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居杨郢

方圆

　　江淮丘陵的褶皱里，藏着许多细碎的地名，如庄、坊、村、店星罗棋布，而"郢"字总带着些古意——那是楚人的印记，是姓氏与土地最早的契约。我的祖居地杨郢，便是揣着一枚时光的印章。百度词条说，郢是楚都遗韵，漫漫于江淮间的"郢"多为楚民姓氏聚居地。杨郢，该是杨姓先人最早的家园吧。小时听人说或许是"杨树郢"的简称，可学了历史的我，总坚定地想，这个小村庄的名字里应该隐埋着一个杨姓家族的故事。不知何故，杨姓的故事被我们袁姓沿续着。

从我记事时起，杨郢不到二十户人家，杨姓早已缺席，袁姓占了九成，剩下的许姓和鹿姓两户也都是袁家的姻亲。爷爷说，我们这支袁姓原在六安双河，是祖父的祖父那一辈，循着说不清的缘由——或许是投亲，毕竟袁家与附近的李姓大家族早有姻亲——落脚在花子岗集西北一公里处的杨郢。那时家族未出五服，大房六七户，我家这脉算四房，二十余户人家，南北一字排开的房舍不过两百米，坐西朝东，像一串拴在土地上的绳结。东边三百米是岗丘，翻过岗、过了冲就是花岗街；南边有一条细细的水渠潺潺流过；西边岗地外，一条路蜿蜒七八华里便到达紫蓬山；东边的岗地一华里多一直伸到镇上的中学。郢子中间有口十亩大的水塘，映着日月，也映着这方水土的安稳——即便是三年自然灾害，杨郢的袁家人也没饿过肚子。

　　我不是出生在杨郢，具体出生地是在杨郢的东南三华里地、合安公路边的大舒郢。1938年鬼子火烧花子岗后，祖父——他是四房里最小的——带着祖母在集上搭凉棚炕粑粑、卖茶水，就这样，爷爷奶奶带上我父亲和两个叔叔便在花岗集上安了家。但是，杨郢始终是我们袁家的根。父辈生在那里，至亲们也都住在那里。而我的父亲又是家族第四代里说话有分量的人，凡是我们近房的红白事、年节团聚，总在杨郢展开。我的童年，一大半浸在那里的炊烟里。

年三十要去村头祖坟祭拜，新正月里挨家拜年，一顿饭一家，能在杨郢住上十天半月。谁家婚丧嫁娶，祖母总拉着我去。那时缺吃少喝，去杨郢多半是混在长辈堆里蹭顿好的。记得一个冬天，宗亲家办事，三年级的我中午放学就往杨郢跑，一公里的羊肠小道覆着雪，弯弯曲曲有冲有坎。离村百米时，我还是跌进了雪坑，挣扎半天爬出来，湿冷的衣服裹着身子，却啃到了香喷喷的大鸡腿，那点冷早抛到了脑后。还有大年初一，跟着祖母拜年，一个大堂兄为了支烟跟我吵，饭前骗我去邻村雷公郢看连环画，快到门口他却跑了。我正犹豫，窜出的狗一口咬住我裤脚，家主赶来时，脚拐上已留下了牙印。那时郢里没同龄玩伴，这点小波折，倒成了童年不多的亮色。

　　1986年到县城，1993年到省城，离杨郢越来越远。市场经济像股风，吹散了些亲情的浓度，去的次数也少了。只每年清明和年三十，去祖父母坟前祭拜，匆匆来，匆匆走，再没跟叔伯兄弟围坐吃喝。可杨郢，这不起眼的村庄，是血脉的源头，是童年成长的加油站，那些农民叔伯兄弟的模样，总在脑海里清晰如昨。我总想着，哪天要好好抱抱这土地，跟兄弟们痛饮一场——血缘这东西，原是割不断的。

1993年到省城工作后，这样的念想更甚。直到2001年10月，曾在我家帮着带孩子的堂侄女出嫁，我带着妻女回了杨郢。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为同一件事奔赴故乡，各人都有分工：女儿上完课赶来当伴娘，做得有模有样；妻子早早起床梳妆，比平时讲究了许多；我反复叮嘱她们，这趟杨郢之行，是大事。那天酒桌上，我主动举杯，喝了许多酒，把场面搅得热热闹闹。或许是太久没这样亲近故土，或许是终于圆了些许念想，那一刻，杨郢的烟火气、叔伯们的笑谈，都烫得人心头发暖。

　　这以后，我忙于工作和小家庭事务，很少再去杨郢与叔伯兄弟叙旧。直到今年春节给九十多岁叔父拜年时，又遇仍居住杨郢的几位叔伯兄弟，他们也都逾古稀之年了，但他们的身体状况都很好，虽然我们散多聚少，但血缘相近，语言还是十分相投的。这其中也有祖居一起的因素。

祖居地是一个人成长的隐性坐标。它以地理肌理为骨，用世代积淀的生活方式为血，在人意识深处刻下最初的生存密码。这种影响如土壤之于植物，不显现却渗透全身：祖辈的生存智慧化作应对困境的本能反应，地域特有的价值观成为判断是非的隐性规则，即便肉身远离，那些融于童年的晨昏、饮食、语调和处世惯性，仍会在人生关键处显现，成为个体对抗不确定性的精神锚点，是“我从何处来”的终极答案，也是构建“我是谁”的隐形基石。

我离杨郢越来越远了。那里虽然消失了杨姓故事，却盛着我们这房袁家几代人的演绎，特别是装着我跌过的雪坑、被狗咬过的裤脚，和那些混在炊烟里的、带着泥土味的温暖。这大概就是祖居地的魔力吧——无论走多远，它总在血脉里轻轻拽着你，提醒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袁文长

二00一年十一月初稿于琥珀山庄

二0二五年七月修订于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