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长之路（草木人生）8

理智

在塔里木工作期间，还有两件难忘的事。
一件是，塔里木要提拔一位副局级干部。他时任副老总。组织到我们公司征求意见。我们公司刚换了党委书记，对此人不了解，说你就写个意见吧。我说此人应该提拔，他毕业于石油院校，工作认真，对“乙方”照顾的也很好，对父母更孝顺，说上大学4年，为了供他，父母连一次肉都没吃过，还说不能忘本。这样的干部不提提谁呢？写好后，书记说不看了，你直接报上去。于是我就在打好的材料上盖上公司党委的章上报了。没想到就在此期间，他去前线检查工作，路上出了车祸因公殉职。总公司追认“优秀共产党员”，追悼会规格相当隆重，总公司领导亲自参加，发文纪念。
没想到的是，半年后，在整理他的办公室遗物时，发现了很多存折，数额巨大。因人已死亡，就没有再提。此事使我非常震惊：这才认识到“两面人”的危害！假如他不出车祸，肯定还是一个好领导，好干部。
第二件事是，我公司一位副总工程师，工作没说的，脑子也好使，特别是英语水平，一般对话、英文资料可不用翻译都能看懂。但他当时不是党员，对政治学习也不感兴趣。后来通过他认识了同在塔里木会战他的同班同学，担任某油田副总和该油田在塔里木公司的党委书记、经理，这位书记在老油田就是该省“十大杰出青年”，受到过中央领导接见。我记得他第一次找我，是让我“帮忙”解决我们公司副总的入党问题（因为我当时还兼着我们公司机关书记）。还有一次是他们公司党办主任不在，让我帮修改了一篇上报材料。我们公司副总入党后，他还请我俩吃饭。年底还送给我们公司20箱酒。见了我就喊“老兄”。他们公司职工对他评价也很高，给我印象特别好。总感觉，这样的人会有大用。
我回到老油田后，听说他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回来担任了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一直到总经理。2015年1月份我去总公司看望一位退休老领导，还与他见过一面。
没想到回来不久，就从国家媒体看到他被查的消息。后来看与我前面介绍的在印刷厂工作期间认识的那位官至正部级的高级干部同样判了15年。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脑子灵活，很会处理或协调人际关系。不论对上对下，口碑都不错，容易得到领导赏识。再一个原因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干部队伍的风气也发生很大变化。就是“两面人”增多。我常常想，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连向组织说实话的勇气都没有，干部队伍能不出问题吗？当他们被查后，我确实是吃了一惊。党培养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容易，为什么这么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因违纪违法被查呢？过去老想说是全国的事。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事纪检监察工作以来，我直接服务过的局级领导、同级干部也受到查处，有的判了刑。这是不是应从干部选拔、培养任用、监督等方面多研究并总结出经验教训呢！我写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并且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发表过多篇，但现在看也只是“纸上谈兵”，起不了多大作用。
1995年，我非常尊敬的“顶头上司”、一位副局长改任局工会主席，他从一位局工会副主席口中得知我是天津工会学院毕业的 “高材生”，非要我回去给他当处级办公室主任。1996年我从塔里木会战回来后，本来准备到工会去，结果巧遇我原来一个二级单位工作、在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老领导，说纪委急需要我这样既能写、又能处理协调关系的同志，且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又是主管干部的领导。过了几天，这位副书记、纪委书记就找我谈话，实际上“命令”式的口吻让我到局纪委工作，且按正科级调来，以后按工作水平决定能否提拔处级，由组织上考察决定，不能以某领导个人说了算。我只好舍弃原来轻车熟路的工会专业，到纪委系统工作。为此，改任工会主席的老领导还和副书记闹了一场。
不过，还算幸运，他们谁也没有难为我。在组织和一些老领导的培养下，不到半年走向了处级干部岗位。
1997年，是我工作中比较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根据集团有关文件，我局要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把监察职能提出来，纪委仍然保留。之前，我曾与局纪委一位副书记到中原油田取经。人家成立13个区块纪检监察室，全部为副处级架子，每个室配一台值班车。
回来以后，我们写成调查报告，向局领导提出拟设15个室，为副处级。当时，主管书记在北京学习，我把报告送交一位在家主持工作的一位老副书记批阅。这位老书记看后，笑着对我说，人家老Z在北京学习，我只是代管一下。比如说你们要接待地方、各大局来人、车辆不够用等，我可以协调签字。但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你们书记批阅。主管书记星期天回来休息，我把报告拿到家里让他看。书记说，纪检监察改革是上面决定，我们不搞不行。但局长是全局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签个初步意见，你送局长先看，他是什么态度？报告送交局长后，局长说上常委会讨论决定。
在常委会上，基本还是谁官大谁说了算。有的常委说，企业干得好好地，搞什么监察改革，纯粹是胡闹。局长最后拍板，同意改革。但各个区块室定为科级，所需人员由局纪委监察处从二级单位抽掉，人事关系、工资发放放在局机关。不配车辆，需要用车由局纪委协调解决。每个室安装2部电话机，正科级干部电话费按原来规定报销。
大概前后3个月时间，人员基本到位。当时，局纪委书记在北京学习，有些具体问题只能在周日回来向他请示。
开始运行就感到非常不顺。我作为局纪委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协调各室日常工作，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有的要用车，有的要复印材料，有的要报销相关费用。月底还得造工资表，我是“上蹿下跳”，经常跑财务处、计划处审批需要购买的东西，到机关财务科报销相关费用（机关财务科只认我的签字）。区块室有些老主任，看我难处太大，有时候需要用车就从原单位要。有的请原单位解决复印机等。过了半年，很多二级单位纪委书记找我甚至直接向局纪委书记和局长反映。说，原来二级单位纪检监察干部编制就小，大单位5—6个人，小单位2—3个人，改革后，基本都抽掉到区块室了，很多小一点的单位，纪委书记成了“光杆司令”，严重影响工作，这样的改革确实有问题。
我把改革出现的情况向主管领导作了汇报。运行以来，案子查办确实有很大增加和突破，但总体矛盾暴露太多。建议，撤销改革方案，恢复原状。主管书记既同情我的难处，又怕扣上“破坏改革”的帽子，一直顾虑重重。后来，集团公司纪检组（监察局）来调研，我实事求是把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作了说明。他们回去后，一位副局级专员给我亲自打电话，说，某某油田已经恢复原状，让我给局领导写个报告，让他们表态。
在主管领导的同意下，我起草了撤销区块室，恢复原状的请示，局纪委增设两个案件检查室，其他不变。经局常委会讨论同意该方案。局长强调，人员原则上那里来那里去。需要留在局纪委的人员要严格把关。
这又是一道难题。不少同志不愿意回去。也有个别同志调来时觉得自己到局里了，和原单位纪委书记闹得很僵。经过大量工作，留在局纪委的皆大欢喜。回去的同志也都能顾全大局，我真的从心眼里感谢他们。
改革“受挫”后，局纪委、监察处增加到8个室，各种专项材料各室自己写，我主要写向省纪委、中石油纪检组综合性汇报或专项调研材料等。这期间，在局党委书记和主管书记的支持下，我提议创办了《纪检监察信息》，作为内部刊物，每月编发一期，发至二级单位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除了报道纪检监察动态，还有办案体会、效能监察等专版，很受二级单位欢迎。总公司来专门肯定了我们的经验。这年底，我局被中纪委评为“全国纪检监察工作新闻信息先进单位”，除总部一家，各大油田只有我们。在后来的高工评聘中，因为是集体荣誉，很多人都“沾了光”。当年最难办的还是用车问题。纪检委监察处人员增到38人，是局机关数一数二的大处室。除局纪委书记外，还有处长一人、专职副书记一人，又从基层提拔一个副处长，另外还有5个处级员。一个处室8个处级干部，在当时实属罕见。但还是两台值班车，首先要保证处长、专职书记用。案件检查室用车最多，当然车辆不够用时，也向二级单位求援或通过局办临时调用。那时，我可以说能够说上话或比较熟悉的二级单位主要领导，我都向人家要过车用。
一位同事的弟弟由于对他工作的单位腐败现象不满，离厂出走，我除了安排一台车还从别的单位找一台车帮助寻找。因为必须留一台车保证委处日常使用。也是赶巧了，一位科级老主任老娘去世，提出全家要回老家送葬。我实在没办法，都知道“人死为大”的道理，问局办要车肯定不行。于是，我只好找我原来工作过的老单位——塔里木华北钻井公司办事处要。办事处主任说用几天，我说可能来回3天。他说如果一天我可以给你们用，超过一天，必须找“一把手”同意。因为他们是租用的一台“奥迪”，每天400元。我们处里还真没有这样当时算高档的车。我只好给在新疆的领导联系，书记兼经历很给我面子，同意用，费用他们出。说实话，这位主任平时对我很一般，总以为我是某某某的人。这次看我为了解决他们全家回去费尽周折，非常感动。回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好。
这也说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在工作中是一个大难题。任何情况下，工作难不倒我，而处理人际关系有时候占工作精力的一半还要多。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原来工作过的一个老单位，由于班子主要领导积怨比较深，导致党代会一位领导落选，另一位不久也调走。还有的总以为自己有靠山，有后台，把个人矛盾闹到工作中去，甚至大打出手，影响很不好。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你怎么能心情舒畅，全身心地投入呢！
虽然我工作年头并不短，但由于对官场的“潜规则”不研究，不去主动适应，所以难免受挫。都说，“人往高处走”，可我一时听了主管领导到基层干两年的话（这个单位党委书记让他“给”一名文笔好的干部，别人都不愿意去，实际上是副书记在求我），1999年8月，我接到了任职文件，但那时局里正在筹备三届党代会，我又是党代会的副秘书长，负责起草纪委向党代会的报告。局党委书记要求党代会结束后再去上任。就这样稀里糊涂到了油田一个二级单位任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刚到这个单位，“屁股”还没坐热，就遇到一件事。有一天，某采油厂工会主席给我打来电话。反映一位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好，且不是一般的不好，否则他也不会直接打电话找我。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公司处理了一批彩电。他老伴看便宜买了一台。回去发现质量有问题，找到卖彩电的服务员，问能否可以退换或修理？服务员可能知道他的身份，竟然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老公那么大的官，还差这俩钱。”老伴回去气得饭都吃不下。他强调，这绝不是什么官大官小、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样的服务态度让人接受不了。
我听了感到非常吃惊，一个单位如果是这样的素质，那就对单位形象及经营影响太大了。
当天下午，我让主管他们的总支书记和家电经理陪我去这个厂，带上彩电款，一是道歉，二是退货。到了该厂，这位主席略感到有点意外。我向他说明情况。家电经理也作了诚恳的道歉。他说，你们这种态度，我什么也不说了，还是咱们国企好，知道有问题立即整改。彩电我也不退了，修理一下就行。接下来聊天，他们还是一个县的近老乡。越聊越热火，非要留我们吃饭。我再三推脱，他也不干。正好，他们厂的纪委书记是从局纪委下去的，也是我的老熟人，说他亲自作陪。就这样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在人家厂食堂吃饭。饭后，我让家电经理去付款，人家怎么也不干。这件事就这样化被动为主动了。
通过这件事，我把员工服务态度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我用全国商业系统劳动模范张秉贵的名言教育员工。张秉贵说：“一个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好，外地人会说你那个城市服务态度不好，港澳同胞会感到祖国不温暖，外国人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文明。我们真是工作平凡，岗位光荣，责任重大！”我还选择了一些服务案例印成小册子，发给各商场，其中有《十二次微笑》。后来，我提议办起了《商业之声》，每月编发一期。每期我都亲自撰写评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