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到大特尔诺沃的汉语时光

高力超

《索菲亚到大特尔诺沃的汉语时光》

2003年的秋风里，我总在周五的晨光里攥紧长途汽车票。从索菲亚火车站出发的客车要摇三个钟头，车轮碾过保加利亚的森林与泉眼时，座椅会随着柏油路的起伏轻轻晃——那是我每周奔赴大特尔诺沃大学的序曲。车窗外的松鼠窜过松针，泉水在石缝里亮得像碎银，而我的帆布包里，永远装着写满汉字笔顺的备课纸。

汉法专业的大二女生们总在教室后排的窗台上摆一小束野菊。第一次推开教室门时，她们齐刷刷的蓝眼睛里闪着好奇，有人悄悄用英语问：“老师，‘你好’的声调是不是像唱歌？”我笑着在黑板上画了四条横线，用英语解释“妈麻马骂”的区别，她们立刻抿着嘴模仿，尾音拖得长长的，像初春解冻的溪流。

最初的课堂总伴着细碎的惊叹。教“点”画时，玛丽娅把毛笔蘸得太饱，宣纸上晕开一小团墨，她急得直摆手：“像乌云！”我拿起她的笔，在旁边补了三笔，墨团顿时成了只憨态可掬的小鸡，教室里爆发出一阵笑。她们写“心”字时总把卧钩画成小括号，我便让她们先描红书上的例字，再用手指在课桌上空写——看安娜把胳膊抡得像小风车似的练“竖弯钩”，连窗外的麻雀都要停在窗台上看两眼。

四声是最磨人的关卡。卡佳读“买”和“卖”时总拧着眉，我便编了段小故事：“妈妈买（第三声）菜要弯腰，卖（第四声）菜要抬手喊”，边说边比画，她突然拍着桌子笑：“像跳舞！”后来她们发明了“声调手势舞”，读第一声就平举双手，读第四声便猛地往下压，教室里此起彼伏的手臂起落，活像一片摇摇晃晃的向日葵。

课余时，她们总拉着我去校园旁的泉水边。伊莉娜会摘下野果塞给我，说这是“保加利亚的糖葫芦”；佩特拉教我跳霍罗舞，踩着鼓点转圈时，她突然指着我的脚笑：“老师，你的步子像在写‘之’字！”我们坐在百年橡树下聊各自的语言，才发现保加利亚人点头算否定、摇头是肯定——有次我问“听懂了吗”，她们集体摇头，我正着急，她们却笑着喊：“是听懂啦！”

三个月后的圣诞集市上，玛丽娅突然递给我一张贺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着：“老师，我们会努力学汉语，以后去中国看长城。”字里的撇捺还带着生涩，却像春天的嫩芽，透着股向上的劲儿。那天从大特尔诺沃返回索菲亚的夜班车里，我摸着这张贺卡，突然明白：语言从来不是单向的桥梁。我教她们横平竖直里的中国，她们也教我摇头点头间的保加利亚，就像车窗外的泉水汇入多瑙河，我们的笑声与汉字的墨香，早就在这段路上融成了温暖的河。

如今想起那些周五的晨光与周日的星子，总记得车厢里摇晃的备课纸，黑板上渐趋工整的汉字，还有女生们读“我爱汉语”时，声调里藏不住的雀跃。原来所谓教学相长，不过是两个国度的人，借着语言的微光，在彼此的文化里，都找到了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