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1977

翠竹参天

　 我的高考1977

WoDeGaoKao1977



王瑞珠著

自序

朝霞灿烂，余辉嫣红；斗转星移，岁月荏苒。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光阴似流水，逝者如斯夫！转眼，我已届古稀之年。

“人生路漫漫”。的确，人活在世上，正如在漫漫的旅途上跋涉。世上的芸芸众生，有谁不是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或一帆风顺、或磕磕绊绊、或叱咤风云、或平平凡凡地朝前走？

人云：人生如梦。我的人生并不如梦：孩提时父母姊妹的悉心呵护、少年时的顽皮蒙昧、青春时的寒窗苦读、壮年时的中流击水、花甲时的宝刀不老……人生的脚步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切、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

人亦云：岁月如歌。我的岁月也不如歌：诚然，我当学生时曾经从老师的手中接到过一张张优异的成绩单，“躬耕陇亩”时我也曾经收获过用辛勤汗水浇灌出的累累硕果，国内外的四所大学里我曾经畅游在知识的浩瀚之海，北京大学的“圆桌论坛”上我曾经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我曾经饱尝过收到印有自己的名字且被人称之为“经典”的“大部头”样书的喜悦。年过古稀的我还伫立在全国各地的三尺讲坛上传道解惑……

这些都可谓是人生中值得欣慰之处。然而，“困难时期”生活的苦涩与窘迫、“极左时期”受压制时的茫然与无奈、大地震降临后的断壁与残垣……也诉说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崎岖坎坷。

然而，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一个平凡人的人生——平凡的人走过的平凡的路。

我崇拜从少年时代就铭记于心的前苏联著名作家尼古拉•奥斯托洛夫斯基的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吾将老矣！我将给亲朋挚友、给子孙后代，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一位孩提时的朋友说过：“文字可以延续人的生命。”虽然我已经有几百万字的著作、文章在世上流传，但是那些却不能全然再现我的人生足迹。于是我欲借闲暇之时，写下一些回忆，并几经斟酌取名为《我在旅途》。谨愿读到这些书的朋友们从中能追寻到我的人生足迹，了解我的人生轶事，或许从中还可以感悟出一点儿灵感，获得一点儿人生的启迪。

回忆录拟分为《孩提漫忆》、《青春年华》、《躬耕陇亩》、《我的高考1977》、《大学时代》、《中流击水》、《负笈东瀛》、《我在大自然》等八个部分。本书《我的高考1977》则是其中之一。

这些书所记均为真人实事，并且涉及到我周边的众多人物。因时隔久远，记忆难免有讹误之处，衷心恳请诸位朋友多多见谅。

是为序。

王瑞珠

2017年1月13日

于桑梓睿竹轩

第一章

三月春风传佳讯

一



春天又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我挥洒过辛勤汗水的这片土地。

春回大地，天地万物争相苏醒，展示着大自然的窈窕多姿——到处都是明媚的阳光，到处都是斑斓的色彩，到处是醉人的香馨，到处是飞扬的春色。

1978年的春天，从河北乐亭一中高中毕业的我已经在家乡这片养育我的土地上劳作了整整十个年头了。春种秋收、挖河修渠，“锄禾日当午”、“寒夜披雪归”，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躬耕陇亩”岁月，早已把我磨练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农夫。而且，用我的家乡话说，我已经成了一个“成庄稼人”。用当时时髦的话说，我已经成了一个“牢牢扎根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成庄稼人”意味着诸如扶犁、点种、扬场、簸簸箕等只有“把式”们才能干的农活儿我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新农民”意味着除了一般的农活儿之外，我拿起“锛、刨、斧、锯”能干木匠活儿；拿起瓦刀、抹子、刨锛、大铲能干瓦匠活儿；拿起扳子、钳子、改锥、手锤能修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拿起电工工具能架线、安灯、“接火儿”、修理农用电器。如果能干这些活儿还不足以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话，那么我在海河民兵连当报道员时写的通讯报道和汇报材料使我们的连队一举囊括了“四好连队”、“五好班排”、“六好食堂”三项荣誉称号，连队的指导员被评上了“优秀指导员”，我也蹭了个“优秀报道员”和“优秀政工员”的美誉，连队又涌现出了那么多的“五好战士”，应该足以说明我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民”是有点儿真材实料的了吧？我至今还对身为国家干部的一位革命残废军人，我五次征战海河的连队指导员竟敢让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担任连队的报道员和“政治工作员”感到一种类似于“知遇之恩”的敬意。

十年的农耕生活，我的双手虽然布满了老茧，但是却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我的两脚虽然黝黑皴裂，但是却练就了一副能拉着千斤重的板车健步如飞的铁脚板；不算短也不算长的岁月，无情地在我的额头犁出了一道道深沟；年复一年的劳作，磨砺了我坚韧的毅力，也铸就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格。

回忆起“躬耕陇亩”的漫长岁月，我有一首古风诗深切地表达了我的感受：

躬耕词

投笔释卷回农村，埋首十载问耕耘。

披星锄禾露沾腿，戴月杖犁泥涂身。

酷暑刈麦汗泼雨，严冬浚河寒沁心。

耧耙锄耪堪把式，脱坯烧窑何艰辛。

泥木两作练巧手，电工机手技求深。

谁言劳作为糊口，筚路蓝缕铸琴心。



这首诗的后面，我还写了一段感慨：

自1968年离别乐亭一中，“躬耕陇亩”整整十载。十年耕耘劳吾筋骨，强吾心志，壮吾体魄，铸吾琴心。经历就是财富，吾将受益终生！

记得那时节，沉睡了整整一个寒冬的麦苗正在返青，枯叶丛中刚刚冒出寸把儿高绿绿的嫩芽儿。那时还没到春播的时节，生产队里的农活儿不多，所以男女老少都被派到麦子地里去“捯麦子”。“捯”似乎是家乡的土话，有一种解释是梳理的意思，例如“捯捯脑袋”，就是“疏理疏理头发”。“捯麦子”就是用下边

有三根齿儿上边有两根齿儿的“五齿钩子”在麦子垄上梳理一遍，把麦苗冬天枯死的干叶子梳理掉，给麦苗的根部松松土，为的是让麦苗通风透光，使麦苗更容易舒展腰身，返青拔节。

上工的路上，经过一座名为“悦泽桥”俗称“西大桥”的水泥桥之后，要沿着一段儿长长的河堤往南走。河堤的左边是多年被泥沙积淤了多一半儿的长河，河里的坚冰早已经融化，清凌凌的河水在淙淙汨汨欢快地流淌，河水在春旸的辉映下荡漾着层层金色的波浪。河堤的右边就是我读过初中、高中的母校——乐亭一中，那是培养我、教育我、让我吸吮知识乳汁的摇篮。河堤上植满了垂柳，树上已经抽出了柔嫩的、青青的枝条，枝条上绽出了柔嫩的绿叶。贺知章的《咏柳》描写的正是此情此景：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干活儿了。男女老少几十号人在地头儿一字排开，开始了劳作。“捯麦子”是个轻巧活儿，四、五十岁的妇女们干这种活儿也不会感到吃力，对于我这种“一等一”的壮劳力那简直就像玩儿一样了。

去年冬天雪下得多，今年春天地里的墒情好，空气也格外的湿润。

好清新的空气啊！干活儿的人们不由得张大嘴巴，深深地吸吮着春的气息，如同痛饮甘露似的清爽与陶醉。在家里“猫”了一冬的婶子、嫂子和年轻的姐妹们如同飞出笼子的鸟儿，“三个女人一台戏”，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在空旷的田野上飘荡。几位性格爽快的姑娘敞开嗓子，此起彼伏唱起了欢快的歌。“农家自有农家乐”，庄稼院儿就是如此，一干起活儿来，什么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儿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见到此情此景，我脑袋里闪现出了我在上高三时填的一首词：

忆秦娥

春曲

春旖旎，

东君煦暖催桃李。

催桃李，

莺啼翠柳，

碧波鹅戏。

甩鞭悠响牛耘地，

珍珠点落田畴里。

田畴里，

欢歌飘逸，

笑声飞起。

田野上的春光宜人，活计轻松不累人，不知不觉前半晌儿就过去了。蹊跷的是：刚好收工的时候，我也正好“捯”到了地头上，“捯”到最后一下，我手上的“五齿钩子”齐脖儿断成了两截儿。对于我来说，这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我是木匠，回家不消十分钟我就能给它安上个新把儿。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竟然给我十年“躬耕陇亩”的漫长农耕生涯彻底画上了句号！

二

收工时人们的脚步总是急匆匆的。这是“大把儿哄”那个年

代自然而然形成的。庄稼院儿流传着一句俏皮话儿：“上工似马——马‘蹲坡’，下工如牛——牛惊车”。这也不完全是调侃，农家的主妇们下工之后忙着要回家做饭、侍奉老小、喂猪喂鸡，吃完饭之后还要喘口气儿，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而我今天却神使鬼差般急匆匆地抢在了人们的最前头。一是我的“五齿钩子”把儿折了，得花功夫修好后下晌儿好用；二是自1977年12月15日到16日我参加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之后，等消息已经等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前几天隐隐约约听说有的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发下来了。我自以为我考得成绩还凑合，虽然脸上没有显山露水，可内心里还是时常牵肠挂肚地惦记着这档子事儿。究竟有戏没戏，凡事总要有个结果。

还要提及的是：我们家住在县城。县城里并不全是“旱涝保收”吃“商品粮”的“供应户”，大体有一半人是“土里刨食”的“农业户”。我们家是农业户口，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我所在的七街大队是个“一层楼”大队，也就是在当时中国农村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体系之下，我们大队由于人口、土地比较少，所以没有小队这层编制。从县城中心的“阁上”（乐亭县城东、西、南、北街交叉的十字路口，曾经有一座有名的“拱真阁”，所以这里周边的地方被家乡人称为“阁上”）往西到西大桥，也就是人们称的西街，就是七街。“阁上”西边约30米路北的一

座普通的院落，就是我从1952年到2015年整整六十三个年头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地方。

过了西大桥，刚刚走进街口，一股至今还难以忘却的气氛笼罩了我。街里的一位大叔远远地见到我，像遇到了天大的喜事大喊着告诉我：

“考上了！你考上大学了！北京的大学！”

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但却没溢于言表，心想：“这是真的吗？”随即答道：

“不会吧？我没有报考北京的大学啊……”

“这还有错？我看得真真切切，通知书的信封上明明写着‘北京’俩字儿!”

我确确实实没有报考北京的任何一所大学。虽然我和父辈之间从来没有开过任何一句玩笑，大叔也不会和我开玩笑，但是还是心存一丝疑虑：不会吧，莫非在我报考的河北省三所大学之外，按着“服从分配”的原则，把我录取到了北京的某所院校？又一想，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位大叔是把信封上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校名后面手写得比较潦草的“化工系”误看成了“北京”二字。

大叔再三向我表示祝贺之后，我又心绪难平地朝家的方向走。还没走到家门口，住在西隔壁的一位县医院的女医生正站在门口，一见到我就急急忙忙对我说：

“大哥！通知书来了！你考上大学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确实是大学通知书到了。但是，我仍然故作镇静，言不由衷地回答:

“真的吗？不会吧……”

“快回家看看吧！千真万确，我都看到通知书了！”

按捺住心里的激动，急匆匆地迈进家门。这一切全都是真的了！老父亲把已经拆了封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里，只见上面写道：

学生录取通知书

王瑞珠同学：

经我院录取，河北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我院化学工程系无机化工专业学习。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河北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公章）

1978年3月×日

这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用极普通而且还略显粗糙的薄纸印成的，但是当时拿在我的手中却重如千斤。我真的考上了！广为流传的一段描述人生四大快事的民间俗语说得好：

久旱逢甘雨，

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金榜题名”的确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小学、初中、高中，风里来雨里去，“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坐了十二年的硬板凳，也算得上是十二年寒窗苦读了。莘莘学子们有哪个不盼望着鲤鱼跳龙门，跨进大学的门槛畅游在那浩瀚的知识之海呢？然而，我此时脸上依旧淡定。因为在我走进家门之前，比我更早知道消息的我的三位高中同学已经来到我家等着向我祝贺了。

他们三个人也参加了这次高考。其中一位素质很高的同学因为很特殊的原因中途放弃了考试，有一位的通知书还没有下来，而另一位最后却真的落榜了，所以我只能把内心的喜悦按在心底而不能溢于言表。

大家都在为我高兴。前来道喜的学友、路上遇到的大叔、左邻右舍的乡亲……都高兴得就像自己遇到了喜事一样。为什么消息传得如此之快？原来送通知书的邮递员在县城的大街上一边飞快地蹬着自行车，一边高声呼喊：

“考上啦！考上啦！七街的王瑞珠考上大学啦！”

我并不认识这位热情的邮递员，但是他可能认识我。我的同学们、我的乡亲们，就连我不认识的邮递员都在为我高兴、为我欢欣、为我祝福，那种真挚的劲头儿就好像是他们自己考上了大学，这种真挚的情感使我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感动。这也算“好人终有好报”吧！

成都大学历史系一位77届学生、后来成为法国巴黎某大学汉语言文学学者的刘学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欣然命笔，写了一首诗，名曰《1977年高考录取通知书释怀》。诗中这样写道：

十年光阴恨处闲，今宵怵见羽书传。

春风此喜托双翼，冬雪昔伤抚命缘。

不是苍鹏摧贱雨，哪能群燕跃云端。

瑶台任远何为惧，誓取琼浆谢世间。

文采横溢，字字珠玑。这首诗真实地道出了1977年在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的莘莘学子们深埋在内心的无限感慨与图强宏志。

三

每个人都怀揣过自己的梦想。不过，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

阶段怀揣的梦想是不同的。孩提时有天真的梦想，少年时有虚幻的梦想，青春时有火热的梦想，成年时有务实的梦想。我们这一代人，从启蒙开始就一直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都得到了正规的培养。

小学毕业，大家都盼望能考上一个好的初中；初中毕业，大家都盼望能考上一个好的高中；高中毕业，大家都盼望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我从一上学，就一直在乐亭县条件最好的学校就读。我小学就读的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原“县立高”（乐亭县立高等小学校），我毕业时叫乐亭县实验小学。我初中、高中就读的是河北乐亭第一中学，只是1963年9月把乐亭一中初中三个年级的各两个走读班整体划拨到了新成立的乐亭城关中学，我就在那里念了一年初三。设立这所学校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1961年时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下马的乐亭师范学校的优良师资和先进的教学设备，所以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也堪称一流。然而，一年之后我又重新考回了乐亭一中读高中。

乐亭一中的前身是有名的抗日中学，解放初期曾经是河北省冀东第三中学。我就读乐亭一中的时候，这座学校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之一，号称河北省中学教育系统“小宝塔的宝塔尖儿”。当时乐亭一中大学的升学率每年都在95%左右。也就是说，除了政审不合格的和体检不合格的学生，其

他人好赖都能考上一所大学。人们把这座学校称为“大学生的摇篮”，绝对是实至名归。而且，我们1966届高中毕业生从高中一年级开始，主要学科就由堪称大师的优秀老师们任课，一直跟到高中毕业。所以，如果不出变故的话，我们这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将会高于往届。所以，我们这群莘莘学子人人心怀着上大学的梦想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1966年的5月，结束了高中课程的毕业生们已经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心无旁骛地备考了。体检结束以后，接下来大家都填报了高考志愿。

高考之前填报志愿是件大事，那时主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导处的老师们、各班的班主任和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们根据每位学生的政治条件、学习成绩、身体条件分别给大家把关。我记得：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

我也曾经算是个好学生。虽然上学比同龄人早，而且性情顽皮、贪玩儿好动，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不错，教过我的老师们都非常喜欢我。记得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一共考了政治、语文、俄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八门课程，我考了799分。丢了1分的是语文，其中一道题是把几组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其中一组是把“楊”、“揚”和“陽”三个字写成简化字。比如：“陽 ”的简化字是“阳”，我却顺着前面的杨树的“楊”字和飞扬“揚”字将它的右半边简化成了“杨”和“扬”右边的样子，白白丢了1分，失去了一次“满堂红”的机会。

然而，到了上高中的阶段，正赶上那几年“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农村、城市普遍展开，尤其是到了1966年，又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注重“家庭出身”，政审越来越严格，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能考上大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上两届出身不好的同学，差不多都因为政审结论是“不宜录取”而被大学拒之门外了。

但是，坐了整整十二年的硬板凳，考考试一试总该没人拦着吧？高考的志愿总是要填上吧？于是，我根据自己各方面的条件，第一志愿填报了既不涉及国家机密、毕业后的工作可能又艰苦、又危险，其他人也不愿意报考的山东海洋学院。

当时的政策是这样讲的：“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一位和我心情儿近的老师跟我讲：“好好考，你考上一所三类院校还是有可能的。”

然而，到了1966年的6月份，风云突变，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全都停课了，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也随之中断了，而且一停就是十一年！

十一年之后，我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纸通知书不是三类院校的，而是河北省重点高校的。况且，按我

的高考成绩，如果不是在刚刚报名时就要填报，在一切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懵着门儿”报志愿，我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手捧着这张重如千钧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不由得感慨万千：这是一份迟到了十一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十一年哪,整整的十一年！

第二章

迟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

一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被称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了十年的时间。十年间，神州大地经历了空前的浩劫。在那个近乎疯狂的年代，真理被扭曲了、黑白被颠倒了、知识被埋没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成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常态”，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场劫难的初期，文化、教育领域自然而然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是英雄”，专家、教授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高考制度当然也不能幸免。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激烈的言辞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高考制度终于成了被废除的对象，全国的高考就此停止了，而且

一停就是十一年。大学，一座座数百万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象牙塔”，从此对他们残酷地紧闭了大门。

高考被取消了六年之后，一直到1972年，大学才开始重新招生。大学的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部队中推荐产生，其中有几年的招生则完全没有什么考试。“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不全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大学教育背离了客观规律。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的思想影响之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的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的工农兵学员推荐过程中，由于靠裙带关系和歪门邪道而腐败变质。有专家认为：从1972年到1976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和靠政治背景或出卖人格的人。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五年缩短到两、三年。“工农兵学员”这一教育形式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笑柄。当然，这也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工农兵学员”中也涌现了一大批佼佼者，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1976年10月6日，平地一声春雷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遭受了十年蹂躏与浩劫的中国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科学与教

育当然就成了“拨乱反正”的重要领域。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科学与教育工作。不久之后的8月4日，在他的提议之下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座谈会。在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邓小平同志表态：“‘十六字方针’（指‘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时的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查，学校复审’的方针）必须推倒，恢复高考从今年开始！”并同时做出指示：“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45天，最后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一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优秀人才上大学。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并公布了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权威新闻媒体都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中国大地沸腾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声春雷响彻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几乎被田间阡陌埋葬了梦想的几百万知识青年欣喜地发现：那扇紧闭了十余载的大门轰然一声重新向他们敞开了！大家纷纷奔走相告，人人欢呼雀跃，个个欣喜若狂！这一消息，对这些人而言，无疑是人生的转折点；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来说，是走向复兴和发展的新的起跑线。恢复高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它意味着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和意识。

然而，当我知晓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是1977年11月初的事情了。

实际上，从1977年的8月份开始，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已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一些消息灵通的人们中间，以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小道儿消息”的形式不胫而走，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1968年7月28日，我像往常一样到学校去，或者是参加政治学习，或者是参加义务劳动。然而，那一天的气氛却不同于往常。一幅大字标语赫然张贴在学校大门两旁的围墙上：“疆场本来处处是，双手绣出地球红”。豪情冲天，真可谓“字字铿锵”、“气贯长虹”！就在这一天，乐亭一中初中、高中六个年级的1，200名学生，不要说毕业证书，就连当时很时髦的证明信都没有一张，就稀里糊涂地离开了培育了自己多年的母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绣地球”了。当年，全国在校的初中、高中各三届学生（1966年、1967年和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近2，000万人到了农村、林场、牧场，到了边疆、山寨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就在离开学校的第二天，我就扛起“大镐”，踩着大雨初晴后的泥泞，和一个壮劳力一样，钻进遭受沥涝之后密不透风的苞米地里去补种荞麦了。

二

从那时起，一直到1977年的11月，我已经有将近十年“躬耕陇亩”的历史了。3，000多个日日夜夜，我像一个纯粹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结婚生子之后，家庭生活的大部分重担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无论农忙、农闲，我一年365天都在辛勤地劳作。冬天大部分人都“猫冬”了，我却要捆起行李、扛上铁锹，去挖河筑坝、去围海造田、去“根治海河”。即便偶尔遇到下雨、下雪，人们都可以“过阴天儿”，喘口气儿，我却要操起木匠“家伙什儿”，不是到街坊邻居家去帮工，就是在自己家里赶做已经答应人家但是还没腾出功夫来干的零星木匠活儿，给东家做个饭桌，给西家打对儿箱子。

终年无休止的劳作，使我的性格变得有些恍若远离尘世之感。“两耳不闻窗外事”成了我的为人处事之道，早已失去了对周边事物的敏感与追索。

另外，1976年的7月28日，一场强烈的唐山大地震使我所在的小城也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一道蓝光闪过，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到处是残垣断壁和瓦砾废墟。本来地震之前已经在城镇、乡村普及的有线广播网，也在这场大地震中被

破坏了。原来各家各户家里都安了一个小喇叭，每天还可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等节目。但是，地震以后百废待兴，恢复重建的事情千头万绪，进家入户的广播网络还没有修复，所以就不能在家里听到广播了。

大队里是有报纸的。我依稀记得，大队部里起码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三份报纸。但是，大队部是重要的办公场所，不是阅览室，是不可能每天都能去看报纸的。况且，平常也没有闲空儿天天去看报纸。

但是，后来细想：也不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记得大概是1977年的初秋，我和妻子带着我们未满周岁的女儿到为抗震救灾而建在昌黎五峰山下的解放军第42野战医院看病时，就曾经听到几个身穿白大褂儿，领口处露着红领章的护理兵们在病房里私下议论着某某要上大学的事情。而当时的我，全然没有当年要恢复高考的意识，以为他们在议论当年医院里的某位战友能被推荐成“工农兵学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致使我失去了一次早一点儿获得消息的机会。

又过了大约三个月，大体到了1977年的11月份，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我所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我才真正知道了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而这时，距离河北省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时间只剩下28天了。

第三章

报考的日子

一

每年的11月，已经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了。冬天的北方，农活儿已经不多，除了年轻力壮的棒劳力还有些积肥、送粪、挖河、修渠等等的活计之外，其他的人也就都“猫冬”了。

无论是农忙还是农闲，那时的生产队都有一个集合等着派活儿的地方。我们大队派活儿的地方就在西街与北后巷的丁字路口，这里差不多在西街的正中间儿，人们到这里集合比较方便。正是在这个十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几乎天天必到的地方，我下定了报考大学的决心。

本来，那一段时间我不用到那里去等派活儿。因为大队里的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等农机具在庄稼收割完、打完场颗粒归仓、初冬给麦田浇完封冻水之后，有的需要大修，有的需要维修，有的需要保养，以备来年开春时再用。因为我当时正干这些活儿，所以就不用天天去等着派活儿

了。但是，我每天上工必须路过那里。

一天早晨，我路过那里去上工，只见一些人仨一群、俩一伙儿地蹲在街边的台阶儿上正在聊天儿。我看时间还早，就蹲在那里想和大家拉拉嗑儿。乐亭一中的张师贤老师也在人群里，我见到他之后，赶忙和他打招呼。

张老师是乐亭一中的老教师。1962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教过我物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管理全校的物理、化学实验室，每逢上实验课，免不了总见面。那时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老师们有家属院、家属楼住。张老师结婚以后，就在我们七街买了一套旧房子安了家。所以，我们也就成了街坊。

张老师一见到我，就问道：

“这回可以考大学了，你不去考考吗？”

当时，我还没有下决心，主要是心里没底，回答道：

“中学时老师教我的知识十多年都就粥吃了，我肯定考不上啊！”

我的心里没底，一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已经十一年多了，虽然我的基础不错，在学校时学习成绩尚可，但是十一年“躬耕陇亩”的务农生活，学得的那些东西虽然不能说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也“就粥”吃得差不多了。考前一个月的时间，既没有书又没有复习资料，脑袋空空如也去考大学岂不是开玩笑？另外1977年10月22日，报纸上以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公布了高考报名的一些具体规定。当时的规定是这

样的：“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返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年龄在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只要符合条件，都可报考。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学有专长的（指理论上钻研有成绩，实践上有科研或接受革新成果的，而不是指工龄长）以及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两届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以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我完全符合报考及放宽的条件。我是回乡知识青年，又是一九六六年的毕业生，当年我的年龄是29周岁，虽然我早已成婚并且有了一双儿女，但是符合“婚否不限”的规定。而我犹豫的是：应届毕业生和最近几年的往届毕业生只不过十八、九岁或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我年龄大了十几岁，虽然是“择优录取”，但是分数得高出多少分啊？到时候哪个学校岁数大的要不要都是两可之间的事儿。出于以上的缘故，我依然还在举棋不定。

张老师接着又劝我：

“以你的基础和水平，复习复习一定能考上！”

我还在犹豫不决，对张老师的劝告未置可否。张老师见我这个样子，使起了“激将法”：

“不就是五毛钱的报名费吗？你出不起，我给你出！”

听了教导了自己多年的老师如此真挚的话语，我本来还在踌躇不定的心绪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澎湃的波澜：考！“人生能有几次搏”！

从我六周岁由我的二姐背着我迈入小学的门槛到稀里糊涂地离开了高中的大门，整整十二年的硬板凳就白坐了不成？就是在这寒冷的严冬，在朔风凛冽的街头，也是十年来每天都在等着派活儿下地的地方，我终于做出了必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决定。

二

决心已定，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的履行报名程序和争分夺秒的复习备考了。

当年的报考，由于正是冬季，所以没有真正的应届毕业生。而允许报考的人员范围又涉及从1966年一直到1977年十二届高中（或相当于高中学历的）毕业生。而全国这近千万人绝大多数还在农村，所以农村户口的考生要到所在的公社去报名。至于已经进城的已经安排了工作或者还在待业的人到哪里报考就不得而知了。

报考所必需的第一份材料就是高中的毕业证书。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革”。到了1968年的7月28日，乐亭一中初中、高中六个年级的一千多名学生一窝蜂地离开了学校，哪里有什么“毕业证书”？我想：在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可能大多如此。所以，报考的“章程”规定,考生只要能提供毕业学校的证明信就视为有效证件。

一个冬日的前晌儿，我和褚光星搭伴儿去乐亭一中，找学校开具我们高中毕业的证明信。

褚光星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读高中时他在一班，我在二班。高中毕业后，他接父亲的班，当时在县城惟一一家国营照相馆工作，这次他也要报名参加高考。

乐亭一中离我的家很近，从我们家门口的学校的操场入口也就不到一里地。

那天的天儿不错。走出西街街口，穿过西大桥，在往南在河堤上走几十米就到一中操场的东北口儿了。

天蓝格盈盈的，几朵白云在一碧万顷的蓝天下自由地舒展。风不大，但是裹着寒意的西北风吹在河堤高高的柳树梢儿上，仍在发出一阵一阵“呜呜”的呼哨儿声。两只喜鹊从天而降，飞落在离我俩不远的已经落净了叶子的柳树梢头，翘着尾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喜鹊登枝，真是好兆头啊！

走下河堤，隔着宽阔的操场就是乐亭一中的东大门了。那片校园，就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圣洁的殿堂。从1960年开始，那时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懵懂少年，一直到1968年离开这里，那时我已经长成了二十岁的小伙子。应该说，我的青春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那些谆谆教诲我的老师们、那些孜孜不倦畅游学海的同窗们、那每天划破清晨宁静的琅琅读书声、那龙腾虎跃在宽阔操场上的健儿们的身影……仿佛就像昨天的场景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自离开这所养育我、培养我、教我做人的圣洁的殿堂之后，我已经十年没有迈进这座大门了，虽然这里离我的家、离我挥洒汗水的土地近在咫尺。有时下地时正好路过学校的门口，我也只是隔着不算高大的影壁窥视一眼这座曾经养育过成千上万名堪称“栋梁之才”的苗圃，曾经培育出驰骋疆场的将军以及业绩熠熠生辉的两院院士们的摇篮，曾经被誉为“象牙塔上的宝塔尖”的知名学府。记忆是难以抹去的。这里，有过谆谆教导过我的、令我至今仍满怀着敬畏之心的堪称大师级的老师们，有过同我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姊妹般的同窗学友，有过我们以苦作舟、畅游学海的寒窗苦读的日日夜夜，有过我们年轻的莘莘学子憧憬美好未来的青春梦想……

眼前的母校已经不是我们在这里那时的景象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曾经使这里的一切都遭受了空前的摧残和破坏。我们离开这里奔向“广阔的天地”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所学校没有恢复正规的教学秩序，“文革”结束之前的几届毕业生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所学到的知识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这在恢复高考的第一次真刀真枪的实战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记得，学校的大门口还曾经挂过“乐亭县七二一大学”和别的一些当时很时髦的牌子。名曰“大学”，实际上是让学生们学习诸如如何开柴油机、怎么修水泵、如何培育杂交高梁种

子、怎样配制乐果乳剂和波尔多液除治蔬菜或果树病虫害等等的“农机班”、“育种班”、“植保班”。我们大队就推荐过一个连小学还没念到头儿的年轻人到这所“大学”里学习过农业技术。

地震之后，学校的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进校门，坐北朝南的长长的一溜儿红砖房子仍然是各类办公室和教研室。我和褚光星两个人轻车熟路很快就找到了负责开学历证明信的教导处。

一进教导处的门，就见到了我们上学时一直在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刘泽茹老师。原来的教导主任，当时已经担任校长（当时称“革委会”主任）的庄树屏老师也正在这里。久未谋面的学生见到了尊敬的师长，已经上了些年纪的老师见到了十年来饱经风霜的学生，大家都倍感亲切。不用问明来意，也无须打听姓名，刘泽茹老师很快就将扣着“河北省乐亭县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公章的学历证明信交给了我们俩。庄老师鼓励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并对我们说：“复习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学校和老师们会尽力帮忙。”我们离开这座学校整整十年了，但是我深深感到：老师对我们那种情同长辈对孩子的感情却如陈年的老酒一样越来越醇厚了。

三

拿到了高中毕业的证明信，接下来就是正式报名了。

我们的报名地点在当时的城关人民公社。论远近说，我真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公社就在我家的东隔壁，和我家仅有一墙之隔。而且，公社的广播室在后院的西厢房，为了采光，西墙上开的两扇窗户正对着我家住的简易房。

负责报名的是公社的“文教干部”。“文教干部”不是对一类干部的统称，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职务。后来这个职务曾经明确为“文教组长”、“总校长”，但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人们好像还在有意回避什么“长”啊“官儿”的这类明显体现级别的称谓，所以就把在公社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人模糊地称作“文教干部”。

当时，城关公社的“文教干部”是一位老大姐。由于城关公社就在我们家的隔壁，出出入入时经常见面，所以彼此之间比较熟悉。这位大姐姓王，人们都称呼她“王老师”，当时也就是40岁左右的年纪。给我的印象是：待人和蔼、平易近人、办事细致、工作认真。恢复大中专院校招生考试的工作开始之后，诸如接收考生报考、传达上级通知、对考生进行政审、传递各种与高考有关的信息等等都是由她负责。

由于大中专院校停止正式招生考试已经十一年了，当时“十

年动乱”刚刚结束一年的时间，“拨乱反正”正在进行，“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所以这次招生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也就是政审。

“政审”在那个年代是人们升学、参军、入团、入党、参加工作之前必须履行的一道程序。首先是看“家庭出身”，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工人、革命干部、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右。其二是审查你的直系、旁系亲属的家庭成分以及有没有政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其三，就是审查本人的政治表现了。从被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运动以后，家庭出身问题就逐渐成了决定一个人政治命运的主要判定标准了。家庭出身是地、富、反、坏、右或家庭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就被排斥在升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之外了。尤其是接踵而来的“十年动乱”中，“唯成分论”的“极左”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唯血统论”的口号甚嚣尘上。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公复出。从那时起，有一个词被广泛应用，这就是“拨乱反正”。

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恢

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关于政审，邓公在教育部报送的文件上明确批示：“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公的批示，给恢复高考的政审工作，明确地指明了方向。

我的政审由城关公社和七街大队两级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由公社文教干部王老师和七街大队会计进行。由于我事前已经把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愿望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谈过，大队同意我参加高考，所以政审进行的很顺利。

虽然当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1981年，经县政府有关部门核查，我家的成分改成了商人（上中农待遇）]，但是自从我在七街参加农业劳动的十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处事审慎、忠厚淳朴，所以在群众的心目中有较好的印象。加上我会干木匠活儿和瓦匠活儿，经常给乡亲们帮工、帮忙，所以在街里有着较好的人缘和不错的口碑。

当王老师告诉我的政审结论合格，我的个人鉴定对我也非常有利的信息后，高考之前的高中学历证明和政审材料已全部就绪。接着，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之中了。

第四章

备考的二十八天

一

复习功课，首先面临的是两个问题。

首先，要决定是考文科类院校，还是考理工科院校。众所周知，这两类院校的考试科目是不一样的。1977年高考的规定是：报考文科类院校考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历史和地理是一张卷），报考理工科则是考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物理和化学是一张卷）。

自上学以来，我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阶段并不偏科，但是我喜欢而且有兴趣的应该说还是文科，特别是语文。回想起来，这可能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大概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还保存着我大姐、二姐读初中和高中的课本，于是我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拿出一本语文课本来看里面的小说、散文、寓言和诗歌等。一开始，我只是出于好奇或消磨时光。然而，慢慢地就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文里面鲁迅先生的《故乡》、《社

戏》、《孔乙己》，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孙犁的《荷花淀》，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契科夫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这些文学经典……都激起了我对文学的极大兴趣。

另外，我的三姐也是位文学爱好者。她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订了几份文学期刊，如《萌芽》、《河北文学》等。每当这些文学杂志到手之后，我也是期期必读。

虽然我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所以“囫囵吞枣”就成了我读书时致命的不良习惯。即便如此，但是开卷有益，总归还是会有收获、有潜移默化的长进的。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作文，应该说是我的强项。在初中、高中阶段，我的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宣读。记得，当年我已经从乐亭城关中学考回了乐亭一中，还发现城关中学的语文老师把我的一篇名为“春天来了”的作文油印成材料发给同学们参考。

即便如此，经过反复斟酌我还是决定报考理工科。究其想法，一是当年“文革”那场浩劫结束刚刚一年，“极左”思想的流毒还没有完全肃清，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场“文革”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在“文革”中，很多作家、诗人、戏剧家、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遭到无端的批判、无情的打击，蹲“牛棚”、挨批斗，有的人下场很悲惨。所以，我对从事与文科相关的行当还是有所顾忌，还是心有余悸的。当然，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想法也未免太偏激、太狭隘了。

我决定报考理工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想在大学毕业后能进工厂，最好能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县城西边当时有一座化肥厂，是那时县里最大的工业企业。我们大队有三百亩地远在离县城六里地的“西港”，位于县城的西边。社员们每次下地、收工经常要路过化肥厂的大门。有时，正好遇到化肥厂的工人们上下班儿，看到工人们身穿工作服，一路谈笑风生、喜形于色的样子，心里不免涌现出一股羡慕之情。

我这次有机会参加高考，就决定了报考理工科，并且决定了第一志愿一定要报考化工专业。

二

既然决定了报考理工科院校，高考复习的大方向就确定了。

接着就是要解决第二个大问题：书和复习资料。1966年上半年，我们高三年级已经进入了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当时，我们每个人初、高中的课本都是全的，而且还有很多学校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编纂的各种珍贵的复习资料。

但是，让一般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是一场始料未及的暴风骤雨席卷了整个中国。高考也随着“文革”的愈演愈烈而停止了。

后来，同学们绝大部分都离开了学校，到全国各地去串联了。我出去串联的时候，由于走得匆匆忙忙，所以我的书和复习资料就全都留在教室自己课桌的桌斗里。一个月之后，回来一看，桌斗里空空如也，书和复习资料不翼而飞，一本没剩。而当时我却没有在意，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吝惜之心——反正这些东西也没用了!反而，我的厚厚一大本集邮册却让我惋惜不已。那可是我几年来辛辛苦苦、“魔里魔张”，好不容易把建国以来大部分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基本上集齐了。有的还是我掏出少得可怜的零花钱，从北京集邮总公司邮购的珍品。太可惜了！

从我下决心参加高考，到正式考试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二十八天的时间。在短短的二十八天的时间，要把十年来已经“就粥”吃干净了的知识整个重新拾一遍而且要记牢，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因为当年要考五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物理和化学是一张卷儿，各占50分）。所以，如何有效地分配这短短的二十八天时间就成了当务之急。

考虑到我的语文基础比较扎实，所以我决定不复习语文，一天时间也不安排，正所谓“傻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了，有啥算啥。

政治这东西基本上靠背，时间只能安排在临近考试的前几天。当时，我的二姐正在保定机电专科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

当主任，到时候让她给我找一份复习材料，自己狠狠的背就可以了。而且，我对我的机械记忆力还是满有信心的。所以，我把复习政治的时间安排了三天的时间。

数学是要真功夫的。在中学，数学一直是门主课，而且授课课时也最多。数学涉及到的门类也很多：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等。而且，“文革”期间的高中生们还学习了微积分、概率论等初级知识，而这些内容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却根本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决定把绝大多数复习时间安排给数学。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学习理工科数学是基础，而且理工科院校的录取是很看重考生的数学成绩的。

由于我想报考化工里的无机化工专业，所以化学的单科成绩就显得很重要。为了争取化学考个好成绩，我决定把复习阶段的近一半时间留给化学。

至于物理，能安排的时间就聊聊无几了。不过，稍微地把课本翻一下，浏览性地过一遍还是有必要的。

复习计划已经敲定，就要紧锣密鼓地攻关了！

三

复习当中，最令人发愁受憋的是没有书和复习资料。前面已经说过，我的初、高中课本在“文革”期间已经不知去向、

片纸无存。俗语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奈只能到处寻寻觅觅。毕业时隔十多年，“老三届”的同学们自己的课本大多数也没有保存下来。而且，我的这些同学们绝大多数也要参加这次高考。书店里买吧，那时的书店里书架上是满满的一片红，陈列着毛选和语录，还有就是有一些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我的家乡是一座小县城，根本就没有大、中城市那样的高考复习辅导班，而且即便是有，以我的经济条件，估计也上不起（后来才知道，为了给参加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们提供帮助，绝大多数的辅导班都是免费的）。别无选择，时不我待，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还好，开始的几天我手头还有我以前偶尔买到的一本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组编的《初等数学》，估计也就是百十页的样子，而且内容浅显，我大概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就看完了。

幸亏我的亲朋好友们人人都帮我四处寻觅，一直到考试之前，能找的课本总算基本找齐了。初高中的代数、初中的平面几何、高中的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初高中的化学都到手了。由于找到的时间有先有后，所以也顾不得知识的前后逻辑顺序，拿到一本就啃一本。最令人高兴的是：在我复习进行到十几天的时候，我在保定机电专科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当主任的二姐给我寄来了一本保定二中编印的政治复习资料。这本资料大约六、七十页左右，涵盖了一百左右道题。我在高考前的第三天，把自己关在我父亲的抗震简易房

里，死背了近三天。不得不佩服，保定二中政治老师的水平就是高。这本复习资料内容扼要、覆盖面广、选题准确。我在考场上考政治时，打开试卷一看，试题一道也没有脱离复习资料的范围。胸中有底心不慌，洋洋洒洒提前答完了卷子。我估计我的政治得分应该在90分左右。三天不到的时间，在总分400分的情况下，一下能拿下90分上下，也算天助我也！

四

时令已经是数九寒天，屋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我把自己关在简陋的抗震简易房里，皓首寒窗、刻苦攻读。炕炉子里烧的是不要煤票的次质煤（1969年，因为当时煤炭紧张，开滦煤矿把日伪时期进行掠夺性开采，用来填平矿区坑洼处而埋在地下的煤炭划分给了各个县区的煤建公司，然后挖出来解决取暖用煤不足的问题。购买这种次质煤是不要煤票的），这种煤由于年隔久远，挥发份流失，在炉膛里只是能烧红，不起火苗儿，但是总比不生火要强。因为房子是简易房，搭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的它的抗震性，所以无论是屋顶，还是墙体，都尽量采用轻型结构，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房屋的保温。震后的冬天是难熬的！我就在这个简易房里，苦读了二十八天。

高中毕业已经过了十一年，当时学的知识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了。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勾股定理、牛顿第一第二定律、金属活动性顺序表等等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感到很陌生了。好在我的知识基础还算比较扎实，稍加复习，很快就能理解并且也能熟记于心。另外，通过大量地做题，既熟悉了题型，也强化了对定律、公理、公式的记忆和灵活运用。

复习时间仅仅有二十八天，但是对于我而言并不是二十八天都可以利用。我的肩上还有一家五口人生活的担子。当时时值冬季，我妻子托人找了一个给县外贸公司串“箭杆儿帘子”的手工活儿。这个活儿需要自己备料、自己加工、按外贸公司提供的样品完成之后，经严格的验收合格后按规定的价格付钱。虽然收人不高，但是也能一些补贴家用。而且，这个活儿是在家里干，不耽误做家务活儿。

“箭杆儿帘子”曾经是我家乡乐亭县的特产，名冠一时。其做法是：挑选粗细均匀的箭杆儿（黏高粱穗下面一段较细的部分，形似箭杆儿）洗净漂白后用特制的小铡刀铡成七公分的小段，然后用染料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按照外贸公司要求的整个帘子的宽度、高度缀线，按规矩配以草秫（一种草本丛生的植物，其果实成熟后坚硬、光滑且中间有细孔，在我们这里叫“草秫”或“草珠”）。一条条串起来。“箭杆儿帘子”图案设计精巧，新颖别致，四周有“拐子花”、“万字格”、“云字图”等。正中串有“囍”字、“福”字、“寿”字等吉祥字样。有的“囍”字还配上喜鹊，“福”字配上牡丹，“寿”字配上松鹤等图案。当年，“箭杆儿帘子”外贸公司作

为工艺品出口，盛极一时。

然而，串帘子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箭杆儿却需要到乡下的农户里去买。这个差事就必须我这个男人去干了。

买“箭杆儿”的第一天，清晨早早吃过早饭，我骑上笨重的“国防”牌自行车离开县城直奔南乡。我的目的地是离县城大约十里路的我的老家一带，因为我对那一带比较熟悉。

深冬的原野，萧瑟且荒凉。一路上落净树叶的枯树梢儿在北风的扫荡中摇曳，发出一阵阵尖锐的哨声。我一路向南，前面享受着冬阳的照耀，背后忍受着北风的肆虐，真可谓是“日照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我购买“箭杆儿”的地方是独幽城一带的几个村子，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多钟头。这半个多钟头对于当时的我是极其珍贵的。我必须把它充分利用起来，让它在我高考复习中起作用。不要小看这半个钟头，一个来回就是一个多钟头，而且在村子里等待买“箭杆儿”的时候，也可以思考零星的问题。

于是，我的大脑就开始急速运转起来。在我的脑海里，一本《平面几何》书打开了。书一页一页地翻开，里面的定理、公理、计算公式、例题一条条、一则则、一道道地被“过电影”，被捋顺、被牢记。这还真是一个好方法，一路走来，一本《平面几何》就这样在我的脑海里被捋了一遍。

记得在我高考复习的日子里，我去乡下去买了三次“箭杆儿”。“如法炮制”，我用这种方式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初中《化学》等科目在路上复习了一遍，也算没有虚度光阴。

在高考复习的时候，我有时会荒诞地想：如此地“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哪如平时找本书看看，学习学习。漫长的十一年哪！哪怕一天拿出一个钟头，那也是四千多个钟头啊！一天拿出两个多钟头，那可是一万个钟头啊！不要说初、高中课程，恐怕连大学本科的课程也能自修完了吧！

但是，这件事不用后悔。在那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头，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社会氛围中，作为凡夫俗子的我绝对没有这种先见之明。况且，我的肩上还有养家糊口、扑奔生活的担子。

五

备考的二十八天是在紧张而又枯燥的煎熬中度过的，一天天埋头于书山题海，苦思冥想、切磋琢磨，时时不免感到深深的寂寞和无聊。没有复习大纲，没有辅导老师，也没有互帮互助的学友，全凭个人的想当然摸着黑儿蹚着走。

我有一个同学褚光星，在乐亭城关中学读初三时我们在一个班。一九六三年重新考入乐亭一中之后，他在一班，我在二

班。

高中毕业离校后，他有机会接了他父亲的班，在县城惟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上班。知晓恢复高考的消息之后，他也报了名，也开始复习功课。只不过他们照相馆只有三个人，而且就他一个男的，业务“一铆顶一楔儿”，所以他就没有机会脱产投入复习。

为了提高复习效率、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他有时抽时间到我家里，我也抽时间到他们照相馆去。两个人互帮互学，各自都开阔了眼界和思路。虽然交流会占用一些时间，但是多多交流肯定会开拓思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城关各街准备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有时也来找我，相互探讨一些复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些年轻人都是“文革”期间毕业的高中生，有一部分是赶上1972年教育“回潮”的人。由于这些人赶上了“回潮”，所以所学的知识面比较广，基础也相对扎实。“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这段时间的相处当中，我向他（她）们请教了当年我们没有涉及的概率论、微积分方面的初等知识，正式高考的数学试卷里有20分与此有关的附加题，不计入总分，我都试着答上了。当他（她）们有疑难问题时，我也耐心地帮助他（她）们解决。

这里必须提到令我至今难忘的一件事。乐亭县第一实验小学有一位姓周的女老师，她有两个孩子，男孩叫袁劲松，女儿叫袁雪梅。男

孩当时可能刚上高一，女儿可能正在上小学。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周老师为了儿子三年后的高考早早地就开始了准备。她每每抽出时间到我家来，除了和我探讨一些学习的方法之外，回去的时候还不忘把我演算习题的草稿纸带回去。这位老师真的是位有心人啊!

袁劲松1980年以河北省理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乐亭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1984年北京大学毕业。1985年9月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后做博士后研究两年，后留校做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的妹妹袁雪梅199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保送本校应用化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9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获博士学位后做博士后研究两年，留校做科研工作。现在英国伦敦大学做科研工作。

后生可畏！学有所成，天赋异禀、聪慧超群、顽强拼搏缺一不可，然而，母亲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远见卓识及精心培养，也是两个人成材的不可或缺的助力。

第五章

考场竞鳌头

一

考试的时间一天天地临近了。河北省的考试时间定的是12月的15日、16日（17日上午考外语，外语作为选考科目，成绩不计入总分）。15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16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每一科的考试时间是三个小时。

记得在1966年高中毕业备考的时候，老师们曾经再三叮嘱过我们：高考的前一、两天就不要再紧张地复习了，这一、两天应该让自己放松放松，舒缓一下长期紧张的心态。这对应试是会大有裨益的。

一共二十八天的复习时间，临近考试放松两天时间是绝对舍不得的。我和褚光星商量好，决定舍弃一天的复习时间来放松一下。我们二人决定14日去乐亭一中，一是要看看考场，二是去拜望一下老师们，请教请教考试的技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母校——乐亭一中。这里是我读初中和高中的地方。来到学校的门前，只见校门的两侧赫然挂着两块牌子：一块上书“乐亭县七二一大学”，一块上书“乐亭七二一大学附属中学”。后一个大概就是一中的新校名。

走进校园，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明亮的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宽阔的操场上加油助威的呐喊声、欢乐的文艺晚会上优美的乐曲声、大饭厅里熙熙攘攘的嘈杂声，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一切都是那么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这一次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然而考场上并没有显露出高考的气氛。校门和考场区没有悬挂横幅，甚至也没有看到一幅给考生加油助力的标语，只是在作为考场的每一间教室的门上贴着在这个考场应试考生的起讫考号。

找到了我们的考场，我和褚光星在一个考场。这间教室正是我1963～1964年读高一时所在的高一二班的教室。隔着窗户望去，一张张课桌按“单人单桌”已经排放得整齐有序。每张课桌的左上角贴着考生的考号，将来考生入场，就按着各自准考证上的号码对号入座。根据判断，我的位置在北面第二排从后数第二张课桌，褚光星的位置在北面第一排最后一张课桌。

看完考场之后，我们一起去拜望了牟云江老师和宋庆远老师。牟云江老师曾经教我们的高一语文，宋庆远老师曾经教

我们高三化学。二位老师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都是本学科的教学骨干。二位老师都为我们加油鼓劲，并且嘱咐了考试时应该注意的事情以及一些应试的技巧。牟云江老师帮我们分析了这次参加高考的历届学生们的水平，称我们基础雄厚，应该从容应对。我是牟老师的得意门生，在我上高一时，他就说我当时的语文水平已经达到了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水平。我在高一二班的第一篇作文就被他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当我告诉他因为时间紧没有复习语文的时候，他连连说：“依你的基础，不复习也不会有问题。”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二



无论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做一件大事，都要讲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论“人和”，我参加高考有老师、同学、乡亲和家人们的大力支持，在复习功课的阶段又结识了那么多的新朋友，应该说这次高考做到了“人和”。

论“地利”，恰巧我的考场是我高中时代熟悉的教室，有一种难得的亲切感，这可以说是一种“地利”吧！

说道“天时”，时值隆冬，恰逢大雪节气，很难做到顺应天时。我说的“天时”，指的是考试的时候天要下雨。大雪节

气下雨，无异于痴人说梦！之所以有这个离奇的想法，是因为我历次升学考试都是在盛夏，下雨的几率比较大。我小学考初中，下了雨；初中考高中，也下了雨。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就蹦出了一个有悖常理的期盼：如果这次高考碰上了下雨天，我就一定能考得上！考试之前，我还和妻子说了这件事情，她未置可否，只是说了一句：“但愿天随人愿。”

先说结果：当15日上午考语文时，一场骤雨铺天盖地瓢泼而至，豆大的雨点砸在教室屋顶的瓦片上“噼噼啪啪”作响。你说这是不是天意！这样，这次高考对我而言“天时，地利，人和”就凑齐了，应该是个好兆头！

三

时间终于来到了1977年12月15日。由于第一场考试是上午八点开始，所以来自全县各地的考生们陆续地提前来到了自己的考场外边。

这一天是个阴天。天上阴沉沉的，似乎是要下雪的样子。

在等待考试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少的老同学。有的十年未曾谋面，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彼此望着饱经沧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刻印在脸上的痕迹，心中都有一份难以言状的思绪。

考场外更多的是年轻人，他（她）们都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学生。这些人有的显露出踌躇满志、势在必得的神态，有的人带着一幅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些已近而立之年、面带沧桑、似乎是不适宜参加这次高考的中年人。

考试正式开始前的十分钟，教室的门打开了，考生们鱼贯进入了考场。我找到自己的位置，把准考证放到了课桌的左上角，等待监考老师查验。

当一位监考老师走到我的课桌前查验我的准考证时，我抬头一看，是我的老师张秀亭。张老师是一中的音乐老师，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是他给我们上音乐课。“困难时期”广为传唱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政治进食堂》等歌曲，就是张老师教我们唱的。在我们上高二到城北的于坨帮助生产队挖田地里的一种俗称“顽根”的杂草时，张老师还自己作词、谱曲，创作了一首《顽根草是祸根》的歌曲，当时不仅我们，就连生产队的老乡们都会唱了。张老师多才多艺，精通各种乐器。正所谓“有弦儿的就会拉，有眼儿的就会吹，有键盘的就会弹”。他组织和培养的乐亭一中乐队，也是一支远近闻名、名声在外的乐队。

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而且当时他就租房居住在离我们七街只有一条小河之隔的西河漕张庄，我毕业之后还能不时地和他见面，所以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但是，在高考考场那样气氛严肃且纪律严格的场合，我们彼此没有说话，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发卷了。

打开语文试卷，填好考号和姓名，我镇静地翻阅了一下试卷。当时我的想法是：试题并不难。然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语文一天也没有复习。凭“老底儿”干吧！

开考时间不长，教室外边骤然响起了“噼里啪啦”的下雨声。雨下得很大，教室窗子上的玻璃一个劲儿地往下淌水，房顶上的瓦片也被雨点儿打得“噼啪”作响。冥冥之间自有天意，我不由得想起自己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不符合自然规律的非分之想——“下雨就能考得上”！，真乃“天助我也”！

时隔久远，现在我已经记不得语文试卷的全部内容了。现在只记得有一道题是给“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标注汉语拼音并标出声调。还有一道题是把一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然而，这些题目对我来说并不在话下。

试卷的最后是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类似这样的作文题好像我们在初中、高中都做过。这样简单的作文题，想必是想照顾一下“文革”中毕业的考生们吧？但是这样的题目想拉开考生的分数就不那么灵了。

当我答完前面的题目，要开始做作文的时候，距离考试结束还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没有手表，考场上也没有挂钟表，于是张老师就在前面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圆圈，沿着圆圈的周边标上了表示时间的数字，每隔半个小时就准确地标出当时的时间）。

时间虽然不是太紧张，但是我决定不打草稿了。沉静地构思片刻，构思好文章结构和层次之后，就洋洋洒洒的写了起来。一篇1，000左右的作文，我大体用了四十分钟的时

间终于完成了。

答完试卷，还有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检查一遍是必要的。我考试之前就有了一个坚定的想法：无论每一个考试科目用多长时间完成，一定要等到考试收卷的时候再交卷。因为我深知，这次考试机会来之不易，我上小学、念初中、读高中十二年的硬板凳都坐过来了，这回多坐一会儿又何尝不可？

1977年高考的成绩招生办是不公布的，我们是到了大学报到之后才知道总分和各科的考试成绩的。语文考试结束之后，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试卷内容，想给自己估一下分儿。语文这门课程考试估分是最难的，尤其是作文。但是我估计我的语文成绩应该在70分左右。果不其然，到学校报到之后，我的语文成绩正好是70分。我们的辅导员张宪亭老师到我的宿舍去看望我的时候，当着一些新同学们的面，说我的作文做得好，我的语文成绩在化工系无机专业两个班六十个人中是最高的（不及格的占多数）。凭着这个成绩，我入学后被选为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家不在县城和附近的考生们被安排在几间闲置的教室里休息。教室里有并在一起的课桌，可以让疲惫的考生们稍微躺一会儿。休息的地方还准备了开水桶，午饭的时候大家拿出各自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喝口开水就对付一顿饭了。可能那年高考期间正值学校放寒假，学校的食堂

没有开伙，当时也没有微波炉那样的加热设备，所以县城以外的考生只能就着开水啃干粮了。

写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现在孩子们高考的条件：车接车送、亲人陪伴、换着花样儿地吃营养餐，休息的时候住舒适的宾馆、家长们穿旗袍在考场外翘首以待,偶尔遇到紧急情况有警察和志愿人员相助，全社会都尽最大的努力在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便利条件……等等，等等，实在令人羡慕！

我的家在县城“阁上”住，离一中走路只需十多分钟。从家里到一中，从一中回家里，这条路我在六年当中曾经走过何止几千个来回？我因为第一场考试自以为比较顺利，所以就怀着一副轻松的心情回了家。

家里人为了犒劳我，特地包了饺子。我的叔叔也从老家赶来，看看我考试的情况。当家里人看到我轻轻松松的模样，都说：“看心情，考得应该顺利吧？”我回答“所有的考题都答上了！”全家人这才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

四

下午是数学考试。数学是初中、高中教育的主科。对于报考理工科的考生而言，数学的考试成绩至关重要。

进入考场，发下试卷之后，我按照习惯浏览了一遍数学试

题。粗略的感觉是，这张数学试卷知识面涵盖广泛，既有代数题涉及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因式分解、解方程，又有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题，还有三角函数题。在试卷的最后，还有两道附加题，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其中一道题是利用定积分计算椭圆围成的面积，一道题是将已知函数展开幂级数并求出收敛区。这两道附加题的知识点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没有学过，但是在我和年轻的考生一块儿复习时，也跟着他们接触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试题中平面几何的比重最大，有三道题。前两道题比较简单。第三道有一定的难度，是一道证明题，解题需要添加辅助线。还有一道立体几何的计算题，主要考“三垂线定理”的运用。

浏览完试卷之后，我开始有条不紊地答题。第一张卷子答得很顺利，速度也很快。当答到第二张卷子时，顿时感到一道平面几何题有些难度。这是一道关于“圆”的证明题，反复思考之后，加了一条辅助线，也一步一步证明出来了。考试结束后在和一位朋友谈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在高考复习的时候我还给他讲解过这道题。看起来复习数学多做题是“王道”，虽然这道题在考场上看起来陌生，但是毕竟以前做过，在脑海里还是留下了痕迹。

答完正式试题后面的两道高等数学附加题之后，一看前面黑板上张老师用粉笔画的“时钟”，三个小时的时间刚刚过去一半儿。大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运转，我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是也觉得脑袋有点儿发涨了。于是我举手示意监考老师，言称要“方便”一下。实际上，我是想到外边溜达一圈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在去厕所的路上，张老师和我说“整个考场只有你和褚光星能答这些题”，言外之意是说那些年轻的“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水平确实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

当我很快地回到考场之后，有意识地用眼睛扫了一下整个考场。只见年轻的考生们有的在皱眉头、有的在翻眼皮、有的在咬嘴唇、有的在发呆、有的头上冒出了汗珠、有的干脆在座位上干坐着……对这些考生而言，这场考试简直是在蒙受一场煎熬。

回到自己的座位，我开始认真地检查试卷。检查时自认为很仔细，觉得自己连每一处细节都没放过。这样，一直检查了三遍，直到监考老师收卷为止。当时我甚至认为：这场数学考试应该考了个满堂红。

走出考场，恰巧碰到了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母应时。于是我们俩就逐题对起了答案。当对到那道立体几何题的时候，我发现这道题的答案出了问题。这道题是要制作一个盛粮食的斗，给了上口和下口两个正方形的边长，给了这个斗的高度尺寸，让求出做这个斗时需要多大面积的铁皮。由于斗的上面和下面大小不一致，所以它的四个侧面是四个倾斜的等腰梯形。这道题的考点就是让考生通过已知的斗的高度，利用立体几何中的“三垂线定理”来求出梯形的高，继而用平面几何中的知识求出侧帮梯形的面积，再用连小学生都会计算的方法计算出底面正方形的面积，最后把四个侧帮梯形的面积加上底面的面积就完事了。

“斗”这种计量器具，实物我确实没有见过，因为当时的粮食已经用大称或磅称“约 ”（音 yao）了，但是作为农家过庄稼日子，做饭量米用的“半升子”还是有的。然而，“斗”这种器具，在图片上还是经常见到的，绝对不陌生。

须知斗是大口朝上的，所以在计算铁皮面积的时候要加上底面小正方形的面积。想起来，当时还是紧张，我画图的时候，按照正棱台的一般画法把小正方形画在了上面。

图画错了，计算结果也错了。本来这道题主要的考点的考画图能力和立体几何的“三垂线定理”，但是这样也是要扣一半儿分的。

“小河沟里翻船”了，不能强词夺理地给自己找借口，况且后来回想起来题目上还特别说明这个容器是“上大下小”，所以说起来还是自己的应试能力、心理素质差。时间那么富裕，又反反复复地检查了三遍，眼睁睁地把能得满分的卷子丢了七、八分，可惜呀！

不过，我的数学成绩达到九十分以上是有把握的。入学之后，我查到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是九十二分，知足了。

五

时间到了高考的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理化。由于第一天的语文和数学考得比较符合我的预期，所以第二天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政治考试对考生而言，普遍压力不是很大。因为不管水平如何，每道题都会多多少少写上几行。只要问题下面不是空白，多多少少判卷的人都会给点儿分儿。对我而言，因为高考前三、四天我已经把保定二中编印的复习资料背了个滚瓜乱熟，所以心里就有了几分底气。至于理化，因为我的目标是上理工科的化工专业，所以在初中、高中化学的复习当中，用的时间很多，知识掌握得也比较牢固。而物理这一科，由于时间的关系，只是简单地浏览了一遍课本，本来就抱着“有啥算啥”的心态。基于以上所说的情况，所以说我对第二天的考试抱着一颗平常心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上午的政治考试中，我翻开试卷一看，心情就愈加平静了。卷子上的题目，一道题也没有脱离保定二中编写的复习资料的范围。真的从心里佩服保定二中政治老师们的理论水平、洞察能力和“赌题”的准确程度。

洋洋洒洒，提起笔来若有神助。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我就把政治卷子答完了。

政治这类试题，反复检查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通览一遍还是有必要的。遵循我“不到收卷的时候绝不交卷”的原则，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借剩下的时间想给自己估一下分儿。政治这种考试，按理来说，并没有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判卷的人手里除了有一份答案要点之外，其余就凭自己的水平来赋分了。所以，政治考试估分应该非常难，甚至要比估计作文的分数还要难。但是，我想：我的政治成绩起码应该在80分以上。后来确认，我政治考了86分。这个成绩在河北工学院化工系无机专业六十名新生当中依然是最高的。

下午是最后一场考试，考理化。这一年，物理和化学是一张卷儿，两科各占50分。

化学我答得非常顺利，估计拿50分的满分没有问题。对于化工专业的录取而言，化学的单科成绩是至关重要的。至于物理，因为我没有时间复习，且抱着“有啥算啥”的态度，所以就凭着自己在出初、高中学的那些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的“老本”来碰运气了。如果我的化学能得50分的话，物理怎么也能对付个20上下分。所以，我给我的理化试卷估了70分。

准备了二十八天，考试了两天，我的高考1977结束了。说不紧张绝对不是心里话，这回就要好好地轻松一下了。这时候，虽然是深冬的农闲季节，但是由于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出勤，生产大队里修理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农机具等活计还缺人手，所以我就又埋头去干这些老营生了。

虽然考试结束了，但是脑子里还是不时地去想一些关于高考的事情。在各科考试之后，我已经预估了各科的成绩，但是分数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总是挥之不去。

人在一些特殊的时段、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潜能。在一段时间内，一张张试卷在我的脑海里像复印机复印的一样一篇一篇地“过电影”。无论怎么估算，我这次高考的成绩应该在310分到320分上下。在平时和其他考生们交流时，也明显地判断出我的高考成绩要高于他（她）们。接下来，就是一天一天的等待了。

这次考试，对我而言无疑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有说不尽的感慨。感慨之余，我写下了下面的诗句：

高考抒怀

久怀大学梦，路远志难酬。

躬耕逾十载，诗书付东流。

春雷破云雾，考场竞鳌头。

羽书传佳讯，扬帆再登舟。

第六章

体检风波与填报志愿

一

1978年1月的某一天，我在家里听到有人在喊我。我急步走出简易房，看到隔壁城关公社广播室朝西开的窗户打开了。公社的广播员，也是这次参加考试的小张探出头来对我说：

“县招生办来电话了，让你明天上午八点准时到县文化馆去体检。王老师让我通知你一下。”

地震以后，县城绝大部分机关和住户都盖了抗震的简易房，公社大院的抗震房就是我参与搭建的。每天白天在公社干完活儿收工之后，我才顶着夜光自己和泥、自己搬砖、自己砌墙，终于在寒冬来临之前盖好了自家既抗震又保暖的简易房。城关公社的广播室盖的是西厢房，朝着西面开了两扇小窗户，正对着我家的院子。在高考及等待通知书的这段时间

里，公社都是打开这扇小窗户来通知我一些事情。这样也确实方便了不少。

能够收到体检通知的人，都是高考分数达到河北省初选分数线的考生。由于1977年是停止高考后的第十一个年头，从决定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仅仅有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570万考生又是来自累计十一年的毕业生，准备时间不充分，招生录取经验不足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简化流程、减少工作量，所以在录取工作中各省、市、自治区采取了划分数线进行初选的办法。当年的初选比例对我而言至今也不得而知。只是知道：初选入围的人距离大学的门槛又近了一步。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我提前来到了临时作为体检地点的县文化馆。县文化馆在县城的南街，距离我家也就是不到十分钟的路。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凌冽的西北风“嗖嗖”地刮着，给人带来阵阵寒意。那天是个晴天，冬日的太阳放射着微弱的光芒，使人感觉不到一丝的暖意。

当我走进文化馆的院子，院子里已经有好多人等在那里了，大约有一百多人的样子。在这里，“老三届”的考生明显比在考场上的比例大了不少。

在这里，我见到了几个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由于文化馆里没有供人们等待的房间，大家在领到体检表并交给工作人员排号之后，只能立在寒冬的院子里吹着冷冷的西北风。

在县文化馆一排坐北朝南的简易房门口，按着体检项目的顺序，分别贴上了五官科、外科、内科等标示。等候体检的考生们听到工作人员叫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就进入各个房间接受体检。

从那个时候起，就有“走后门”这一说了。我们几个人从早上八点钟就开始等，一直等到将近十一点钟也没有听到有人喊我们的名字。一些和体检医生或工作人员打过招呼的，虽然比我们来的晚，却都在我们的前面检查完了。在寒风刺骨的院子里无奈地等了三个多小时，手脚都冻得有点儿麻木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终于轮到我们这一拨儿了。当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出来的时候，大家问他结果怎么样，他说：血压高，这一项没合格。接着另一位同学也出来了，依然是血压高。

下一个轮到我了，听到前面两位同学的血压都不合格，我的心情骤然紧张了起来。结果一量血压，也是高，不合格。

我想：之所以血压量高的原因，一是前面的人接连两个人血压都高，给我无形中增加了压力；二是在那么冷的天，在北风嗖嗖的院子里足足站了三个小时，全身的血管都收缩了。血压哪有不高之理？

我听说过喝点儿醋能降低血压（后来才知道这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于是我就到附近的一位熟人家去找醋。那个时候也顾不得酸不酸了，一口气喝了多半瓶子醋。回到量血压的地方，依旧还是高。

当时负责体检的除了县医院的一部分医生之外，有很多医生是从各公社卫生院抽来的。后来知道给我们量血压的那位大夫是三合庄公社卫生院的人。这位大夫非常善解人意，他对我说：

“今天就不要再量了。体检明天还能检一天。晚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血压就可能就会降下来了。”

二

为了心里有底，把握起见，我下午去了县医院一趟。在县医院，我找的一位我认识的医生，一五一十地把我上午体检的情况和她讲了一遍。

她听了我的情况，安慰我不要着急，要放平心态。在量血压的时候，要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思考一些其他与体检、高考无关是事情。

在给我测量血压的过程中，她找一些轻松的话题和我聊起了闲篇儿。过后，她告诉我结果：

“收缩压120mmHg,舒张压80mmHg。你的血压正常。”

听到这个结果，我的心里平静了很多。

等到第二天我到县文化馆体检站去复查血压的时候，还是有点儿紧张。不过，测量值虽然偏高，收缩压是135mmHg，舒张压是85mmHg,但是谢天谢地，总算是合格了。

入学之后，大学里还要对新生进行一次体检。由于我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心情愉悦，再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就很正常了。

三

初选入围了，体检合格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由于是刚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各项录取工作准备时间不足，信息也不通畅、不全面，所以这次的填报志愿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文革”之前的历届高考，高考填报志愿的前几个月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就提前发到了每个学校。考生们可以根据每个大学的招生简章，反复斟酌之后确定自己的填报意向。

而且，学校里有着多年辅导学生报考经验的老师们，会一个人一个人地根据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个人专长、政审情况给大家把关。对于一部分考生，甚至主管教学的教导主任和学校的校长都要亲自审核、亲自把关。当然，在不影响录取的前提下，老师们还是要尊重考生的志愿的。在如此审慎的操作下填报的志愿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1977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第一个困难是信息严重缺失。河北省的考生拿到手的只有花二分钱买到的一份河北省招生办公室印制的在本省招生的大学名录（四开大小的报纸）。上面刊登着在河北省招生的大学名称、大学内招生的各个专业的名称以及招生的人数。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类的资料一概没有。

第二个困难是这一年是在考试之前填报志愿，每个考生都不知道自己在考试中会考个什么结果，更不可能有各个大学、各个专业历年的录取分数线以供参考。这无异于“盲人摸象”般地撞大运。

第三个困难是没有填报志愿的辅导老师。毕竟毕业都十几年了，和老师们多年来都失去了联系。而且，也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了。

第四个困难是：当年考生只能填报三个志愿，也就是只能填报三所大学的各一个专业。这样一来，选择的余地就非常有限了。既不能根据自己估分的幅度合理地拉开档次，又失去了很多的回旋余地。

既然如此，别无其他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填报志愿了。

我经过反复测算，我的高考成绩估计了310分到320分之间，如果理想的话最高可能达到320分。而且，我的数学成绩应该在90分以上，化学也有希望得满分。这个成绩对于想报考理工科、想报考化工专业的我来说，如果抛除其他意外因素，考上一所理想的本科院校应该是有把握的。

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河北工学院。这所学校校址在天津市，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仍然是一所隶属于河北省的学校。这所学校在河北省招生名额是500人，是河北省招生名录里招收人数最多的学校。而且，我报考的无机化工专业还是招两个班，计50名新生（入学后由于学校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扩大招生名额，无机化工专业的两个班共录取了60名新生）。我认为命中的几率较大，所以就将其填报了第一志愿。

我的第二志愿报的是河北农业大学。十年的“躬耕陇亩”，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对农业和农村的感情。如果上了农大，在农村积累的一些不能称其为“经验”的“经验”，或许能助我一臂之力。

第三志愿我报的是廊坊师范专科学校。前两个报的都是本科，第三个理应报一个专科学校。这样，既可以使填报的志愿能拉开一定的档次，而且能在这所在河北省有名的师范学校学习化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化学老师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我的志愿报得合不合理，我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只要是考上其中任何一所学校，就达到了我的目的，就实现了我的追求。

当时，在农村的考生里面流传着一句话：“考个粮食本儿”。那时户口是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类户口的。城乡差别的“剪刀差”，不仅体现在吃商品粮和农业粮上，在各种社会待遇上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千方百计跳出“农门”，是农村的青年们梦寐以求的。千万不要说有这种想法的人境界不高，“人向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似乎是亘古以来的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也不要说这种想法庸俗，我自己也不例外，“考个粮食本儿”也是我的追求之一。所以，即便是被廊坊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那也足可以让我心满意足了。

四

1978年的春天来临了，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和煦的春光，传递着喜讯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封封送到了金榜题名的考生们手中。

我以高考总分319.8分的成绩被河北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无机化工专业录取了。实际的分数接近我估计的上线，单科成绩平均接近80分。

后来知道，河北工学院无机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是总分240分，也就是单科平均60分。正式录取结束之后，根据国家要求各学校扩大招生的指示，又补录了一部分人，这部分同学的单科平均成绩是55分以上。

对于年龄接近三十岁的考生的录取，河北工学院是采取了限制名额的录取方法。在河北工学院各个专业的每个班中，“老三届”的考生是每班三个人，约占全班人数的十分之一。因此可以判断，“老三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和“文革”期间毕业的年轻考生的录取分数线是大有差别的。

在填报志愿之后，特别是我被录取到河北工学院之后，有些朋友说我的志愿报得有点低了。然而，我却没有这种想法。

的确，按我的高考成绩，是能达到更好一些院校的录取分数线的。据《清华大学校史》和《河北省教育志》记载清华大学1977年在河北省的理工科录取分数线在280分以上。以我的高考成绩，如果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年轻考生的话，是有可能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即便清华、北大录取不上，被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这样的学校录取是有相当的把握的。

然而，对于年近三十岁的“老三届”而言，却不能这样考虑问题。一来是前面说过的，各个院校录取“老三届”的新生是有比例的，“老三届”的考生需要比其他考生的成绩高出

一大截儿才有录取的希望。我有很多的“老三届”同学，高中毕业下乡、回乡之后一直在中学或小学当老师，有的还担任了多年的高中骨干教师，教过几门主课，所以他（她）们参加这次高考是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的。他（她）们的高考成绩肯定远远高于他（她）们所教的学生。然而，由于各院校录取比例的限制，这些同学在正式录取的阶段大部分都没有被录取。正式录取阶段过后，河北省审时度势，考虑到河北省各类学校师资严重不足，所以借此机遇，在本省范围内，以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师范学院的名义特招了2，000人作为师资力量培养。河北省规定：这些师范生学制二年，分别在各个地区的师范学校开办了“带帽”的师资班。我的好多同学就分别在原来唐山地区所属的唐山师范学校、滦县师范学校、玉田师范学校、昌黎师范学校入学了。

二来，这次招生毕竟是十一年以来第一次恢复招生，当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一年时间，拨乱反正虽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有条不紊地在进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单位、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极左思潮”的残余仍然没有彻底肃清。所以，那一年的录取过程是相对复杂的。在一些学校的录取过程中，除了衡量总分之外，政审、家庭成分、社会关系、单科成绩都会影响录取。有的考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

所以，我能够被河北工学院录取就相当知足了。因为在我的母校乐亭一中的“老三届”毕业生中，考上本科院校的人毕竟人数不多。

第七章

迈进大学的校门

一

阳春三月，我收到了河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王瑞珠同学：

经我院录取，河北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入我院化学工程系无机化工专业学习。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河北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公章）

1978年3月×日

这张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除了通知我被录取的消息之外，后面的“报到时间另行通知”这句话，在全国的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里应该是惟一的。当然，为何入学报到的时间“另行通知”，当时的我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不得而知。

被其他院校录取的新生，在三月份就陆续地入学了。一直到了四月份，河北工学院的报到时间依然是杳无音讯。这就使人心中难免有些焦急。

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我拨通了河北工学院招生办公室的电话询问开学报到的时间。招生办的老师告诉我：报到的时间还没有最后确定，不过不会等太久了，请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以后据可靠的消息，河北工学院延迟新生报到的原因是这样的。

河北工学院是河北省的省属高校，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校址一直在天津（当时，天津已经是直辖市）。河北省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决定把这所学校迁到河北境内。其实，早在1969年前后，为了战备疏散，河北省和天津市经研究决定，将这所学校搬迁到河北省的邯郸地区。1969年11月，第一批1，570名师生就先期搬到了邯郸涉县索堡镇山区的新校址里。由于学校的大型仪器设备较难搬运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也没有搬完。

鉴于这种情况，当时院方也非常着急，设想出了几套方案解决77届新生的入学问题。其中一个方案是1977届新生一部分到邯郸地区入学，一部分分散到河北省的其他院校暂时入学。听说我们化工系将要去从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暂借的校舍报到。

新生报到时间一拖再拖，拖得时间过长也不是办法。问题的关键就是河北工学院是继续留在天津办学，还是要搬迁到河北境内办学的问题。

事情终于有了结论。关于河北工学院的去留问题，当时的院长潘承孝老先生给邓小平同志写信，陈述了河北工学院搬迁邯郸的利弊。邓小平同志在潘老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河北省研究决定：河北工学院不再搬迁，继续留在天津办学。

去与留的问题解决了，新生报到的时间就迎刃而解了。四月下旬，我们接到正式通知：五月一日到天津报到。

二

自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就开始搜集少得可怜的零星资料，意在了解一下将要在那里度过四年大学时光的学校。

在我们七街，有一位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的前身——天津工学院的老大哥。他当时也是上的化学工程系，也是学的无机化工专业。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化工厂工作。当时在“天化”担任生产氯碱的核心工序——电解车间的车间主任。他在回家探亲的时候，听乡亲们说我考上了他的母校，并且和他还是学一个专业的，就特意到家里来看望我。

当我们聊到河北工学院的历史沿革时，他如数家珍，给我详细地介绍了河北工学院的发展历程。

河北工学院的前身是晚清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3年创办的北洋工艺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科院校之一。最初名称是北洋工艺总局附设工艺学堂，以培养工业技术人才为目标。在初创时期，就设立了化学、机械等学科。采用“工学并举”的教学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929年改称河北省立工学院，1950年改称河北工学院，1951年与北洋大学合并组成天津大学。1958年重建恢复河北工学院，1962年改名为天津工学院。1966年5月，河北省省会由天津再迁保定，1961年1月，天津恢复为直辖市，天津与河北省分家。1971年，这所学校又改回河北工学院的名称。至于1995年河北工学院更名为河北工业大学，那就是我们毕业13年以后的事情了。

河北工学院位于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当时分为三个院，即北院、南院和东院。北院是院部所在地，另外机械系和院图书馆也设在这里。南院是土建系和农机系。东院是化工系、电机系和电子系。

在学院三个院当中，东院的规模最大，历史也最悠久。这里是当年著名的北洋大学的老校址。校园里的南大楼（我们上学时是电机系的教学楼）、北大楼（我们上学时是电子系的教学楼）都是当年北洋大学的老建筑。在这所校园里，我看到过一块石板制作的门匾，上书“北洋大学理化实验室”。这块应该视为文物的牌匾，就被随意地丢弃在校园南墙根下的一个角落里常年地经受风吹雨打。我后来想，这块历经沧桑的牌匾最终也没有被保存下来。因为我后来在参观校史馆的时候，只看见上书“北洋工学院”的匾额镶嵌在校史馆的门楣之上，在校史馆里陈列的实物当中也不见它的踪影，实在是令人惋惜。

我所在的化工系设在东院的化工楼，这座教学、实验楼在东院是一座较新的建筑，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建筑。在这座楼里，我将度过我难以忘怀的四年大学生活。

三

1978年5月1日，是我们河北工学院77届新生入学的日子。

那一天，我背起了行囊，离别了年迈的父亲、相濡以沫的妻子、嗷嗷待哺的儿女，沐浴着和煦的春风，身披着温暖的阳光，怀里揣着沉甸甸的入学通知书，奔向河北工学院这座神圣的知识殿堂。

西行的列车在奔驰，我的思绪在飞扬。

1977年这场高考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在这块历经“十年动乱”的土地上，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吹响，科学春天的帷幕已拉开！作为“改革开放”的序曲，作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强劲的春风，这场史无前例的高考必将会永载史册！

恢复高考的推进者之一，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同志在题为《恢复高考：奏响新时代的序曲》的文章中写道：“恢复高考，今天看来，怎样褒奖都不为过。它是一座纪念碑，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恢复高考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思想，从此，教育和科学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这段对1977年恢复高考的评述是极其准确而深刻的。

1977年这场高考，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最后录取人数为27万人，录取率为4.74%。这场考试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作为新的起点也为从今以后的高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这场高考的参与者，我只是这场澎湃春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然而，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一员，我也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了！

在此，我想用我的一首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也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束语：

与青春同行

青春啊，

让我们手挽手。

虽然我已经三十出头，

然而我知道，

是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

青春啊，

让我们并肩走。

虽然岁月在我的额头

犁出了一道道深沟，

然而我呼唤，

又到了整装出发的时候！

青春啊，

让我们重相约。

迎着七色长虹搭起的彩门，

踏上新长征的大路阔步朝前走！

青春啊，

让我们别分开。

我要伴着你的炽烈与火热，

埋首寒窗终不悔，

待成功时听凯歌高奏！

作者简介

王瑞珠

男，1948年1月出生，河北省乐亭县乐亭镇七街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正高级工程师。

1982年河北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无机化工专业毕业参加工作。历任乐亭县第二化肥厂副厂长，乐亭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唐山三友化工集团公司氯化钙公司经理。

1991年至1992年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公派赴日本国立名古屋工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日本企业管理。

2003年离岗后任唐山大自然安全评价事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北大自然中宇安全评价公司副总经理，唐山大自然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系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专家，河北省安全生产专家，唐山市安全生产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生产力与质量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美国克劳士比学院（中国区）高级咨询顾问。

先后编译《新丰田生产方式》1～4版，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主持编纂《安全评价论丛》一书，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为原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科学技术中心编纂《煤气特种作业》、《煤气作业》等培训教材。在国内外发表化学工程、安全生产、企业管理等领域论文十余篇，并多次获奖。多篇学术论文被收录入《美国化学文摘（CA）》、《中国科技发展经典文库》、《中国经济技术发展优秀文集》、《走向新世纪》、《当代领导者文集》等大型文库。业绩曾被载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华人专家名典》、《共和国专家成就博览》、《二十一世纪杰出专家》、《民族之光•中国专家人才荟萃》、《中国国情报告•专家学者卷》等书。

唐山劳动日报曾以《王瑞珠赤诚向祖国》为题报道个人事迹。

背景歌曲：《我们这一辈》

美篇部分图片选自网络，谨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