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笔铸史：周沆《季贞六十九岁自述诗·东北》中的山河之痛与民族立场

D成意

周沆的《季贞六十九岁自述诗·东北》，并非单纯的个人经历追忆，而是一部以诗为载体的“微型史诗”。诗中以东北岁月为脉络，串联起“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建立等历史节点，字里行间既有对时局的痛切，更有对民族立场的坚守。结合其著作《满洲编年纪要》《满洲水道源流考略》的成书背景及王清原、姜亚沙、党连文等学者的考证，可更深切体会这份“以诗明志、以史寄怀”的复杂情感。

一、诗中史：山河破碎的时代镜像

诗作以“柳条一裹遽兴师，太阳旗翻风抖摭”起笔，直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借柳条湖事件悍然侵华，沈阳沦陷。“太阳旗”的意象既是对侵略现实的白描，更暗含对主权沦丧的愤懑。紧接着“年少元戎早入关，不战不和孰善后”，看似对张学良不抵抗政策的质问，实则道尽彼时东北军民的无助：山河破碎之际，“战”与“和”的抉择背后，是整个民族的苦难。

1937年“七七”事变后，诗人再以“如何七七渡银河，芦沟桥上石狮皤”续笔。卢沟桥的石狮见证了又一次侵略开端，“皤”字既写石狮苍老，更喻山河蒙尘、历史失语的沉重。据王清原在影印本《满洲编年记要》前言中的考证，该书初稿始于1920年代末，早于“九一八”事变，诗中这些句子，实为作者以亲历者身份对历史的补记，而非依附伪满后的“应景之作”，每一句都指向“国家蒙难、百姓流离”的共同记忆。

二、诗中人：遗民的坚守与挣扎

诗中多次出现对人物的隐喻，却始终以“我”的视角锚定自我立场。“两遗耈”直指郑孝胥、罗振玉等依附伪满的前清遗老，用词间的疏离感（“遗耈”暗含“老朽”之讽），与对自身经历的沉痛叙述形成对比。而“凫熏丹穴以求君”化用《吕氏春秋》“凤凰非梧桐不栖”典故，“丹穴”典出《山海经》“凤凰产丹穴”，诗人以“非梧桐不栖”的凤凰自喻，暗指即便避居大连（“遁地”），也绝不依附伪满“非正统”政权。

这种立场与其著作精神高度契合。党连文在《中国河湖大典·松辽卷》收录的《序·满洲国水道源流考略》中指出，《满洲水道源流考略》对松花江、辽河等水系的考证，实为“以地理证主权”，暗含东北为中国固有领土的深意。郑孝胥等人以“遗老”身份为伪满草拟“建国宣言”，而周沆在诗中仅以“两遗耈”称之，不加尊称；反观其书中对“康熙定东北”等史实的详述，显见他心中的“正统”始终是中国，而非傀儡政权。诗与书相互印证：诗人从未认同伪满“政权”，而是以笔墨为刃，在历史迷雾中守护民族根脉。

三、诗中志：以诗明志与以史抗世

“壬申避地大连湾，海水浴场波浏浏”一句，“避地”二字耐人寻味——1932年（壬申年）避居大连，并非妥协，而是“隐身”式的坚守。此时的周沆，正埋头于《满洲编年纪要》与《满洲水道源流考略》的修订。姜亚沙在《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满洲编年纪要》中解析，在日军试图割裂东北历史的背景下，这些著作以严谨的史料考证，驳斥“满洲独立”谬论，成为无声的抗争。

诗中“史笔纪年曰癸酉”常被误读，实则如姜亚沙所言，“史笔”并非伪满官方叙事，而是他自1920年代起持续编纂的东北史体系，1933年（癸酉）仅是阶段性成书节点，与伪满“大同纪年”无涉——这与诗中“芦沟桥上石狮皤”的爱国立场完全一致。他的书里，东北山河始终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这在当时的殖民语境下，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日本学者曾试图查禁其手稿，恰能说明这份坚守的力量。

结语：诗与史的互证，才是真实的周沆

拨开早期《遵义市志·周沆传》（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胡克敏《论周沆功过》及贵州文史研究馆所撰《周沆简介》等史料中的臆断迷雾，回到诗与书的原始文本：周沆的“自述”，以诗句铭刻山河之痛，以史笔守护民族之根。那些质疑他“附逆”的声音，终究抵不过一个事实——他笔下的东北，自始至终是中国的土地；他心中的忧愤，自始至终为家国而燃。这或许正是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凭传言定是非，唯以史料见真章。

参考文献：

1. 党连文. 《序·满洲国水道源流略考》[A]//《中国河湖大典·松辽卷》.

2. 姜亚沙. 《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满洲编年纪要》[M].

3. 王清原. 影印本《满洲编年记要》前言[A].

附：《遵义文史资料》1984年第八辑载周沆遗作《季贞六十九岁自述诗·东北》，翁仲康为其作注。

其中注释（3）提及“周沆1931年居住在北平”，与王青源《满洲编年纪要》之《序》及姜亚沙编《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所收周沆该作佐证的“1931年前已在东北生活”不符，此点需更正。

经周沆后人指正，且其自述中亦明确记载，其离开东北返回北平的时间为1933年，并非原注解（6）所述的1934年，此点需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