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和我的故事（散文）

杨乃华

我土生土长在农村，祖辈都是农民。我们家哥四个，我排行“老疙瘩”。当年大哥是50年代的大学生，在沈阳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在哈尔滨一所军工厂工作。二哥高中毕业在县城教学。三哥初中毕业后和父亲一起，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我念完小学正赶上“文革”时期，只好回乡务农。

三哥是干庄稼活的一把好手，不论是种地、铲地、割地，他都是“带头人”。就说割地吧，那些“老把式”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更是让人羡慕地竖大拇指。他割小麦拿12个苗眼，挥起镰刀转身就是一抱，回首再站着的麦子上打个绕子捆上了。割黄豆最累，腰弯下去像走路一样，手中的镰刀跟收割机一般。割高粱是农村最难干的活，一般人手拿两三根还耍叉，可三哥左手往前一推就是一捆，割同样的地，两个人也赶不上他……

那年我和社员一起割黄豆，每人分两条长垄，别人把两条垄都割到头了，我一条垄才割一半。大家临时“歇气”（休息的意思）时，三哥得不到休息还得接我。就这样，三哥回家跟父母说：“别让我老弟再干了，他不是干农活的人。”大队孙书记出于对我的照顾，让我到大队卫生所学习制作注射用蒸馏水，以后我再也没干过农活。

1972年冬天征兵季，三哥偷偷给我报了名，通知体检时让我大吃一惊。参军入伍临走的那天，三哥亲自送我，并眼含热泪叮嘱说，“当兵很艰苦，你要挺得住呀！”我点了点头让他放心。开往县城的汽车启动了，我在车上摆手让他回去，他却跟着汽车跑了好长一段路……

三哥爱好钓鱼，我上小学的时候，每逢节假日，他都领着我到江边河边钓野鱼。那时钓鱼的设备很简陋，他把母亲做针线活用的小针烧红后，用钳子折个弯做成鱼钩，找来一根长木棍，在上头绑一根竹条，拴上细线绳，线上拴一节高粱秆作浮漂，这就做完了一把鱼竿。在附近的地里随便挖几条蚯蚓作鱼饵，即使钓上鱼来，只感到新鲜好玩而已。

后来钓鱼也成为我的一种消遣和爱好，既愉悦身心，又增加情趣。我在部队提干后的那年，第一次休假回家探亲，三哥领着我到富江岛去钓鱼。从家到富江岛6公里的路程，来回全是徒步。早上天刚放亮就出发，带上几个玉米面大饼子、咸菜条和水壶，睌上回到家太阳已经落山了。每次都有渔获，虽然很辛苦，但心情是愉悦的。

如今想起那一桩桩、一幕幕的往事，我时常感到：三哥不仅是我生活中的帮手，更是我人生路上的风向标。可让我感到后悔的是，三哥因病走的那天，我在海南因事没能赶回老家给他送行，这成为我一生的遗憾。直到今天，我常常在梦里梦见他，三哥那种朴实、勤劳、善良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