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史记事】“三反”“五反”运动

五原县文明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扭转财政困难局面,有力地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于1951年10月要求各地从11月起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的不断推进,一场旨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也孕育其中。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1951年底,公职人员中出现了较严重的贪污与浪费现象。在绥远省,仅1951年上半年就处理贪污渎职案件412起,其中85起导致国家财产损失36.43亿元(旧币)。结案的249件中,被判处死刑者3人,被判处徒刑者175人。贪污犯多为财经、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腐败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形象。

为了更好地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在一个“决定”、两项“指示”的指导下,一场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根据中共绥西地委的指示精神,五原县于1952年1月22日详细部署了“三反”工作计划,逐步推进“三反”运动的开展。

五原县开展“三反”运动的第一步是成立由中共五原县委全面负责,以县委书记何升岫①为组长,县长邢钛②为副组长,副县长车采风》、组织部部长张智、宣传部部长郝克、武装部部长梁吉华、统战部部长郭双龙为成员的“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此外,在县委的领导下,吸收了非党干部成立节约检查小组,设专人处理日常工作保证运动的顺利完成。

为了搞好“三反”运动,五原县制定了“三反”运动的工作方针:首先,“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由组长负责,组长需以身作则,县委、县级各部门负责人都要进行监督。除自己带头检讨外,组长还要耐心接受群众批评,不准有任何压制民主的行为。

其次,“三反”运动要深入发动群众,依靠作风正派、思想纯正的积极分子来团结广大群众,打破各种顾虑,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者开展激烈的斗争,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坚决保障一切人的自由批评与民主申辩权利。

再次,将群众的检举坦白运动与调查研究相结合,掌握材料,全面分析,弄清性质。在运动过程中坚持“打击少数,团结多数,惩办大的,争取改造小的”的原则,并按其坦白程度与改正错误的决心来区别对待,达到在纠正错误、整顿队伍的同时,不冤枉一个好人。对于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干部人员应加以表扬。

最后,运动开展的关键在于领导要有决心,处理问题要坚决果断，以消除群众顾虑,给群众做主。此外,要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防止出现偏袒行为。

随着“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的成立和“三反”工作方针的确定,五原县的“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从党内动员延伸至党外动员,所有机关干部全面学习上级文件。经过3天的学习领会,各机关进入小组讨论,酝酿检举。先以检讨坦白为主,随后成立节约检查小组,全面检查机关中

的财政收支管理与事务活动情况,掌握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材料与线索。这一阶段大致用时10天。

与此同时,在群众中召开各种会议,工厂召开工人大会,企业召开员工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号召检举、揭发贪污分子和工商业的贿赂、偷税情况,鼓励坦白。还利用黑板报、广播、市民讲座、居民行政小组会，结合春节文娱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使“三反”运动的政策家喻户晓。第二阶段是召开城区各界代表会议,进一步推动坦白、批评与检举活动的开展,，发动面对面的批评质询,全面搜集材料,组织群众性的检查运动。通过大小会坦白交代,以人带人,以机关带机关,将各单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情况查清。这一阶段用时10~15天。

第三阶段是进行建设性教育,研究材料并做出结论,将问题处理清楚。各机关开展民主讨论,确立合理的新制度和包含爱护财产、廉洁奉公、增产节约内容的公约。这一阶段用时5~7天。

截至1952年3月8日,五原县机关以及团以上部队的“三反”斗争任务基本完成。为了正确、统一处理运动中所发现的有关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问题,根据上级的指示,五原县委做了如下规定:对在“三反”运动中所揭发出的贪污分子,采取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处理方针。对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的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浪费及官僚主义问题的处理,亦应以严肃态度,分别情况,予以适当解决。根据贪污数目的不同,对贪污分子采取四种处理方法:

1.凡贪污未满一百万元①者,只要其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误并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以贪污分子对待,且不予行政处分。其中虽有情节较重,但仍能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不再犯者,亦可免以贪污分子论处,并免予行政处分。以上两种情况,除自动退回的贪污款物外，一般可不予追缴。其中如有顽固抗拒坦白或情节严重恶劣者,仍应以贪污分子论处,给以适当行政处分,酌退贪污款物。

2.凡贪污超过一百万元未满一千万元的贪污分子,只要其情节不严重恶劣,并能够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予刑事处分,但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并酌退贪污款物。其中如是年龄较轻或偶一失足而能自动坦白者,或是发觉后积极参加“三反”工作,并业以立功自赎者,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处,不予行政处分,唯须酌退贪污款物。此类贪污分子中如有顽固抗拒坦白,或情节严重恶劣者,应给以刑事处分。

3.凡贪污超过一千万元未满一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款、检举立功等情况,分别给以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而只给行政处分,但均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

4.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其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真诚悔过、退回款物、在斗争中检举立功者,亦可免予刑事处分,给以适当的行政处分。

1951-1952年底,全县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30家单位689名国家干部,共查出贪污、浪费损失折款3.7737亿元①,大、中、小“老虎”220人,其中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干部有18人,贪污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干部有55人,贪污款项低于百万元的干部共有154人。五原县“三反"运动结束时,共追回赃款、赃物折合现金1.884亿元②,占总贪污金额数的48%。

通过“三反”运动,五原县不仅追回了大量被贪污浪费的钱物,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国家的经济损失,还惩治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开创了五原县良好的社会风气,保障了革命事业的继续“贪污浪费可耻、廉洁朴素光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①约合 1955年版人民币37737元。②约合 1955年版人民币18840元。

五原县的“三反”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运动结束后,中共五原县委做了认真的总结:运动开始时,从思想认识上、力量组织上都缺乏应有的准备,对运动的深入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从县委到各部门的领导大都存在着右倾情绪,虽然在上级领导督促下,右倾思想问题逐渐解决,但是随着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广大干部又有了一定的急躁情绪。例如:不注意调查研究,甚至对赃款的去向不做深入调查;只以打“老虎”为己任,对贪污分子没有耐心做思想工作,甚至出现硬性逼供的现象。

以上问题的发生与领导精力投入不够是分不开的。“三反”运动初期正是全面展开土地改革的时期,大部分县委干部都在乡下。“土改”结束后,6个县委干部中2个调走,1个病倒,1个在“三反”运动中出了问题,剩下的2个既要参加上级部门的各种会议,又要负责开展具体工作。领导精力过于分散,工作投入不足、导致“三反”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三反”运动中还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国家机关中的大多数贪污分子的贪污盗窃行为,是和资产阶级投掷的“糖衣炮弹”分不开的。许多不法工商业者采取请客、送礼、分红等手段拉拢和收买国家干部,以此来牟取利益。有的不法工商业者与国家干部勾结,做假账,伪造单据,以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有的不法工商业者通过贿赂公职人员非法获得承包国家建设工程的资格,在工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盗窃国家财产。更有甚者，在国家经济部门和国营企业安排自己的“探子”,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然后投机倒把获得暴利。例如五原县的一个不法工商业者,为了增加重量,在羊毛内掺沙土,在羊皮上洒盐水,加上偷税漏税,竟非法获取利润5000余元。

为了从根源上制止国家机关中的贪污盗窃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小城市。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指示,五原县开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

中共五原县委依靠工农阶级,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团结守法奉公的工商业者，揭发不法工商业者的违法活动。截至6月末“五反”运动结束,五原县共查出有贪污行为者220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其中的32人进行了处理。并查出严重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10户,使贪污分子的罪行暴露在人民面前。

经过“五反”运动,五原县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和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合法经营、守法奉公、勤劳致富的良好经营风气逐渐形成,这为之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