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领导在浙江、杭州的故事

厚德载福

1.毛泽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

2016年12月4日，是我国第三个国家宪法日，这天，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北山路84号大院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正式开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此作出重要指示，指示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了“五四宪法”。设立“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对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五四宪法”起草地，杭州记录下了一段辉煌历史。在这里，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起草了宪法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

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楼是毛泽东一行人的办公地点。30号楼由主楼（两层小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毛泽东在大平房办公，大平房里有间会议室。

为了起草宪法，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宪法起草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1954年1月9日开始，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了。期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宪法研究小组也来到了杭州。起草小组还聘请了周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为语文顾问。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6日完成“三读稿”。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田家英在其中承担了很多具体工作和直接修改工作，通常彻夜不眠，甚至累得吐血。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会上被庄严全票通过，因其在1954年颁布，史称“五四宪法”。

毛主席三上北高峰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

欢迎有晚鹰。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20世纪80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是有此意，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其实这是主席在批评我们的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搞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在他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这三次我们是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上山，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三次？觉得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潋滟、山色空濛，涛涛钱江、烟波浩渺。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毛主席的胸中时刻装着广大人民群众，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我们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他奋斗一生，奉献了他的一切。共产党执政后，他对党内一些干部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深恶痛绝。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毛主席杭州不开心

1961年，毛主席来到杭州，在下榻的刘庄一号楼里转了一圈，突然脸色铁青，目光吓人，猛地大吼一声：“岂有此理！”一挥手对叶子龙说，“走，我们不住这里！”

在1961年，毛主席踏足杭州的土地，他选择下榻在刘庄一号楼。这是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刘庄曾是一位怀揣理想和壮志的进士学者刘学询所建立的园林。刘学询的初衷是报效国家，但面对朝廷的黑暗陷阱，他选择离开官场，创办了这个美丽的园林。然而，刘庄见证了新中国宪法初稿的诞生和《中美联合公报》的草签，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奠基的地方。

这座园林，承载了太多历史的沉淀，成为毛主席在杭州的“第二故乡”。每年，他都会外出巡视，但杭州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刘庄，对毛主席而言，是一个寻求宁静和反思的地方，也是与国内外政要会晤的场所。然而，1961年的一次访问却让这个地方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杭州地方管理人员决定对刘庄进行全面翻修，以给毛主席留下好印象。花园里的植物被更换，家具和装饰全都焕然一新。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让毛主席开心，反而让他怒不可遏。

毛主席不是追求奢华的人，而是坚持朴素和廉洁。他看到刘庄的变化，感到这是虚伪的，违背了他所追求的朴素生活和群众化思想。在他眼中，这种刻意改变是对真实的背离，是对自己一贯理念的违背。

这一事件反映了毛主席对真实和原则的坚定信仰，不被虚伪的表象所欺骗。他的为民情怀深深植根于内心，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秉持相同的原则。他不愿滥用权力，拒绝特殊化，让他的子女也领悟到了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尽管毛主席在离开时提议对刘庄进行修缮，但他没想到管理人员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改变这个地方。毛主席对于这种改变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刘庄能够继续保持原有的朴素风格，而不是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最终，这次访问让刘庄失去了毛主席的青睐，成为了一个让他感到愤怒的地方。这也成为了毛主席坚持真实、朴素和廉洁原则的生动写照，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历史长河中，刘庄这个园林不仅见证了众多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的诞生，更见证了一位伟大领袖对真实信仰的坚守。毛主席离开后，刘庄经过修缮，重新回归朴素风格，但那次访问却让这个地方深深刻上了毛主席不满的烙印，成为历史中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

心系群众 人民利益至上——刘少奇的清廉故事

刘少奇（1898-1969）

湖南宁乡人。1920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就曾对在浙江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多次重要指示。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十几次对有关浙江的问题作重要批示和指导；他关心着浙江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群众的生产、生活，至少10次亲临浙江，他结合调研并利用开会、休养的间隙，深入学校、部队、海防前线等基层；他还先后邀请过16个国家的重要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充分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钱塘情怀。

刘少奇对于人民群众总是满腔热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方便问题，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利益幸福为重。

1958 年11月，刘少奇到舟山视察，特意到驻螺门的“许昌连”看望官兵。他仔细参观了墙报和黑板上的“战士园地”后，充分肯定了连队浓郁的政治气氛，同时嘱咐驻军领导，既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也要帮助官兵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安排好文体活动，把岛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使战士的生活不枯燥，确保连队官兵安心长期守岛。在“许昌连”施工现场，刘少奇不顾劝阻，戴上安全帽，走进了正在施工的坑道。他一边观看战士们的“手拉滑锤”作业操作，一边说：“部队要守卫海岛、以岛为家，就必须紧紧依靠群众。部队不但要把自己的工事修好，而且也要把人民群众战时需要的工事修好。”

在返回宁波驶过蚂蚁岛附近海域时，王裕民等同志站在甲板上向刘少奇介绍了蚂蚁岛乡和蚂蚁岛渔民的近洋张网作业情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蚂蚁岛乡，是全国渔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58年9月，蚂蚁岛建立起全国渔区第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成为全国渔村艰苦创业的典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和肯定。

听了王裕民的介绍后，刘少奇来了兴趣，马上在舰艇会客厅内会见了一起上舰的蚂蚁岛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陈阿毛、社长陆渭川。当听到陈阿毛汇报蚂蚁岛渔民群众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力更生、互帮互助、艰苦创业，开展生产自救，从渔业生产互助组到渔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收入逐步提高时，刘少奇不时地点头赞许，其间还提了几个问题，“你们那里吃水困不困难？有没有水稻田？”陈阿毛回答：“如果只是2个月不下雨吃水问题还不大，若是超过2个月就要到外面去装水了。蚂蚁岛上只有旱地，没有水稻田。”刘少奇听了他们的介绍后，对舟山地委的领导明确提出，要重视水利工作，多修一些水库，解决好全岛百姓的用水问题，并且反复要求舟山军地负责人“要下决心”。

两袖清风，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谋取私利。他一生廉洁，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一身正气，严以律己，是克己奉公的典范。

周恩来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饭店，而且坚持同随身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内宾客房，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他每次到杭州来，总是自带铺盖和洗漱用品。虽然他住的饭店都配备了这些东西，但他从来不用。他对杭州饭店的领导说：我们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周恩来在杭州时，一般都不单独用膳，总是坚持与随行人员一起吃。会议期间，坚持与会议人员同吃同住。除了宴请外宾外，他从不吃盛筵美酒，从不对下榻的饭店提任何要求，而且还再三嘱咐他们菜要搞得少一点，“不要超支，多了浪费。”他自己点菜，只要霉干菜蒸肉、芋艿、臭豆腐等就行了。

梅坞翠谷满春光——探访周恩来当年农村工作联系点

在梅灵路的云栖竹径至梅灵隧道以南，琅珰岭北麓的山坞里，有个古村落，名曰梅家坞。村落青山环抱，重峦叠翠，茶树满坡，古木参天。

1957年至1963年，周恩来把梅家坞作为他指导全国农村工作的联系点，先后五次陪同外宾或专程到梅家坞。

1963年1月6日，周总理第五次来梅家坞，陪同外宾参观访问。当视察梅家坞小学时，恰好是上课时间，为了不打乱课堂秩序，影响学生和老师上课，周总理站在教室外等候，倾听老师讲课。冬日的山村，寒风凛冽。周总理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下课铃响了，才走进教室，与师生亲切交谈，还向客人解释教室里张贴的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含义。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来梅家坞。

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对故乡绍兴一直非常关心，对绍兴乡亲始终念念不忘。1956年，一位周家族叔独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想叫周恩来给他在北京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周恩来教育他说：“工作要到绍兴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共产党干革命，不能搞裙带关系。”之后，周恩来出钱，给他买了回程车票和招待所的几天餐券，要他好好回原地参加劳动。为这件事，周恩来专门写了《告亲戚朋友书》，即10条家规：

一、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费，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

四、看电影（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

五、不准请客送礼。

六、不准动用公家车子。

七、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还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亲属有丝毫特殊。他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在他身上，处处闪耀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灿烂光辉。

品读朱德家风故事 传承优良革命作风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曾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

朱德元帅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始终保持优良的革命作风，同时特别注重培育良好的家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德委员长曾先后四次到访杭州市西湖区外桐坞村，视察茶叶生产和茶农生活，指导茶村发展规划，对外桐坞村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开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元帅在纪律作风、家风品德方面都给外桐坞村树立了榜样。

教育篇——下到基层，从头学起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是抗战干部，在作战中因腿部中弹致残，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建国前夕，朱德在百忙中见到了朱琦和儿媳，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朱琦表示想去铁路上工作。朱德说：“你们在部队干了多年，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一切都是生疏的。到了地方一定要下到基层去，从头学起。”

于是，团级干部朱琦到石家庄铁路局当了工人，拜工人为师，先当铁路练习生学技术，然后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火车副司机、司机。后来朱琦调到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仍经常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朱琦的夫人问：“在哪里？”朱琦高兴地说：“在我开的火车上。”为支援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他在铁路线上来回奔跑，一干就是五年，谁会想到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呢。

律己篇——三不准原则，不搞特殊化

朱德给家人规定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

朱德常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能到工农中去了”，“干部子女往往自以为比别人优越，这是十分要不得的”。朱德对家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是严格，朱德住进中南海20多年，除了必要的出访所用的两套好一点的服装外，其他的衣服都有补丁。

朱德对家里的所有孩子无一例外，一律不准坐自己的汽车上学或外出。对孙子是这样，对子女也是这样。女儿有时回学校太晚了，或身体不好非需用车不可时，朱德也一再叮咛秘书照付汽油费。这是为什么？他说：“第一，汽车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为我准备的，你们无权坐；第二，现在一般家庭还没有小汽车，你们常坐，就会觉得比别人特殊。特殊化可是要不得的。”在朱德看来，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思想，那就是变质的开端。

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朱德始终重视家庭教育，并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家庭教育思想。他曾对子孙们说：“如果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朱德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来对待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他虽然整天专注于党和国家的大事，但从来不放松对子孙们的教育，时刻关心着他们的成长。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

纪念室展陈的当地村民对优良纪律作风和良好家风进行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鲜活例证。

　勤俭篇——忆苦思甜，不忘过去

朱德的饭食非常简单。革命胜利后，每顿饭都是一小碗米饭、一盘素菜、一盘有几片肉的荤菜、一小碗汤。他对炊事员说：“在旧社会，我们这些人都是吃野菜、红薯、南瓜长大的，现在生活好了，可不能忘记过去啊！”他再三叮咛，一定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供应标准。

　抗战时期，朱德就和康大姐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隔几天就要挖回一些野菜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住进了北京城，两位老人还是保持着这种习惯，似乎吃野菜成了他们的一种特殊嗜好。朱德到了晚年，弯腰虽然不那么灵便了，但他有时还是带着孙子们去挖野菜。他用手杖指点着，告诉他们哪些是可以吃的野菜。挖野菜时，他时常念叨着：“野菜是当年的救命菜、革命菜呀！常吃它，忘不了过去。”

1963年12月26日，朱德给朱敏题词：“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三个“勤俭”体现了朱德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对儿女们的要求。勤俭持家表现为勤俭生产、厉行节约、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三方面。朱德以身作则，在孙辈们很小的时候，就带领他们一起耕耘劳作，把镢头、铁锹、锄头等工具发到每个人的手上，手把手地教他们垦土、种菜，教育孩子们体验劳动，教育他们要自食其力，培养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朱德严格控制家庭日常开销，从不允许孩子们乱花钱。孙子们添置必要的衣服和用具都要征得同意，并一一记账，制定一个开支表，每月伙食费、水电费、书报费、衣物费、杂支等项目非常细致清楚，朱德还要亲自检查这些开支。

邓小平在西子湖畔的音容笑貌

　　邓小平生前至少16次到过杭州，其中改革开放前13次，改革开放后3次，至少还有3次路经杭州。虽然他离开我们近20年了，但伟人在西子湖畔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1983年2月在杭期间，邓小平非常关心浙江和杭州的教育、科技及知识分子等问题。他说：“现在大学招生可以增加一倍，教师有，就是要盖点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小平同志听说杭州的住房比较紧张，反复向省委领导叮嘱道：“土地少，就向空中发展嘛！你们特别是不要忘记安排好教师和知识分子的住房。”他思索片刻，又说道：“现在我们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他强调说：“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

　1992年12月17日，阳光明媚，邓小平再次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他坐在西湖游船上，看着两岸美丽的风景，不禁感慨道：“杭州漂亮，真漂亮，城市的绿化好，山上的植被也好，浙江省的旅游资源很丰富，要好好开放。”同时他还专门问起了杭州的旅游和创汇情况。邓小平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浙江的同志说，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这是老人的嘱托和希望。

　1983年2月在杭期间，邓小平非常关心浙江和杭州的教育、科技及知识分子等问题。他说：“现在大学招生可以增加一倍，教师有，就是要盖点房子。干部、职工要轮训，文化水平要提高。”小平同志听说杭州的住房比较紧张，反复向省委领导叮嘱道：“土地少，就向空中发展嘛！你们特别是不要忘记安排好教师和知识分子的住房。”他思索片刻，又说道：“现在我们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他强调说：“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

“来，跟爷爷亲亲”

　　1983年2月11日，冬日的杭州稍显寒冷，但是天气晴好，从南京来杭州探亲的王正环一家正在灵隐寺游玩，刚好巧遇邓小平一行，邓小平停住脚步，亲切地用手摸摸小孩胖乎乎的小脸说：“这个娃娃长得真胖，真可爱！”孩子的母亲王正环激动地一个劲让孩子叫“邓爷爷好”。孩子也乖巧地叫了一声：“邓爷爷好！”邓小平亲昵地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

　　第二天，邓小平在三潭印月又恰巧碰上了这对母女。再次遇见小平同志的王正环显得分外惊喜和激动，抱着孩子对她说：“看，邓爷爷来了。”懂事的小女孩大声地叫着：“邓爷爷好！”小平看着有些胖乎乎的脸蛋，对她说：“来，跟我亲亲。”这个小女孩也不怕生，就靠了过去。小平同志微笑地把脸靠过去让小女孩亲了一下。周围的人开怀地大笑了起来。

陈云赠送“十五字”题词

陈云：杭州的环境好，气候好，山水好，这里真是工作、休息的好地方。

口述：李泽民（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

杭州山好、水好、人好，所以陈云时常来杭州，他是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中来杭州次数最多的、时间最长的一位。陈云来杭州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请不到，不参加宴请，生活俭朴。我与他共见面三次，分别是1989年的春节、1990年的春节和青年节。在这三次接触交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

那一次，陈云事先将写好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题词赠送给我。我认为，这不仅是送给我个人的，也是赠送给我们领导集体的。随后，陈云就针对“十五字”对我们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陈云用很朴素的语言从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等方面精练地概括了“十五字”唯物辩证法。我在实际工作中也感到，要做好领导工作，坚持陈云的“十五字”思想是受益匪浅的。

陈云每年都到浙江视察休养，他对浙江比较了解，比较熟悉，比较关心。他赠送给我的“十五字”题词条幅，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浙江人民的关怀，是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关爱，我会永远铭记这一谆谆教导。

陈云用很朴素的语言从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等方面精练地概括了“十五字”唯物辩证法。我在实际工作中也感到，要做好领导工作，坚持陈云的“十五字”思想是受益匪浅的。

陈云每年都到浙江视察休养，他对浙江比较了解，比较熟悉，比较关心。他赠送给我的“十五字”题词条幅，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浙江人民的关怀，是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关爱，我会永远铭记这一谆谆教导。

陈云的清廉故事

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奉献了毕生精力，深受人民群众敬仰。

陈云对浙江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先后在嘉善、余姚等地领导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40余次到浙江调研和指导工作，并写下“杭州是个好地方”的题词。

陈云爱听评弹，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杭州，经常要到市区的三元、大华和吴山书场去听（看）评弹演出。

警卫处长伍一回忆说：那个时候，陈云在杭州每天从报上了解各书场的评弹演出海报。有选择地到书场去听书。而听书又总是自己掏钱叫身边工作人员买戏票，从不依仗权势听白书，也从不用公家一分钱。

大华书场坐落在杭州青年路的一条小巷子里。由于建造有些年代了，地基逐渐下陷，房梁柱子遭白蚁蛀蚀等。为防止房子倒榻而发生意外，每次陈云去书场前，从安全警卫出发，省警卫处都事先派人去检查一遍，待没有问题时，才同意陈云去书场听书。

以后，省委考虑到陈云的安全，也便于中央领导在杭州听书，瞒着他在延龄路3号建造了一座小会堂，准备把评弹演员请到这里专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

会堂建造好后，当省委领导把这事对陈云说了，他顿时双眉紧蹙，说：“你们这样做，不是为我提供方便，而是要把我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以后，虽然省委几次在延龄路3号安排小型文艺演出，请陈云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最后，省委只好把小会堂辟作其它用途。

　　书场是群众出入比较多的地方，每当警卫人员为安全问题犯难的时候，陈云总是对警卫员说：“我不像毛主席、周总理、少奇、朱德同志那样容易被群众注意和围观。他们进不能过早，也不能太晚。”

陈云为了不惊扰群众观赏和演员的正常演出，每次由秘书事先买好旁边位置的票。“去书场，只要一二个随行就可以了。”出发前，陈云对卫士交待好后又对驾驶员交待，“我们乘车去，车子停得离书场远一点地方。不要在书场门前下车。”这样，陈云每次去书场，或是乘车或是步行，只有一两个随员，车子也是停在远离书场的地方。下车后，悄悄走进书场找位置坐下，演出完退场后，又静静地从旁门出走，从不影响群众听书。又由于小书场光线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认出来。

1957年3月，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中国访问，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每人一台录音机。有了这台录音机，陈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录制了一些评弹节目，在寓所听录音，便很少再去书场了。以后，陈云凡是请人录制新的节目，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按市场上的价格付钱。他强调，“小小的几盒磁带，值不了几个钱，但购物付钱，天经地义”，并总要一本正经地说，“钱物不在多少，一定要收讫两清。”

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台录音机用久了，录音带经常要断。这时，有人提议去买台新的录音机。陈云淡淡一笑，说：“这台录音机虽然笨重些，但还是灵光的。”婉言拒绝了人们的好意。以后，这台录音机又经过多次维修，一直伴随着老人去世。

陈云心里想着群众，一点一滴，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