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长之路（草木人生）7

理智

新兵连的嘉奖

我由衷地感谢我11岁时，在我家住的兵，是他们影响了我，特别是班长送我的小五星，坚定了我当兵的理想。尽管当时并不懂什么是“阶级觉悟”，但觉得他们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由此想到一句古话“近朱着赤，近墨子黑”。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人影响很大。我现在也进入“古稀之年”，但还是时常想起当年住在我家的“解放军叔叔”们！特别是班长（记得他走时提干命令已经下来了，把帽徽和小五星送我）。假如有机会能打听到他们的消息，真想见见，特别是班长，估计都是耄耋老人了。好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五)为父亲落实政策奔走吃尽了苦头
1974年对我来讲是个难忘的年份。我们科长对我说：“小李，好好努力，你是可以准备提干的人。部队已经有意考察你。”就在部队派出外调组回来不久，军务科一个小老乡打字员说：“这次你有希望，准备请客吧。”
可半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我的连队指导员殷全荣（河南鄢陵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自他1975年转业就失去了联系）找我谈话，说一会王科长还要找你单独谈，说：“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不知道什么事，凭感觉一定是家中出大事了。
果然，他们先后告诉我，县委给政治部来了一封信，信是手写的，盖的却是县委公章。大意是说我的父亲犯了严重错误，县委同意的外调材料作废。鉴于我们部队的特殊情况，如没有别的想法，年底就把我作为复员处理，更别想得到提拔使用。
听到这个消息，无疑对我是五雷轰顶。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茫然。两眼一片漆黑。
在他们的扶持下我回到宿舍，我是欲哭无泪。14岁就参加八路的父亲怎么被自己的党开除了呢？还影响到我的前程。不是不讲株连吗？（可现在细想，那个时期，能够当工程兵的要么苦大仇深，要么绝对根红苗正，直系三代和近亲属成分在中农以上、有一点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的，绝对入不了工程兵的门，因为我们是军委直属工程兵部队，所从事的工程都与“核”有关。但不敢说这是株连），在首长面前，我欲哭无泪，连续四天四夜没睡着觉（多年以后体检，说我的心脏有过一次“梗塞，”我原来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想起，可能就在那个时期闹的，因为年轻，闯过去了，但还是留下了痕迹），那几天，我几乎天天给家里写信追问情况。可一直接不到回信，更增加了我的惆怅。
部队怕我想不开，上厕所都有人跟着。短短一个多月，我1.71的个子，体重由128斤下降到116斤，按现在的话讲，是“自然减肥，”可在当时，真是弱不禁风。
就在这人生最难受的时候，部队各级首长给予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尊敬的老科长王连成，多次与我促膝谈心，想父亲一样关怀着我：“海生，你放心，只要你没有一个好的出路，部队绝对不会安排你回老家。”
师司令部参谋长杨广顺（后任副师长）、直工科长魏进先都对我讲：“一定要咬紧牙关度过去。天塌不下来。现在对你是最大的考验。你要经得起就会前进，经不起就是死亡。部队就是你的家，只要我们在就不会不管你。”
他们不但这样关心我，还积极与县委联系，但一点结果也没有。
到了年关，首长们看我情绪比较稳定，身体也逐步恢复，便安排我探家。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回到家里时，看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满头黑发的母亲头发花白了，父亲看上去更是像苍老了几十岁。看到如此情况，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眼角的泪夺眶而出，再也忍不住，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和我在一起抱头痛哭。
到了晚上，父亲才用颤抖的声调说出了情况：由于“文革”派性作乱，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确实不谨慎，让人抓住了把柄，在对待“学大寨”的问题上也没有执行县委的指示。他包队的公社条件不好，全是山区，县里推广种植“梅花楼”（密植），他听了当地农民意见，还沿用了原来的方式，县里检查时没过关。他与与当时的县委书记发生了争执。人家坚持要把他拿下。当然，他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检查。
回到部队后，我把情况给首长们作了汇报，首长们很同情我的遭遇。虽然提不了干部，但让我继续留在部队。
为了不至于家中生活过不下去，我把津贴费省下来贴补家用。给家里邮寄些食品贴补家用。在全家最困难时期，没有让家里炒菜没油或断顿。我把发的新军装省下来给家人穿，父亲、大哥、大妹都穿过我带回的“军装”。我从后勤部价拨一些回收的旧军装穿。有次，大哥到重庆出差，我的部队当时在四川广安，我专程到重庆看望大哥，他见我穿的军装胳膊肘、膝盖、屁股都是补丁摞补丁，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能告诉他我是穿得是工装，来不及换就来了。后来父亲问题解决后，非常感慨的对哥哥和两个妹妹说，那个时期，多亏了你二哥了，你二哥给家里的贡献最大，吃得苦也最多。记得是1980年前后，老家的东屋续了两间因无钱上不了顶，父亲给我来信说能否给家里300元就能解决问题，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从我只有1000元的存款中寄出300元，解了家中燃眉。
2008年在北京聚会时，再次见到日夜思念的老首长王连成，他也激动地说：“你们这帮战友中，海生吃得苦最多。他能有今天，我也替他高兴。”这是后话。
在后来的日子，我多次为父亲的问题奔波。
父亲的亲舅舅五十年代就是党的12级高级干部。我找到他，让他给当时的地区专员打招呼，但没有答复。后来我又带着他亲笔写给从西藏调回县里的老书记范中富（他的老战友，从西藏山南先调到西安任西藏自治区驻陕西省办事处主任时，我那时正好在西安，给他在生活上诸多照顾）的信找到本人，他的儿子还和我是校友。但他说，我离开县里多年，刚调回来，现在也不好办。不知多少次，我冒着一尺多深的大雪，跌跌撞撞、碰破了膝盖回家也不敢吭声，在夜里十点前叩开县纪委书记、几位老副县长、副书记、县武装部政委、政工科长家的门，求他们帮父亲说句公道话。关心我父亲和我父亲关系好的，表示同情，有的提供点“内部”情况，说县常委会讨论你父亲的处分时，11个常委9个反对，1个弃权，只有时任县委书记坚持要处分。告诉我他们也无能为力，可以去找那些说话管用的人。与父亲关系一般的，自然是说些“履行公事”的官话，说照党的政策办如何如何。还有一位当着我的面，对父亲的事“义愤填膺”，说他一定要为父亲讨个公道，我感动得差点流眼泪。后来才知道一点作用不起。我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下的钱购买的礼物照收不误。甚至还说我从南方托运回的藤椅好，还要几对，他要送他的首长，好给父亲说话用，尽管那时我们部队已经不在四川，但还是托人给他买来两对。但父亲的事还是泥牛入海。
后来，我到地区档案局找我一个本家的二姑，二姑对我说：“原来处理我三哥的人已经升任地区副专员。我求过他几次，毫无同情之言，并且说还是处理得轻。他家有人再闹就法办他。要想解决我三哥问题，你得找比他官大的人才管用。”
我听了二姑的话真是肺都要气炸了。我甚至想过，拿上一枚手榴弹，去找这个也算共产党的高官一起同归于尽。可冷静下来分析：真要这样做了，父母怎么办？两个妹妹怎么办？？那不真成了反革命了吗？真的家破人亡了吗？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
受此启发，又是在一个年关跟前，冒着大雪回家强拽着体弱的父亲，跑到山西省邮电管理局，找到父亲当年的老领导郭增瑞副局长，郭副局长说：“我和人家此人是平级，找人家提过多次，人家代答不理，我也没办法。你们看怎么办。”临走前，他说你不是在油田上班吗，那里离北京近，建议我去邮电部找父亲也是他的老领导阎晓峰副部长。并把阎副部长的家庭住址告诉了我。
我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阎副部长家。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阎副部长说：“带给你父亲三句话：一是共产党是我们这么多生命换来的党，不是哪个人的党，所以要相信组织，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二是绝对不能自杀，自杀了就啥也没有了，除了给党抹黑、给家添乱，真是成了罪人；三是保护好身体，有时间可来北京看看。”

父亲的平反通知书

在阎伯伯的亲自过问下，山西局的陈局长亲自到晋中地区交涉，和安排人到县里协调，他们开始重新调查。当然在复查过程中阻力很大，直到1986年，县纪委对父亲的问题复查有了结果，父亲的问题才得以解决。（1984年，阎伯伯因病去世，我把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是泣不成声）。
这件事对我尽管打击或影响很大。但也确实悟出了官场的险恶。也似乎明白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以后，不论遇到什么难处，我想还有比这更难的吗！
1997年5月，我回老家探望。临走那天，父亲和我絮絮叨叨说到大半夜，我实在是困得受不了啦，母亲也说：老二明天还要出远门，你们休息吧。父亲说，让我多和他说会话吧，也许再回来就不一定见着我了。
我以为父亲说着玩，可没想到当年国庆过后，10月7日他就离开了人世。当然，那天晚上说了很多。但父亲最多说的一句话，我确实老忘不掉。也许是父亲从“文革”中被人整怕了，老说：“为人处世，千万别整人，别害人。你要是整了人，害了人，别进咱家的祖坟。”
现在想来，父亲的话多少有些片面，当今社会，一些腐败分子、黑社会成员，把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大好江山折腾的乌烟瘴气，很多道德问题、风气问题越来越不乐观。对这些害人害国之马，不整治行吗？
四、石油岁月
常言说“近珠子赤，近墨子黑。”是说环境对人的命运影响是很大的。过去人们常用“书香门第、积善人家”形容一些好的家庭不是没有道理。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遇到的“贵人”比较多，也就是说，成长环境比较有利。但也受到一些挫折，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1978年5月，我从部队退役，先后参加过华北和塔里木石油会战。遇到了很多“贵人”培养帮助。我从当时华北油田最大的一个二级单位政治处宣传科干事做起。1981年到82年初，我在某钻井队蹲点一年有余，还在其他钻井队短期蹲点，对了解钻井生产流程、队伍管理等非常必要。特别是钻井队那些钻工弟兄们的豪气、朴实深深教育了我，仿佛又回到了部队。这个队在工作组的帮助下，甩掉了后进队的帽子。
1982年公司组建宣传队参加全局第六届文艺会演。党委书记亲自“点将”，让我担任宣传队政治指导员。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人员调动、节目创作把关和日常思想工作。我同工会提名的队长一起，真是费尽心血，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夺得全局团体组织奖、优秀创作奖和表演奖等奖项。
会演结束后，公司不让我回机关，安排到多种经营系统一个印刷厂出任副指导员。短短两年，我为这个有职工近60人、大集体工10余人、加上待业青年200多人的印刷厂制定出一套适合管理、绩效考核等制度，使得该厂效益大幅度提高。但也感觉到与从地方调来搞过印刷业务的厂长共事太难，主要是此人非常固执还有点霸道。我向单位组织部提出还是回机关工作。当组织上答应我的要求后，没想到我第一次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党委接到一封关于我的“告状信”。党委书记亲自找我谈话，说印刷厂除我外的16名党员联名写信说我不能走。书记说，你是不是考虑一下继续在印刷厂工作。说实话，当时我心情特别矛盾，既对16名党员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感动，但又不再愿意回去。现在看来，走是对的，要不一辈子很可能就是个“老干事”了。但辜负了16名党员同志的期望一直耿耿于怀，于心不忍。这也证明“人挪活树挪死”在特定情况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印刷厂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也遇到过一些“特殊”的事。大约是1983年8月，天气炎热，那时办公室没有空调（即使有，电也不够用，还经常停电），只有一台“华生牌”电扇，整天“嗡嗡”地叫着。有天上午，公司一位主管生活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下午某钻井公司党委书记到你们厂，可能办点私事，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如果好办，就帮办一下。当天下午，我一直在厂门口迎候。大约3点过后，来了一辆“天津牌”吉普车，车上下来一位年龄比我大一点的人，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我迎上前去，他首先与我握手，问我“您是李指导员吧”？我说是。说，您就是y书记吧？得到肯定回答后，我把他迎进我的办公室，给他沏了杯茶。他说，先别忙，后头还有台车，我给你们拉来车西瓜表示个心意。一会那台双排座车也到了。我让厂调度赶紧安排人卸车，把西瓜卸在印刷厂仓库，告诉调度，下班前把西瓜给大家分了。
然后，我才问书记有什么事？他说，事情倒不大，看能不能帮忙。说他的小姨子在老家农村，想出来找个工作，他爱人也老叨叨。说有次局里组织参观你们单位三产，我们公司管多种经营的副经理来的，说你们厂办的不错，有全民职工、大集体职工，还有100多待业青年。于是我记在心上，才与你们公司主管领导通话。我让他略等一会，与厂长商量，厂长听说是公司主管领导介绍来的，安排个临时工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就对他说，没问题，回去让他来就行。又简单介绍了厂里情况。特别说明条件不太好。住宿用原来供应站的办公楼，女孩4人一个寝室，吃饭要到基地大院的职工食堂去买。工资也就40来块钱。他说，这就很不错了。我的小姨子在农村，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我说什么时候来都行。他说，已经带来了，就在吉普车上。我说您怎么不早说，这么热的天，别中了暑。他出去把他小姨子叫进来，司机蹲在树荫下乘凉。我让他们都进来。这才发现，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我让劳资员先把她安排到装订车间。这个女孩工作很认真，后来还和一个正式职工结了婚。
过了几天，这位书记又给我打电话，说礼拜天不要出去，他来车接我到他们公司所在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我说，别那么客气啦，这点小事，实在值不得一提，就没有去。
以后这位书记担任了局党委副书记，我离开印刷厂后担任沧州基地办事处党总支办公室主任时，曾经参加过局一次政工会，他在会上讲话很有水平，脱稿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调到别的油田，以后又掉到一个直辖市，从企业到政府副市长、常务副市长。遗憾的是，中央把他调到国家某部委（总局）担任“一把手”，不久就被查办了。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令人痛心的事。那是1988年的5月18日，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新任命了一位党委书记上任，召开干部大会。我当时在沧州办事处任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头天接到公司党办通知，让基地有关单位派人参加。当天下午，办事处安排了一台面包车，车上坐了8名干部，随车还有公司小车队一名修理工6岁的儿子同行。大概车子行至杜林镇桥头东侧发生故障，司机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发动机有毛病，于是采取车内直流供油往回开。结果刚起步就引发大火，小孩当场被烧死，另一名干部被烧伤，引发并发症死亡。当时安排我在家值班，车子出发1小时左右，行政办主任气喘吁吁急匆匆跑回来喊：“李主任，出大事了！”我问什么事，他大概说了一下。我立即给保卫科打电话（在沧州主持工作的保卫科副科长也是会议代表还在杜林）。我让一位干事赶紧带上照相机，我也把自己的“海鸥203”老机子带上。到了现场一看，面包车烧得只剩下一具空壳，但还在冒着黑烟。保卫科那位干事胆小，只在车周围拍了几张照片。我赶紧钻到车内，看见那个小孩已经烧成一小团，头上还冒着烟。两条小腿烧得只剩下半截，骨头雪白雪白，我赶紧按下快门，把里外都拍了几张。
当晚，沧州大院都在议论这件事，人们纷纷指责车上的大人明明听到孩子的喊叫，为什么不把他带下来，哪怕扔下来也行。
第二天上午，公司纪委书记与有关部门来了解情况，他们说来时已看了现场。要求把昨日拍的现场照片洗出来，回公司处理时用。我给那位干事打电话，问他照片洗了没有？他说，昨日由于害怕，胶卷没挂上，冲出来是白板。我让他赶紧过来，把我照得胶卷取走，赶快冲洗。因为他用的是日本产相机，我的相机还是当年在部队时买的，已经落后了。不管怎么说，我照得还算清晰。我让他选出主要的，放大两套。快中午时送到我的办公室。这时，上午调查会已经结束，中午他们吃完午饭就回任丘了。
后来详细情况就不说了。司机经当地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这件事说明，任何时候都不能违章操作。真的是付出血的代价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兴起补习文化高潮。特别对领导干部提出来“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四化”要求。提拔干部也强调文凭。我曾向组织上提出上石油内部大学深造的要求，但有关领导找我谈话，说你是个老兵，在部队就“锻炼”好了，单位的骨干，上不上都没关系。我与一位老科长参加油田一个干部“四化”培训班，他怎么也记不住“四化”内容。我说你换个记法。我临时给他编了几句顺口溜，干部队伍“四化”情况是：“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缺德，德才全无”。他倒是认真了，说“总结的好”，还记住了他的小本子上。结果他在写总结和发言还引用了这几句话，领导说他善于“活学活用”。
那时候，我参加了河北省法律专业自学，两年多时间，过了7门（一共14门课），《但经济学》考了两次一次58分、一次58.5分。我虽然上过3年初中，但是在“文革”期间，数学基础几乎为零。我想，很可能卡在这门课上毕不了业。 1989年，我们局工会与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联系，拟在油田招收一部分学生。主要以工会干部为主。我想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去局工会报名，局工会组织部干事李大姐问我什么学历，我如实回答：“初中”。李大姐说：“你没看招生简章吗，必须是高中学历。”我正要离开，在走廊里碰到组织部姚部长，问我来干啥，我说来报名。他说报了没有？我说报是报了，但没报成，学历不够。他把我带回李大姐的办公室，说，这只是去考试，不是上大学，给他填个高中学历吧。如果考上了，说明他不比其他高中生水平差。
就这样，我参加了考试，一百二十多考生，只录取了29名， 我是第11名。成为唯一一个初中生直接考上大学的人。在天津工会学院学习期间，我始终保持了较好的学习水准，我的毕业论文在校刊发表，以后还在校刊发表数篇论文。
1990年我被任命为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当时提拔我的时候也是一言难尽。前面公司党委任命了一批科级干部，我是口头上党委书记宣布了我的任职，但文件没有，说明任命出了问题。过了半个月，原来我们宣传科副科长后来担任公司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你的任命文件马上就下。我问其原因？他说就在你要任命时，公司接到一份信，说有一次能去沧州，基地招待吃饭当中，你说“公司某某某领导要下台，某某某要重新出山。”常委会上，在讨论时，党委书记明确说，不大可能，他不可能这样随便说。但还是要去核实一下，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了，那真的不具备提拔素质，不但不能提拔，还要考虑是否到钻井队工作。组织部长去后，了解到是我有次到沧州基地办事，中午吃饭时，原办公室一位副主任问我，说某某某要下台，某某某要出山。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才回公司机关几天，就拽起来了，我在机关呆了多少年。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和在机关呆了多少年没关系。他又说，基地都传遍了。我说那也是假消息。不可能让一个大学生且年纪轻的下，让一个初中生年龄大的再上。幸亏这位副主任在部长调查时说是他说的，否则我起步科级就成为泡影，这一步迈不开，别说以后到处级岗位了，只能永远当一般干部。我对这位部长说，这么点事，为何不直接找我。如果有人说我杀了一个人你们也信？他说，已经过去了，就不别再提了。要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是谁在后面捣鬼？部长说，也别追究了，他分析是看我年轻提拔嫉妒所致，我也就再没提起此事。这件事虽然有点波折，但对我也是个警示，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谨慎，坏事成了好事。

石油会战初期的职工家属住房，已经从帐篷变成平房

1993年1月，我参加塔里木会战，担任华北钻井公司工会副主席、党群办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科）兼任机关总支书记。先后“伺候”过3位副局级（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正局级）领导。他们对我的工作非常放心和肯定。说实话，我也没有给他们丢脸。我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群办副主任和工会副主席期间，单位年年都被评为先进集体或单项先进。
在塔里木工作期间，特别注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也了解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实，与少数民族非常好打交道。他们待人热情，信守承诺。我认识一位叫阿巴斯的维族朋友，他是做生意的。有次我要回内地（他们叫“口里”）休假，头天下午，我去找他，让他卖给我10斤羊肉。他问我哪天走？我说明天的飞机。他说，那你就明天上午来，今天买了，回去就不新鲜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取了羊肉，当天下午回到家中，用称称了一下，还有近11斤。
回到新疆后，我去找他“算账”，问他为什么多给我1斤？他说，我们维族人最讲信用。我要是给你10斤，回去路上损耗，到家就不够了。所以要多给你点，以后多买我的东西就是。我真的很感动。要是内地人做生意都像维族朋友那样多好。
1994年6月，局副总地质师吴华元来新疆考察。我陪他进沙漠、到前指，有天傍晚，他想看一个维族村庄。我们公司附近就有一个村。在去的路上，我告诉他，与维族朋友说话要注意。到了村边，正好看到有个维族老人推着一个竹子制作的小推车，上面坐着一个小“巴郎子”（维语“小男孩”的意思），吴总上前与老汉打招呼：“老哥哥，这是你的孙子吗？”
维族老汉急忙摇头：“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的小儿子。”吴总又问：“老哥哥，你今年多大了？”
维族老汉比划着说：“七十四。”
我连忙扯扯吴总的后衣角，与维族老汉打了招呼往村子里走去。边走边对吴总说，叫你不要乱说话，你偏不听。再往下说可能就要影响维族与汉族关系了。人家维族不搞计划生育，有钱的还可以娶几个老婆。所以，七十四岁生儿子一点也不奇怪。
吴老总这才恍然大悟。连声说：“领教了，领教了。”
在塔里木期间，除了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接待内地来的领导和帮助他们投标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且完全是尽义务。那几年，先后帮多个单位设计标书，疏通关系，大多数没有空手而来。也有中标后放弃的。每次他们来，我都得连夜赶制标书，打印十多册（塔指招标委成员每人一册）。如果遇到特别急的，就要干个通宵。看来人还是要在多个岗位锻炼为好。当年我在印刷厂工作两年，至少学会了怎样装订文本。我制作的标书完全可以和印刷出来的相媲美。不过，也交了不少朋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