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小偷

晨风的书屋

警察与小偷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悠然散步，暖融融的阳光洒在身上，惬意极了。忽然，一个熟悉又带着几分陌生的声音传来，像是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小学同学阿彬。好多年没见了，几十年岁月，将阿彬的头发染白了大半，他的脸上也刻满了生活的皱纹，但他那眼神里，依然有着儿时的几分纯真。

看到阿彬，我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思绪瞬间飘回到1966年的秋天。那年，我小学刚毕业，“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了，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整天无所事事，东家串西家就成了日常。阿彬家离我家不远，他家是一座带着天井的老房子，青瓦白墙，透着一股古朴的韵味。

阿彬他爸是中学的历史老师，学识渊博，为人和善。可“文革”的风暴一来，他就被无情地卷了进去，成了臭老九，被拉去批斗。家里的书箱子都被倒扣在床底下，上面还盖着厚厚的旧棉被，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知识、那些过往都藏起来。曾经摆满书籍的书架，如今只剩下最上面孤零零地立着一个铁皮饼干盒，在昏暗中显得格外突兀。

他爸的小书房，是我印象中最神秘的地方。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缝隙，一束微弱的光从那里透进来，照在满墙空荡荡的书架上。那天，阿彬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书房，当着我的面，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饼干盒。盒子里垫着防潮的油纸，裹着三四本书，最上面就是那本《警察与小偷》。

我迫不急待地翻阅起来，剧本里的安东尼奥为了给孩子买双鞋去偷东西，被警察追得像只无头苍蝇，最后钻进了死胡同。当阿彬念到“他怀里的皮鞋盒被挤扁了，露出半只棕色的小皮鞋。”时，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巷口修鞋的老王家的小儿子的模样。那孩子总光着脚在煤堆上跑，脚后跟裂着一道道血口子，看着就让人心疼。

那个警察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总在巷口的路灯下抽烟，地上扔了一地的烟蒂。他好几次都能抓住安东尼奥，但总是在最后关头慢了半步。有一回，安东尼奥的孩子发烧了，他情急之下偷了药铺的退烧药。警察追到桥洞下，看到安东尼奥把药塞给哆嗦的孩子，自己却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刻，我扯着阿彬的袖子，着急地问：“他为啥不抓他？”阿彬挠了挠头，皱着眉头想了想说：“可能……他也觉得安东尼奥可怜吧。”那天，我们把剧本看完时，天已经黑透了，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声。阿彬把书重新裹进油纸，塞回饼干盒，又往里面垫了几层旧报纸，说这样潮气进得慢些。

我临走时，他反复叮嘱我：“别跟外人说，我爸说这书是修正主义毒草。”可我心里全是安东尼奥蹲在桥洞下的样子，还有那个警察转身时肩膀垮下来的弧度，怎么也挥之不去。那时候，学校里天天喊“阶级斗争”，墙上的标语红得刺眼，就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烧得人心里发慌。

老师教导我们，警察是无产阶级的铁拳，小偷是资产阶级的尾巴，抓起来就该狠狠砸断。可剧本里的警察却不是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犹豫不决。总想把这事去问老爸，可是老爸那时在“五七”干校改造思想，根本见不到人。所以，这个疑问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越长越大。

后来，阿彬的家被抄了，他爸被带走那天，巷子口停着一辆卡车，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气势汹汹地把床底下的书箱子都拖了出来，堆在院子里，一把火就烧了起来。我站在人群后面，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铁皮饼干盒也被扔进火里。牛皮纸封面卷了起来，在火中翻滚着，像一只展翅的黑蝴蝶，想要挣脱这无情的火焰，却终究无能为力。

后来，我进了工厂，生活平淡而又充实。再后来，我又上了大学，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心里的警察，永远是一身笔挺的警服，目光如炬，抓小偷时动作干净利落，像演样板戏一样，完美得没有一丝瑕疵。可我总想起火中那只黑蝴蝶，想起安东尼奥怀里扁了的皮鞋盒，想起身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些指鹿为马的小人。

阿彬告诉我，他爸平反后回了学校，可惜那些书再也找不回来了。“其实那本《警察与小偷》，我爸根本没看完。”阿彬笑着说。我们都没说话，静静地坐在那里，身外车水马龙，像极了当年烧书时的火焰声，噼里啪啦，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这时，我又想起安东尼奥怀里的皮鞋盒，想起那个在桥洞下转身的警察。

我忽然懂了，《警察与小偷》剧本里的台词里，藏着比书本更沉的东西，那是人性的善良、宽容和无奈。有些情愫只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像那年秋天，阿彬家的窗帘缝里漏下的那束光，明明灭灭的，但把两个孩子的眼睛，照亮了好多年。那束光，是知识的光，是人性的光，也是我们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记忆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