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与遵义会议（副本）

刘传成

遵义会议参加者23人名单

红九军团代表

应邀参会人员：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蕾

实际参会代表：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何克全）、红九军团军委委员尹自勇

战场上牺牲的遵义会议参加者：

①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

1937年1月20日牺牲

②尹自勇：红九军团党委委员，红九军团青年部长

1939年牺牲

“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湘江战役后，这话在红军中广为流传。

　　中央和军委对董振堂十分信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仍由董振堂司职防务，确保会议安全。

　　1935年5月上旬，金沙江畔，面对敌人1万多兵力和漫天炮火，不足5000人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死守唯一通道石板河，与敌军激战九天九夜，直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

　　在“铁卫”董振堂的掩护下，中央红军终于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此后十过雪山，三过草地，都由董振堂护卫铁流，一路前进。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1937年元旦，高台战役中，董振堂与敌方马步芳一部遭遇，原本可率部突围进祁连山区，但接到总部“死守高台”命令后，董振堂毅然放弃突围。

　　石头、瓦块……守城红军弹药打光，就用手边物件与敌殊死拼杀，战事惨烈之至。1937年1月20日，董振堂弹尽援绝，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壮烈牺牲于高台城下。

　　暴虐的敌军将董振堂枭首悬于城楼之上，暴尸荒野。

198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中央档案馆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遵义会议传达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调查人员经过多方核实，无法确定这份手稿是哪位同志写的。1982年4月，这份手稿送到了陈云办公室。

陈云仔细地看了手稿，他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的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后来被其他同志带到延安。”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

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

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这份珍贵的传达手稿，对遵义会议的很多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

一、参加遵义会议的共20人

经中央征委会的反复调查，当年参加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20人。

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出席会议的还有：邓小平、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过去，不少人认为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出席了遵义会议。

但这次调查确认，董振堂是没有出席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是，陈云的手稿中记载的参会人员中没有董振堂。

当时，董振堂和李卓然同为5军团负责人，中央1月13日发电报通知李卓然和刘少奇去遵义开会，没有说要董振堂也去参加会议。遵义会议期间，军委给5军团的电报中，多次指名给董振堂，这说明他仍然在部队。

二、会议通过了4项决定

会议开始时，秦邦宪作了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

到会的许多同志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根据陈云的手稿记录，会议作出了4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三、洛甫代替博古职务和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遵义会议后

经调查证实，遵义会议上，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调整，政治局常委并未进行明确分工，博古也没有正式交出职权。洛甫接替博古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都是遵义会议之后完成的。

陈云的手稿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已是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5日的事了。

至于成立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则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地点在贵州的鸭溪、苟坝一带。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6人，分别是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主席、周恩来。候补委员4人，分别是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和何克全。红军高级将领有7人，分别是刘伯承、李富春、林总、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刘少奇和李卓然，直到15日晚上，才赶到，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李卓然，是红五军团政委，刘少奇是总工会党团书记，随红五军团行动。红五军团在长征途中，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当时部队正在桐梓县与敌人激烈作战，本来，军团长董振堂也被通知参加会议的，但董振堂考虑到战事激烈，留下来指挥部队作战了。李卓然和刘少奇是1月13日夜收到会议通知的，尽管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往遵义赶，但因为路途较远，而且要翻过高耸入云的娄山关，所以直到15日晚，才赶到。

李卓然和刘少奇赶到后，主席马上就会见他俩，了解红五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实事求是地把后卫部队的情况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完后，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李卓然发言，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推动中付出巨大牺牲和惨重的代价，和部队指战员对“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严厉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讲着讲着，李卓然果断指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

李卓然的发言，后来被权威评价为：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着非比寻常的积极作用。

当时蒋介石对于我党高级将领有一套规定，其中一栏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等，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仅仅五个月，蒋介石在发布的《告川省各县回籍士坤及团队保甲书》中声明：“生擒罗炳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徐向前者，每名各奖银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银六万元。 ”

遵义会议召开时，参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红军的重要领导或者将领，他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的大部分参会者都迎来了革命的胜利，不过，也有两位参会代表在战场上牺牲，他们是谁呢？

第一、董振堂

遵义会议召开时，董振堂是红五军团的军团长，他自然也参加了遵义会议，不过，董振堂是会议快要结束时才进入的会场，所以他错过了会议的大部分内容，不过，董振堂也的确参加了遵义会议，而且见证会议成立了新的军事指挥团。

遵义会议结束后，董振堂继续担任红五军团的军团长，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成功，红五军团也改为红五军，董振堂担任了红五军军长。8月，红五军被编入了左路军，张国焘分裂红军时，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南下，到达川康一带。直到1936年10月，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三大主力顺利会师，董振堂也带领红五军取得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结束后，尹自勇回到红九军团，担任了军团司令部侦察连政治指导员，当时红九军团依然承担后卫任务，负责掩护大部队。不过，当走到贵州省大定县猫场一带时，尹自勇为了掩护军团首长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失去联系后，尹自勇来到水城县，当地有很多地方势力，尹自勇抓住机会，与其中一方势力歃血为盟，之后尹自勇开始在水城县发展农民运动，直到1937年夏天才与组织恢复联系。恢复联系后，组织命令尹自勇继续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尹自勇忠实地执行了组织的命令，1939年，在与水城当地的伪军斗争时，尹自勇被伪水城县县长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