右派”，称“极右”。

遣送回籍 晚境凄凉

张汝舟被打成“右派”后，往日风采不在，郁郁寡欢。1958年贵州大学恢复重建，张汝舟离开了令他伤心的贵阳师范学院，重回贵大任教。

张新民教授是贵大子弟，他回忆小时见到被打成右派的张汝舟时说：“谈起另一位大学者张汝舟先生，我心中便会感到阵阵不安和忏悔。事情得追溯至他被打成右派时，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我们一群小孩子不懂事，常尾追在他后面，齐声连喊：‘右派分子张汝舟，右派分子张汝舟……’记得汝舟先生总是头也不回，一路小跑似的匆匆向前走。他个子矮小，却颇有古风，但总是低头走跑，就连碰见小孩也有意回避。”

回贵大任教的张汝舟刻意低调，1963年，他怀着苦闷心情，写下《临江仙·花溪春兴》一词：

卅载湘黔空有误，

频年伏案低眉。

乘风破浪素心违。

有身难许国，

虚下董生帏。

大地春莺惊晓梦，

醒来面目全非。

江南虽好不须归。

花间双蛱蝶，

时傍老人心。

到了1971年，张汝舟先生在贵大也待不下去了。江南虽好也须归，72岁的他被遣返回安徽滁州老家务农，读书著书了却余生。1978年，张汝舟获得平反，随后受聘于家乡滁州学院。1982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