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我的父亲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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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 其实，早在爸爸还沉浸在当上主管会计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他的姐姐头上，而这场灾难注定也要左右他的人生轨迹了。 1957年秋天，正是核桃采收的季节。 丹凤的薄皮核桃在全国是早就有点名气的。毛主席就曾经向全国一切适宜的地区发出号召，“向商洛学习，每户种一升核桃”。我们家在五碾村的那面坡上，有几棵核桃树，最大的一棵，也就是我将照片用作美篇头像的那棵，树身竟然两个人手拉手也抱不拢。爸爸干国家的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去打核桃，当然姑父要给帮忙了。 那天，身材高大魁梧的姑父天明就进了山。因为路途远，任务重，不去早点当天是打不完的。在山上，他先解决了几棵较小的树，然后来到那棵最大的树下边，抬头看了看，紧了紧腰带，蹭蹭蹭几下子就爬到了树上。 正当他举起长杆向核桃打去的时候，谁想脚下踩的树枝因为腐朽突然折断了。 姑父从树上摔下来，跌到一块一间房大的巨石上，生命垂危。 这棵改变我们家族命运的核桃树，七十年前树身就有两人合抱那么粗 　　为治疗姑父的伤病，姑家能卖的东西全部变卖罄尽，连准备翻修房子的砖瓦木料也换成钱送进了医院。 姑父的伤终于治好了，虽然上下颔骨严重错位，吃东西时嘴巴非常纠结，但总算从死亡线上逃了回来，可以下地劳动了。 姑妈家因此一贫如洗。 姑父和姑妈都是非常要强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要任何人的任何施舍。 看来靠丹凤山区那点少得可怜的土地，再怎么苦做也无法养活五个孩子了。 怎么办？姑父和姑妈彻夜辗转反侧，终于下定了决心：出山，到山外去讨生活！ 临走的时候，一直为姑父受伤之事充满愧疚的爸爸来到了他的姐姐家。她的姐姐就是我的生身母亲。爸爸嗫嗫嚅嚅地对姑妈说：实在留不住你们，要走就走吧，你把忠民给我留下。 姑妈低头思忖了好久好久，又抬起头盯着爸爸看了好久好久，终于痛苦地点了点头答应了。她想，此去不知还要遭多少灾受多少难，与其让个刚刚一岁半的孩子跟着受罪，还不如放在他舅舅身边。毕竟，他舅舅没有儿子啊，姑舅亲，骨肉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外甥身上也有着舅家的血脉啊！ 从此，我就改母亲叫姑妈了。 天下的儿女长得再大，都始终是牵扯父母心肠的绳索。姑妈走后，虽然时常也有书信来往报平安，但奶奶始终放不下那颗心来。谁能说得清那一封封书信说的是不是真话，谁知道那一大家子在外边活得怎么样？ 奶奶决心要去看个究竟。 1959年秋天，双目几近失明的七十二岁奶奶翻山越岭到秦岭山外黄土高原上的澄城来看姑妈了。 奶奶当然要带着我，免得我这根索子也老是拽着姑妈的心。 那时我三岁，已经能记些事了。那个冬天，我始终沉浸在幸福之中。亲生父母把我当做遗失了又找回来的宝贝，哥哥姐姐们也生怕把我再丢了。还有那个我从没见过面的小弟弟，头发毛茸茸的，脸蛋圆乎乎的，刚学会走路，跑起来像只小鸭子似的，一摇一摆。他是我一个最好的伙伴和玩具。 这样的日子永远也过不够。 可是，春天来了，爸爸也来了。爸爸来接我们回家。 　　1958年大跃进期间，实行公社食堂化，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马上就会实现，所以一开始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在一些好大喜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怂恿支持下，不少社队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虚报产量，国家也就根据这虚报的产量安排粮食征购任务，结果过多地剥夺了农民对于粮食的支配权。恰巧这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了，我们一向尊敬的苏联老大哥逼着我们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还清抗美援朝时的军火钱。老天爷也不长眼，或者有意要考验中国人的承受能力，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 1960年，全国60%的地区根本就没有降雨。三年困难时期就这样在天灾人祸的合力作用下开始了。全国到处缺粮，各地都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以免增加本地的粮食负担。 照片来自网络，谨表感谢 照片来自网络，谨表感谢 　　爸爸又撞到了枪口上。1959年腊月，刚到澄城公社赵庄管理区和好村沟底的姐姐家，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当地民兵一条绳索绑着送到了蒲城县澄城人民公社的派出所。那时候的派出所还算得上是人民公安，工作很负责，也很细致。派出所长韩存善亲自和丹凤县公安局联系，调查爸爸的政治状况，看是不是应该关起来或者遣送回去的坏人。调查结果显示，爸爸在反右后期被开除公职，没戴任何帽子，尚算不上什么坏人。 那时候的澄城，同样缺少文化人。审查没有大的问题后，澄城公社党委书记张生文找爸爸谈话，问他愿意回丹凤还是愿意留在澄城。爸爸考虑，困难时期，哪里都吃不饱，比较起来，澄城还能稍微好一点，于是便说，服从组织需要。 当时澄城正在城隍庙后院筹办一个糖酒厂，为此四处搜罗人才，无意中碰到这样一个高中生，当然认为是可用之才了，便派爸爸到蒲城学习了两个月，回来后担任技工，很快又升任技师。加上妈妈到处赶场在远远近近的地里捡拾当地农民收获后散落的粮食，那一段，我们终于躲过了没饭吃的困境。 照片来自网络，谨表感谢 　　若果这种局面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对我们家来说可能算是不错的结果。可是，事情总是不如人愿的。困难局面越来越严重，国家不得不采取退缩的措施，压缩工业，加强农业，压缩城市，加强农村，压缩不直接生产粮食的人口，全力增强生产粮食的力量。“调整、充实、整顿、提高”的政策，将一大批工业项目、商业项目、社会文化教育卫生项目无情地砍掉，将大量的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去。 在这种形势下，刚刚建立起来，生产如火如荼的澄城糖酒厂也黯然下马了。安置爸爸时，公社领导决定把我们安置在城郊的阳庄村，也就是现在的县城中心九路到十二路之间。 这时候，爸爸在社办企业的一个同事，一个好朋友，西河抽水站职工雷文堂伯伯劝爸爸：“老白呀，跑到阳庄做啥去呀，城跟前，饿得死哩，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如到我们村去吧。我们村在沟边，能开荒地，起码饿不死啊！”被饿怕了的爸爸，一听朋友说的确实有道理，便向组织申请，让把我们改派到了陈家醍醐。 爸爸在澄城公社社办企业工作时的同事们，前排右一是我的爸爸，正中是雷文堂伯伯 　　于是，一个丹凤城跟前的农民，一个澄城城镇的工人，为了一口饭吃，又流落到了远离澄城县城的沟边村子。 进陈家醍醐村的时候，我们全部的家当，只装了一架子车。其中装有一百斤煤炭、八十斤小麦，还坐着我这样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这是1961年11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