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就带组织科

老黄历历

谨以此文致敬我在师组织科期间的三位师长三位政委！

摩托化之前，我们这个步兵师里有个说法，“干部科好坐车，组织科坐好车”。意思是干部科管着官帽子，派个车比较容易；而组织科出门都跟着首长，好车子出、好车子进。贴不贴切不论，师首长们出门喜欢带组织科那是真滴。原因有三。一是组织科管理着党委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情况熟；二是军以下不设党委办，组织科职能贯通司政后装机关，是事实上的党委办公室、首长办公室，好协调；三是笔杆子多，带在身边临时准备个材料，或者回来形成个报告，用得上。

　　首长出门只准带组织科的，属特殊场合，师长政委作为集团军党委委员，参加集团军党委扩大会议，基本是一年一度。这时两位首长只许带上组织科，我也因此许多年得以跟随他们，列席集团军这个高等级会议。我的任务是与他们同步参会、同步思维，为他们准备二十分钟左右的汇报稿，同时为回去后进一步的传达贯彻做些相应准备。

这种以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的会议，我这个列席者都紧张不已，何况是身在其中的师旅主官们。我就见过一位旅政委在会上当场就被批哭了起来。而军首长完全不是以势压人的那种，震撼全场的是他们的负责精神和治军理念，所以没有更多形式和客套，干货满满，而且并不压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军长，以他的调查研究为依据，全面阐述纠正部队打骂体罚战士问题的决心。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全部翻的是自己的笔记本，我们这些玩文字的一听，就知道全部是他自己的思想。师长曾是他的部下，听完以后佩服得很，亲口跟我说：“军长以前好像没这么高的水平啊，人家当大首长的都在突飞猛进，我们光五体投地不行，还要奋起跟进。”这位大首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九八九江抗洪部队总指挥。

要分担师首长的压力，我这个此时唯一的小跟班，就是要把汇报材料写好。他们知道我临行前会有些准备，就一再叮嘱我不要急于成文，放下稿子的事，专心把军委和上级党委的思想整明白。其实师长政委水平都非常高，他们豁然开朗时，整个汇报材料的思路观点随之基本成型，我这个刀笔史，简单做些文字功夫就搞定了。首长们格局大，这时他们都会特别表扬我意图领会好，文字表述准确，云云。这还不够，因为军部在厦门，他们还会专门放我一天假，甚至把他们的座驾都放给我，弄得我真有啥贡献似的。拜组织科职能所赐，集团军的党委扩大会虽然只有个把星期，却是我军旅生涯中最近距离、最真实地接触军队高级决策层，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首长出门必须带组织科的，当属考察班子这档事。在没有巡察巡视一说的年代，师对各团级党委班子的年度考察，都是师长政委分别带个组，最不能少的就是组织科，管班子管基层，还管纪检。那时师级的纪检职能设在组织科，管着基层官兵的来信（来访极少）。我们这个师出了名的风正气顺，一年到头收不到几封像样的控告信，就是有，也在考察组下去前查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一块的任务基本可以忽略。

考察时间十来天，我这个组织科的主要任务是找亮点，因为那时的总结讲评以肯定成绩为主。这些成绩我在下去之前都会做好功课，考察期间主要是发现团常委班子特别是班子成员个人的闪光点。前不久我在一个场合揶揄一位老领导，说他当年接待上级时，总是交代招待所按人头数着买苹果，就是当年我陪首长去他们团考察时挖掘出来的。只不过如今的“笑点”绝对是当年的亮点担当，我自己更是好人做遍、做遍好人，直到今日还在受用。

考察组的其他同志则与我相反，不找出个像样的问题，师长政委是不会放过他们的。所谓的像样，一般都是顶撞领导、动手打架、违规做小生意、偷看淫秽录像、私藏违禁物品、夜不归营、偷打麻将、在连队就餐不交伙食费等，偶尔会有刺激一些的，比如个别男女关系问题。不过他们也都练出来了，个个火眼金睛、神机妙算的。有一回我试着把一个先进连队翻了一遍后，让同组的一位保卫科长再查，他不一会儿就在楼顶正在晾晒的军衣里，搜出一本违禁书籍，真个不服不行。

他们翻箱倒柜的样子自然有些惹人嫌，但他们一点都不羡慕我，因为整个考察活动最紧张、最恼人的总结讲评稿，铁打我承担。这种材料主打一个急字，情况汇总完毕就等这个稿子，讲完就完了，所以我一刻都不敢拖。一般都是今天开完汇总会，我一个晚上把材料拿出来，首长第二天上午看看改改，下午跟团里交底，然后全部撤离。有一次，情况汇总后首长就把其他组员放回去，剩下我留在团里准备一夜成稿。可就在晚饭后，首长突然说他有事晚饭要回师里，并问我要不要跟他回去，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还很高兴地给太太打了个电话。不过上车后我开始满腹狐疑，明天按时讲评的话，首长干嘛晚上还带我回家？推迟讲评吧，首长又一路不吱声。

正当我准备相信后者时，车到了我们宿舍区附近，首长让司机停车，并说：“明天下午讲评，你还得辛苦加个班，明早我们再一起回团里。”我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是直接到办公室下车吧。到了办公室我赶紧给太太打个电话，谎称我又有事今晚留在团里不回家了。这讲评稿我凌晨四五点的样子搞定，纯手写的，首长也知道急，不会要求我打印，我那本来写给自己看的字，首长不曾计较，个别看不懂的会再回头问我。然后，在办公室补觉，第二天去食堂抓了个馒头，又随首长回团里了。我一直在猜，昨儿大概率是首长原来想推迟讲评，半路反悔的，看我高兴回家的样子不忍心立即告诉我。真相如何，我从来不敢问他。

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交代团里组织股周股长，让他加个夜班，我明天有个重要汇报。他刚离开，我才想起上午他跟我请假去福州接临时来队的家属，于是赶紧喊住他说：“你这家属刚来队的，算了，材料还是我自己准备吧。”他“得令”离开后，我有意无意地回了一下头，看见他竟高兴得一路跳起来。这个晚上我少不了一番灯下苦熬，而且自然忆起多年前“假装在团里”，为师政委赶写讲评稿的那个晚上。

　　首长出门喜欢带组织科的，必须说说拉练。那时的野战化训练一般安排在年底，负责筹划的司令部作训科，都会要求组织科派人跟着师长政委。这种检验性、全局性的重大活动，让我们跟着主要领导，至少年底的年终总结也会好写一点吧。所以半个多月的野战化训练，师长政委一出去，基本都是作训科和组织科一左一右的。作训科参谋虽然对全师的部署了然在胸，但几千人漫山遍野撒出去，不给首长带错路这一条就压力山大。我的任务则是基层的情况不能出错，因为首长一般都是一杆子插到连队，我必须在到达部署地点之前，把连队的基本情况作出汇报，让首长心中有数。包括连队的特殊历史和荣誉，连队达标情况，长项和短板，连长指导员的姓名和表现，甚至个别出色的班长，等等，必须如数家珍。当然这些都难不倒我。三十左右岁，记忆力好。

有时还会反客为主，有一次竟把整个野战化训练的总结揽了过来。这位新师长特别重视战术作业训练，课题演练时不是让作训部门关门做方案，而是搞整个师机关集团作业。那一程在南安的英都组织师仓促防御战术作业，轮到我发言时好像发挥得不错，一些观点还被师长小结时提起。往下一程走的时候还是我跟着他，首长又一次表扬了我，说：“老以为你是政工干部，才想起你是步校科班出身。”我赶紧半开玩笑地说：“其实这些战术观点首长在路上就强调过，我只不过是听了进去，趁这个机会又还给您了。”没想到首长接过话茬，紧接着交代任务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干脆这一路下去继续注意这么听。我出来时给司令部出了个题目，从这次拉练看必须进一步重视和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你也提交一份上来，算是我临时给你布置的作业。”我当然不敢怠慢，后来我的这份作业，包括如何带着敌情练兵，如何深化战术训练等，基本被完整地塞入师机动野营训练总结，这是我写过的唯一一份纯训练问题的材料。

　　跟着师长政委去拉练，可不全是这么动动嘴、动动笔，常得来真的、来硬的。有一次拉练，最后一程是个超长距离的一锤子买卖，凌晨出发时师长一眼看到我在路灯下，貌似忘了我是跟着政委的，有意无意喊了一声“某某某要不要跟我走？”我一时蒙圈，莫名看了一下政委，政委居然说你去吧，我便加入了师长这个行列。不曾想他们两位首长是分了工的，师长走前半程，政委走后半程。前半程结束大休息时，师长乘车要离开，我正琢磨着跟他的车，政委的车到了。他老人家也跟师长出发时那样大喊一声“某某某要不要跟我走？”这时我连蒙圈的权利都没有，只能老老实实跟他又走完了下半程。两头黑，七十五公里，想想都是自找的。

　　也不能说这路白走了，因为一号二号从此知道我能走。第二年拉练我跟的是师长，部队开进到安溪的上房和龙门岭一带时，我们跟随两个早一点出发的团，已经走出了三四十公里。师长突然把地图打开，红笔一挥，命令这两个团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奔袭八公里。师长说他和作训科长到前头亲自卡时间，要求我和另一位作训参谋，一人跟一个团。都很疲劳是肯定的，但团长政委在拼命，官兵们都在拼命，我也不能孬种，结果我跟随这个团提前了一分钟到达终点。部队受到表扬，我和那位参谋也受到表扬。而这么折腾下来，这位师长从此认定我在训练上有诸多特长并多次企图让我发挥发挥。有一次，他到团里检查基础训练，只带上我和训练尖子出身的干部科长。有位团长不明就里，直接打哈哈说：“师长您对训练中的政治工作这么重视，带的全是政治部的啊。”只见师长正色道：“让你们开开眼界，我这回带来了两位训练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