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晴

不老松

暖晴

三十年时光漫漶如珠江水，不舍昼夜地奔涌向前，将无数记忆冲刷得支离破碎，愈显斑驳。然而，岁月的河床之上，总有些画面如同被流水反复摩挲却愈发温润的卵石，非但未曾湮灭，反而更加鲜明地凸起——那便是我和老伴携八十二岁的老父亲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同游珠海与澳门的珍贵往昔。如今双亲已远，这记忆便成了心口最暖的疤，一碰就泛起温烫的潮。

此行源于父母心中一份藏了大半辈子的向往。父亲总在晚饭后望着窗外说：“坐飞机好啊，能像鸟儿一样飞在天上看世界；看大海更好，那无边无际的蓝，能把人心里头的烦恼都冲得干干净净。”话里的憧憬像颗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为了让这朴素的浪漫落地，我特意安排了这次南国之旅。飞机穿越云层时，父亲紧紧贴着舷窗，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孩童般的光，枯瘦的手指轻轻敲着窗沿，像在触摸那片遥不可及的蔚蓝。抵达后住进珠海同事的工作站，他摸着光洁的桌面喃喃：“比咱家新房还亮堂。”那语气里的满足，让我鼻尖一酸。

南国的冬日，竟暖得像春。阳光泼洒下来，把北国严冬冻在他们骨缝里的寒，一点点焐化了。同事驱车带我们走情侣路，椰林树影、碧海银沙在窗外流淌。父亲望着辽阔的海面，久久没说话，嘴角却悄悄翘着——想必那“冲走烦恼”的愿望，正悄悄在他心里开花。车进市区，母亲指着玻璃幕墙的高楼直念叨：“这楼咋能盖这么高？”在珠海渔女雕塑前，她仰着头看那托举明珠的身姿，眼里闪着光：“手真巧，能雕出这么俊的姑娘。”后来二老并肩坐在海边长椅上，望着伶仃洋上的船，没说什么，可脸上的纹路里都淌着安宁。母亲指着远处的澳门塔轻声说：“那就是澳门吧？真高。”父亲眯着眼，目光像要穿透海面，落进他年轻时听过的那些故事里。

从九洲港口岸乘船环游澳门岛时，海风带着咸腥扑过来，我赶紧替母亲拢了拢围巾。扶着他们登上甲板，父亲扶着栏杆的手微微发颤，指着那些风格迥异的建筑念叨：“那尖顶的是教堂吧？”母亲凑过去看，白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后来坐喷射飞航登岛，船身颠簸时，父亲紧紧攥着我的手，掌心的温度烫得人心里发紧。

在澳门吃葡国菜时，二老盯着餐盘里的葡国鸡和马介休，像看什么稀奇物。父亲小心翼翼叉起一块，嚼了嚼眼睛亮了：“这味儿怪，却不难吃。”母亲尝了木糠布甸，嘴角沾了点奶白，像个偷吃的孩子，慌忙用手帕擦，却被父亲笑着拍了下手背：“慢点吃，没人抢。”可路过金碧辉煌的赌场时，父亲脚步没停，只淡淡瞥了一眼，那眼神里的疏离，我懂。他一生恪守“四戒”，戒烟戒酒戒麻将戒赌博，这规矩刻在骨子里。十三岁那年祖父骤逝，他背着母亲和五个弟妹讨生活的日子，让他比谁都明白安稳的金贵。他常说：“血汗钱不能扔水里。”那天他挺直的背影，比赌场的鎏金大门更让人敬重。

新落成的圆明新园，像有股魔力拽着他们。明知腿脚不便，父亲却走得格外有劲，母亲也不要我扶，说“自己能行”。园里花树葱茏，父亲在龙椅前站了许久，眼神里有敬畏，也有好奇。看到古装照相的摊位，母亲推推他：“穿龙袍照一张？”父亲脸一红，却没推辞，穿上龙袍时还仔细抚平褶皱，母亲替他理衣领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我正要拍照，闪光灯突然亮了——一位戴黑框眼镜的记者正对着他们拍。他蹲下来和二老说话，阳光落在父亲的白发上，亮得晃眼。母亲说着什么，父亲笑得皱纹都堆起来，像朵盛开的菊花。

回京后不久，《珠海特区报》竟寄到了家里。展开报纸，父亲穿龙袍的照片赫然在目，旁边还印着他们和记者的对话。父亲双手捧着报纸，指腹一遍遍摩挲纸面，像在触摸那天的阳光。他找了个透明袋子把报纸装好，藏在床头柜最深处。后来每次亲友来，他都颤巍巍捧出来，枯瘦的手指点着照片：“喏，我上报纸啦！”那骄傲的样子，像考了满分的学生。

看着他眼里的光，我突然懂了：所谓至孝，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不过是趁父母还能笑、还能走，多给些他们能摸得着、记得住的甜。子女手里都攥着张“孝心支票”，数字不是钱，是分秒可数的陪伴。他们用一辈子换我们长大，我们该用陪伴换他们欢颜——这账不能拖，拖了就是一辈子的亏欠。

三十年潮涨潮落，珠江水带走了太多故事。双亲的音容笑貌，早已散在风里。那张报纸也化作了尘埃。可奇怪的是，圆明新园的暖阳、龙袍上的金光、父亲看云时的侧影、海面上的船迹、渔女明珠的光泽、葡国菜的香气，还有他路过赌场时挺直的背，这些画面不但没褪色，反倒在记忆里发了酵，浓得化不开。

每当南风起，我总像看见父亲指着报纸笑，母亲在旁边抿着嘴羞。那影像早不是印在纸上，是刻进了骨头里，成了灵魂河床上磨不去的浮雕。

父母在时，人生尚有来路，灵魂有处可依；父母走了，剩下的只有归途。做子女的，最该懂的就是别等——别等到来路成了追忆。把每次问候、每次搀扶、每次倾听，都当成向彼此心灵的回归。

趁那双曾托举我们看世界的手，还能感受到我们的温度；趁那颗饱经风霜却依旧清澈的心，还能为一次飞行、一片海、一张报纸亮起来。把每一次搀扶，都走成通往彼此心底的暖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