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风的美篇

冷风

我在塬上的那些日子

1977年4月我和共和国同龄人一样，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春风掠过宝鸡县桥镇公社的塬顶，卷起的不只是泥土的腥气，还有几分未褪的寒意。我背着打满补丁的行李，踩着被岁月碾出深痕的土路，远远便望见了东坡大队那排“一面齐”的土坯房。正面的墙虽勉强齐整，却早已斑驳脱落，露出墙底的麦秸，木格窗上的麻纸破洞连连，风一吹便哗啦作响。那是土改时分下的房，我和另外两个知青，就挤在最靠里的两间。

初来乍到，便撞进了这片土地的贫瘠。记工员在记工簿上写“早，中，晚”字时总说：“好好干，十分工能换三毛钱呢。”可这三毛钱金贵得紧，要攒着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费，买针线缝补衣裳，连一块肥皂都得省着用，往往一块能搓到只剩小半截。最难熬的是开春时节，仓里的陈粮早已见底，新麦还在地里泛青，半数人家都得去公社粮站借粮。借来的多是掺着麸皮的粗粮，煮成糊糊能照见人影，我们却照样就着老乡送来的腌萝卜干，嚼得认真。有次跟着婶子去借粮，队伍排到了塬下，看她将二十斤玉米面小心地装进布袋，那布袋打了三个补丁，她反复摩挲着袋口，低声说：“够吃十天，再熬熬就到麦收了。”

土坯房里的日子，是和贫瘠掰着手腕过的。墙缝大得能塞进手指，冬天漏风，我们就撕了旧报纸糊上，可风还是从窗缝里钻进来，夜里睡觉得把头埋进被窝；夏天闷热，我们就搬到院里的碾盘上躺着，看星星从塬顶爬到树梢。三个知青的铺盖卷堆在炕头，补丁摞着补丁，谁的衣服破了，就借队里唯一的缝纫机缝补，线总是省着用，接头处要打三个结才安心。

出工的哨子比鸡叫还早。天不亮就得扛着锄头下地，露水把裤脚打湿，太阳出来又烤得人发晕。弯腰割麦时，麦芒扎得脖子发红，汗水流进眼里涩得睁不开，可一想到十分工的三毛钱，想到借来的粮得靠工分还，手上的劲头就又回来了。有次夏收，我从早六点干到夜里八点，割完一亩三分地，累得瘫在田埂上。队长蹲在旁边抽烟，说：“娃，这地里的活，一分力气一分粮，亏不了人。”

最难熬的是四月的“青黄不接”。有天早上掀开面缸，见底了。我正发愣，隔壁的王大爷端来半瓢玉米面，粗粝的颗粒里还混着几粒砂，他说：“我家还有点，先垫垫，等队里分了新粮就好了。”那天的玉米糊糊煮得稠了些，我们三个喝着，谁都没说话，只听见屋外的风刮过土坯房的墙，呜呜地像在叹气。

可就是这样的日子，也藏着暖。老乡们会把舍不得吃的红薯偷偷塞给我们，说“城里娃扛不住饿”；夜里记工分时，会计会多给我们算半个工，说“年轻人耗体力”。土坯房的墙根下，我们用石子画棋盘，赢的人能得半块硬糖；收工路上，大家扯着嗓子唱《东方红》，歌声能漫过整个塬。

后来才懂，塬上的贫瘠像块磨刀石，把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磨得筋骨坚硬。那些借粮的日子、算工分的夜晚、土坯房里漏进的月光，还有那三毛钱十分工的分量，都成了我青春里最沉的底色。

如今再想起东坡大队，最先闻到的，是四月玉米糊糊的香；最先看见的，是那排“一面齐”土坯房在风中飘动的破麻纸——那是贫瘠岁月里，我用青春焐热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