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铁路：唯有“大车”高

有园人

　　题记：有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南浔铁路：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从1907年开建到1996年并入京九铁路，历经三朝，历时近百年，可谓历经风霜。从最初的中外合资，到1929年收为国有，到1939年被日寇强占，到1947年并入浙赣铁路，可谓命途多舛。从九江到牛行，总共128公里，分九江到德安、九江到永修、九江到牛行三个时段通车，历时十年，可谓历经坎坷。南浔铁路全线通车时的1916年，到全国解放，拥有机车最多时8台，日均开行客货混装列车最多时2至3对，可谓举步维艰、惨淡经营。解放以后，南浔铁路虽也得到逐渐发展，但相比全国铁路，相比各行各业，是集“老”、“小”、“慢”于一身的支线铁路企业。南浔铁路：真可谓万般皆“下品”。

有一个群体却是例外，那就是“大车”。“大车”是南浔铁路员工对火车司机的尊称。一般从“擦车小工”、“司炉”、“大烧”一步步晋升而成。一个“大”字，既是褒扬，也是敬仰。按事件转折可分为三代：第一代，从宣统二年七月十八，九江--万宜弯段，通车首发仪式起，到1938年“武汉会战”前，按“部令”拆除南浔铁路，“大车”们全部调离南浔线时止。第二代，从日伪时期恢复南浔铁路运营起，到文革结束时止，历时约40年。第三代，文革结束后取得机车驾证的，历时20年，到南浔线并入京九线时止。

　　第一代“大车”，从北方铁路调来。初创时期的南浔铁路，选送了13名学人前往日本、比利时留学，并在九江自办“江西省铁路学堂”，培养100名（30名公费、70名自费）“工程”、“业务”两科专业人才。到1916年南浔铁路全线贯通时，共培养职员146名，招收佣员894名。然而，因“机械科”无相关教师，无力培养“大车”。适逢当时的中国北方铁路的火车司机，从最初由“洋人”值乘到基本过渡到“本土化”。从北方调剂“大车”，便顺理成章。

　　第二代“大车”是继承、调入、培养相结合。以刘玉成为代表的，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部分“大车”；以朱显阳、熊家宪、杨道芳等为代表的从上海、粤汉、浙赣线方向调入的“大车”；以骆汉德、李习安、姚安学来自招工、司机学校、郑州机校等为代表的第一批自培的“大车”；1958年从上海及九江本地招收的学员，后续成长为“大车”的。

　　第三代“大车”是纯血九机“大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以周歧勇、杨丁胜、王成胜为代表的、多批次的，或招工、或顶职、或职高的南浔“铁二、三代”，他们是南浔线火车司机的主力军；以刘金保、叶春华、付晓敏为代表的历届全国各地的中专技校的“秀才”，他们是南浔线火车司机的骨干；以范成明、杨根荣、万为波为代表的“战友”，或来自地方公安、或铁路子弟分配、或地方政府安置。

　　第一代“大车”情绪价值高。清末民初，江西1400余万人口中，风光无限的“大车”仅十余名。世人对“大车”的仰慕，公司对“大车”的倚重，带给“大车”无与伦比的情绪价值。把从美国购买的、时价14400美元、当代最先进、最贵重的火车玩弄于鼓掌之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带来身价百倍的情绪价值。月薪40银元，是公司中一般佣员7元薪资的近6倍，相当于九江当地一个农民8年的平均收成。收入的丰厚、家境的殷实，带给“大车”鸡毛上天的情绪价值。从小工到“大车”，需要三次晋升，恰似从秀才到进士的科举历程。一介“大车”，无需穷经皓首，也能身价倍长；仅凭一技之长，也是实业救国当担。把火车开出“进士及第”、“光宗耀祖”的情绪价值。

　　第二代“大车”情义量能高。日伪时期，与虎谋皮之下，十三位中国“大车”，拜“关公”、结金兰、福同享、难同当，时称“十三太保”，推举天津人刘玉成为“老大”。1947年夏，南浔路警无理抓走工友，大车们拉响汽笛，群情激愤地冲进段长室，救出工友，迫使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无独有偶，1949年初，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南浔线拖欠工资成为常态，大车在工友的掩护下，上演了一曲“停车”罢工的好戏，迫使“头头”立即如数下发拖欠的工资。“兄弟义”，已然是南浔线“大车”职场生态链，每名“大车”都是这个生态链的一个环节，而刘玉成则是这个链条上的抓手。

　　由于“大哥”刘玉成人缘好、人厚道、业务精、威信高，1950年被机务段党组织任命为“指导司机”，成为“大车”中管理干部第一人，管理所有的大车（包括原有的、新调入的大车）日常工作和业务技术指导，培养、选拔、使用新司机。他从原来的工友的“大哥大”，变身如今工友的“总师爷”，“兄弟义”的基础上又迭加了“师徒情”，如果“兄弟义”是经，“师徒情”则是纬，那么“情义文化”就是网。“大车”是网之目，司机长网之纲，刘玉成无疑是纲中纲。

在这个网络里，王东岐等7名新人，只用一年多，快速地从学员晋升到司机。骆汉德、王子良、姚安学先后当上段长，漆有生、朱显阳、李寿元、邹黎春、王东岐等先后当上车间主任、书记。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机务段“满朝文武”皆出自这个网络。经过“反右”、“社教”“文革”等运动的洗礼，“情义文化”也经受了检验，基本没有内斗、整人等乱象。“情义文化”的量能之高、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第三代“大车”情素格局高。1963年以后，从军旅归来的一批批“战友”，招工进路的一批批“铁二代”“铁三代”，从学校分来的一批批“秀才”，经过十多年的砥砺，文革结束以后，陆续考取了火车司机，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这是有情结的一代。半军事化管理延续着他的“军旅”情结。一切的全新，一切的挑战，最难的还是考上“闸把”。它好比一场“炸碉堡”表演，“秀才”手中有“大炮”，“二代”手中有“机枪”，咱“长矛”在手，凭“战友”意志也要拼下。细雨濛濛中闯坡，就像冲锋号吹响；停车站“一闸准”，好比中靶“10环”；绿灯，让冲锋在前成为自觉；红灯，让令行禁止成为习惯；还有这调度电话，仿佛是老连长把命令传达。因为军旅情结，所以格局高大；因为作风硬朗，所以刮目相看。

　　这是有情缘的一代。因为情缘，所以选择；因为热爱，所以传承。他们接受着严格的捶练，经受过长期的磨炼，通过了严格的考验；他们传说着祖辈的豪迈，感受着父辈的风彩，演绎着吾辈的能耐。岁月静好、衣食无忧，是他们的信条；开安全车，做情义人，是他们的信仰。最无愧这份情缘的当属葛泉根，1978年在考司机中，理论、规章“双一百”，在高手如林的师兄弟中拔得头筹。十年后分别跨界担任技术、验收、检修的“掌门人”，把“大车”文化在机车检修这片沃土上挥洒。

　　这是有情怀的一代。无论他来自哪里、生在何方，南浔线都是他的家乡，他的“诗与远方”。江南岸柳，九夏荷花，馈赠他的是如诗如画般的岁月；一蓑烟雨，四围稻香，激励他的是如醉如痴般的职业担当。每一趟列车的准时出发，壮行的或是那琵琶亭上的晓风、烟水亭下的残月；或是那滕王阁下的落霞，秋水赣江的微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到达，接风的或是那八里湖中的万千鸥鹭，龙开河里的渔舟唱晚；或是那万寿宫的万家灯火、八一广场的熙熙攘攘。一天天地平淡，一天天地成长；一年年地春风秋月，一年年地众里寻他。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时，不期而遇的是科长、段长。

　　1996年，南浔线被京九线融合了，大车们挥一挥衣袖，告别了南浔线，奔向铁路的星辰大海，成就了一片美丽的“云霞”。十年后，我有幸先后与这片“云霞”的三位“掌门人”成为搭档，有一种飒爽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写于2025年7月，感谢提供历史资料的葛泉根、曹伟海等所有人，感谢师兄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