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孙世军

张秀岩

说来遗憾，在做这个美篇前想找一张孙世军的照片，翻遍了所有的相册，一无所获，别说是单人照，就是合影照也没有。我和世军交往多年，在一起开过会，喝过酒，就是没有在一起照过像，想想都不可思议，好在找到了三封孙世军寄给我的信，略觉安慰。

转眼，世军离世已经19年了。岁月太残酷了，一个人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世军拼搏一生，到了花甲之年，刚要享受清福，却病魔缠身，早早走上了不归路。想到这儿，我的心情沉痛。

孙世军去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那是2006年1月24日，我在办公室接到谷风仙打来的电话，她说：“孙世军昨天去世了，明天举行葬礼，我知道你们是老朋友就特地打电话告诉你，你能去吗？”

这突如其来噩耗让我震惊，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在这之前，只知道他体弱多病，没听说他得过什么大病，怎么说走就走了？才刚满60啊！

我埋怨自己的粗心，只是知道他的工作很忙，等他退休了再联系，怎么就没想到抽空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的近况？如果知道他生病，即使再忙也一定要去医院看望他，帮些忙，不会像今天留下一生的遗憾。我对谷风仙说，孙世军的葬礼我一定要去。

1月25日，正值腊月二十七，年关已近。孙世军的葬礼在西华苑吊唁大厅举行。曙光农场党委副书记袁绍民和农场的组织部长代表农场专程从曙光赶来参加葬礼，虽然世军此前早已调离曙光，但曙光农场没有忘记他，这让我感动。

在西华苑见到了倪新民、谷风仙夫妇，也见到了老知青孙红。参加葬礼的老知青只有3人。我知道，孙世军的知青朋友不少，怎么都没来？我有些疑惑。

后来得知，孙世军的病发于2005年8月，在住院期间，世军虽与病魔顽强抗争，也得到了两个孩子和亲友们的全力救治，但还是未能逃过劫难。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世军嘱咐家人不要把他生病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他不想为此惊动朋友，哪怕是最好的朋友。世军逝世后，家人想给世军的一些知青朋友打电话，但却找不到这些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可能是世军早就把电话号删掉了。后来不少知青朋友知道了这件事，也都埋怨世军想得太多，为没有为他送行深感遗憾。

我和孙世军都是1968年11月7日坐同一列火车到三十一团的哈尔滨知青。他是哈尔滨第四中学的老高三，1966年赶上了文 革 ，原先报考医科大学的梦破灭了，在学校又等了两年，最后和我们一起下了乡。

当年下乡时，我被分在七连，世军分在六连。我们两个连队相距不远，那时我们还不认识。世军擅长理科，对粮食化验感兴趣，于是连队就让他到晒场担任粮食化验员。世军在粮食业务上很快就成了全团的佼佼者，后来被团后勤处领导看中。1971年调到三十一团后勤处商业股任助理员，主管粮食工作。

我和世军同在团机关工作，有时也常在一起到连队搞调研，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一来二去就成了挚友。

世军为人厚道随和，于是有人喜欢跟他开玩笑，甚至当面给他起绰号，他也不恼火。其实，只要与他交往时间长了，就会知道这正是他的胸怀和大度。他比我多读了几年书，但从没见他显摆过。机关开展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治活动，他不感兴趣，开大会时，总是坐在后面的角落里，翻看业务书或闭目养神，似睡非睡。一次机关开整风辩论会，我坐在他旁边，我就问他，怎么没看见你在会上发过言？他显得有些无奈，于是便说，“整天开会，斗来斗去，有意思吗？能吃上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句话打动了我，世军可不是一个糊涂人。

渐渐的他的朋友多起来，有同龄人、有年轻人，也有光寡孤独的老人，他和什么样性格的人都合得来。

兵团时期全团学大 寨，以粮为纲，突出政治。种地是政治，交粮也是政治。很多连队片面追求交好粮，以为上交粮食的纯度越高等级也就越高，也就越爱国，结果，把好粮都交了，把次等粮剩下了。次粮卖不上价，不但影响了收入，也影响了自用粮的品质。职工吃的面粉又黑又粘，很难吃。

孙世军不同意这么做。他说，上交粮不能围着政治转，要围着效益转。一等粮也有杂质含量标准，要合理利用这些规则。纯度过高的粮食要掺一部分次等粮，只要不超过检验标准，次粮也能卖出好价。看来这是小账，如果把全团的粮食算起来就是大账。世军说这话也算胆子够大的。当时也有人反对，说这是“公开鼓励大家掺杂使假，毁坏大 寨团名誉”，但却得到了当时主管粮食工作的后勤处副处长李善德全力支持。后来，三十一团的粮食工作取得不少经验，成为三师的典型。孙世军功不可没。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和世军都放弃了这次机会。有一次，世军对我说：“文革把我们耽误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文化，有机会还是要上学读书啊！”我知道团里选拔后备干部，没有大专学历，即使是老高三也是枉然，世军的提拔就卡在学历上。

1982年，红兴隆管局下来一个成人上学指标。这个指标被世军争取到了，凭借他老高三的底子，很容易地考进了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人大专班。

临走前，我见到世军，我问他，你喜欢这个专业吗？世军说：“我理想专业是理工科，最好是医科，最不喜欢的是政治和中文，但没有办法，就那么一个名额，要是不去，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上学了，这好歹也算是读了大专，了了一个心愿，不会让人瞧不起。”说完，世军建议我也要考虑上学的事，有了上学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

1984年世军毕业后回到了农场，很快就被提拔为农场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

世军生有两个男孩，妻子刘湘云是农场本地青年，在机关食堂任炊事员，身体多病，收入微薄。世军虽是副场级，由于是企业，工资也不高。一家四口，经济条件不宽裕。

我见世军在他家的房山头盖起了猪圈，里面养了几头猪。我问世军，家里养猪是为了吃吗？世军说：“不怕你笑话，我养猪是为了卖几个钱填补家用。孩子大了，哪儿都需要钱，养猪就是挣个辛苦钱，关键时候解燃眉之急，自食其力总不会有人说闲话。”

一次，我到世军家去，见到家里有一个老人，躺在炕头上睡觉。我以为是世军的亲戚，世军说：“这是一个孤寡老人，住在场部，人称老石头。他无亲无故，人老了又没有收入，生活十分困难，还患有脑出血后遗症。我觉得怪可怜的，就和刘湘云商量把老人接到家里来了，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

后来，我听说，世军夫妇对待老石头就像亲人般地伺候，为他洗衣做饭喂药，坚持数年，直到为老人送终。

场部还有一个老胡头，也是年迈多病，儿女都在外地，无暇照顾。世军知道后，就和刘湘云利用下班和休息日去老人家，给他洗衣做饭，还为他做棉衣棉裤。逢年过节还要把老人接到家里吃饭。老人家倍受感动，逢人便夸世军夫妇的善良。

曙光农场有个建国前参军的老复原军人赵福，七十年代曾和刘湘云一起在机关食堂工作。由于赵福妻子王淑芝患有轻微的精神疾病，导致他们的大儿子也遗传了精神疾病。为了给孩子和妻子治病，赵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日子过得一贫如洗。破屋偏遭连阴雨，后来妻子又得了重病。按当时曙光的医疗条件和他家的情况，这病根本治不了也治不起。赵福绝望了。世军得知消息，赶忙到赵福家去看望。世军对赵福说：“不能眼睁睁看着人就这么没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咱们也得治。你也不要着急，我想办法。”于是世军开始为王淑芝筹钱。他一方面联系佳木斯的医生和曙光医院的院长，安排住院手术；一方面联系各方的亲朋好友，筹措了2000多元钱，最终救了王淑芝一命。过年的时候，世军还为王淑芝送去一盆猪肉和100元钱。王淑芝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

所有的人都一样，不是金钱和财产使一个人有价值，人的价值是以他的品德来评断的。美德才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东西。

1986年11月我调到农垦总局党校工作。要搬家的那几天，世军多次来帮我捆扎物品。临走的头天晚上，世军把我们请到他家吃饭。他说：“为你高兴，为你送行！还是走了好啊！谁走谁解脱。明天早上我送你。”说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我知道他不喝酒，这是破例。那天，我们聊到了深夜。

第二天清晨，天气不好，西北风裹着碎雪刮在脸上感觉生疼。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从曙光到哈尔滨，顺利的话汽车一般都要走8个多小时，如果遇到雨雪天气，什么时候到就没准了。

我担心天气不好，不能久等，就把出发的时间提前了。在汽车队大院，前来送行的人很多，大家依依惜别。车马上就要开了，唯独没见到世军，我心里有些急，不能再等了，只好请司机开车。当我们的车走出车队大门的时侯，只见世军从道口迎着我们的车急匆匆地赶来。我赶忙下车去接，

“对不起，来晚了，刚才让上访的群众给拦住了，说啥也不让我走。”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说，不是你来晚了，是我看天气不好，想要早点走。

“对我们来说，回城曾是我们的梦想，可惜我回不去了。你要多保重，祝你一路平安！”说这话时，他有些伤感。我们紧紧相拥。

我说，希望你也能找到返城的机会，我在哈尔滨等你。车开了，我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一年以后，世军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时间走得真快，一晃你们回哈已一年多了，心中十分想念。在家里我们时常说起我们相处的往事，想当初，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现在最知己的好同志走了，真是有话无处说，深感孤单……

这封信里，世军委托我协助农场在哈尔滨筹备知青联谊会，他说，这是农场领导班子交给他的任务，让我务必要帮他这个忙。有世军相托，我定会全力以赴。

经过紧张筹备，曙光农场首届知青联谊会在农垦总局党校如期召开，孙世军被推选为知青联谊会会长。遗憾的是，世军因阑尾炎手术没有参加这次活动。此后，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面。

1994年8月，有一天，世军来学校找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秀岩，我也办回来了！”我打心里为他高兴。

他说：“办回哈尔滨主要是为了孩子，孩子的户口按政策落在哈尔滨，但没人照顾。正好，哈管局下属的一家生产饲料的合资企业需要人，有人帮了我这个忙。这也是一个机会。”

我要请他吃饭，庆祝他回哈，但他谢绝了。世军说：“我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候，一切都要从头来，我没有心情喝酒，来这里就想看看老朋友并报个信。我一会就要走，等我安定了再聊。”

桌子上的一杯茶，世军没有来得及喝就匆匆走了。

这一别又是3年。回城才知道，相互间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城市的快节奏打乱了我们在农场时形成的交友习惯，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忙，谁也没有工夫闲下来见面聊聊。

1997年9月底，我接到了世军电话，邀请我在10月1日参加他的长子孙刚的婚礼。那天我早早赶到了蓝天宾馆，就想见到世军多聊一会。我见世军头发已经花白，面容憔悴。我问他回来后日子过得还好吗？世军说，一言难尽。一方面，公司经营状况不见好转，工作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家庭的负担还很重，房子才解决，尽管面积不大，一家人总算有了安身之地。这次大儿子结婚了，总算了了一份心事。

我对世军说，返城也会有返城的苦恼，凡事都会有得有失。只有等退休了，才算解脱。我劝他要保重身体，他感激地点点头。

后来我听说世军所在的那家公司要破产了，员工们各奔东西。我担心世军的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就打电话问他。世军说，公司已无回天之力，破产已成定局，他很快就要办退休手续。

他说，没想到人生一辈子就这么交代了。我说，退休好啊！退休就超脱了。我也没想到，我们的这次通话竟是最后的一次诀别。

世军的志向原本高远，但到后来并不如愿。这种结果既有时代的特征，也有自己在同命运的艰难抗争中的无奈，同时，多少也带有知青悲剧的色彩。

世军给我留下的印象和影响一直都在，且挥之不去。他的生与死是两个极端。在事业上，他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在个人生前与身后事上，他不贪、不占、不张扬，纵然死后，也不肯打扰亲朋好友。在物欲横流的当下，难能可贵。

世军走了，从此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一位好兄长。

我常想念他，也平添了几分孤独。

世军寄给我的三封信保存至今。

世军于1989年1月27日寄给我的信

岁月将信纸上的字迹一点点地冲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