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汲古.翰墨流芳（二稿）

朱家角人

《金石汲古翰墨流芳》云南碑刻拓片与当代书家题跋集珍展 《前言》曹煜民 朱兄浩海，家学渊源，祖上为清代四朝重臣朱嶟，父为云南著名画家、收藏家仲元先生。爱古好古者古今有之,而父子皆好之乐之，且传承有序者，则不多矣。 拓片自古有之，而今爱之者少之又少矣，然其功用众多，择其一二简述之。其一,原碑不存只能观其拓片,以传后世,如《董美人墓志》等；省内也有很多碑或不存或已残缺不全，如由陈荣昌书丹、袁嘉穀撰文、陈古逸篆额之三绝碑《云南会城护国门碑记》,，如今只能从现存拓片方可窥其一斑。如无拓片,则今人无法睹碑之前貌，后人亦不能睹今碑之全貌也。 其二,碑文是了解历史真相之重要佐证,如曲靖之二“爨”碑，系研究魏晋时期云南“爨”文化之重要途径。又如安宁《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系研究昆明唐代武周时期前后王仁求和其子王善宝等历史人物和事件，及武周文字的重要桥梁。其三，虽然初拓更接近原碑原迹，但不同时期拓片也能反映其历史演变过程，如人之不同时期照片,记录其沧海桑田之变化。 此次拓片展，内容丰盈，多为跨不同时期之精品,蔚为大观。有的拓片则很少显于世，观之则为之耳目一新，如《梁堆墓券顶石》，其上有北斗七星，有萌萌之童子，以及衣带当风之飞天，可窥见魏晋时期陆良之宗教信仰、丧葬风俗习惯。另外,云南经济特科状元同窗进士李坤草书“铁峰”并不多见，当为昆明大字榜书之精品。此次拓片展,不仅拓片众多,且有众多云南特色名家及实力书家之题跋,书法与文采齐飞,精彩纷呈,实为一场三迤拓片之饕餮盛宴。 衷心希望昆明能举办更多此类拓片展,也真心期待朱兄今后能将三迤拓片展继续弘扬发展下去,能有更多志同道合之友加入其中。正如云南经济特科状元袁嘉穀先生在其《云南历史大事记》所云:“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专业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将来之滇”。 此次展览荟萃群星,大家毕至,余为无名不才之辈,为展作序实为力不胜任，惶恐之下岂能成文，望诸位师友包容海涵。 乙巳芒种后二日，煜民于九桂斋 曹煜民书《前言》手稿原图 麒麟壁题跋介绍：《麒麟壁》三字篆书由云南楚雄青年书法家郭明超题跋；《钓天文运》四字楷书由通海文化馆李景泰馆长题跋。 郭明题识《麒麟壁》乙已谷雨 李景泰书题《钧天文运》乙巳夏四月 　　开门迎客的是巨幅《麒麟照壁》朱拓，尺寸为285x150cm，此为云南通海解家营麒麟照壁原拓，石刻为清代乾隆年间本地匠人解发顺雕刻，是云南石雕艺术精品的代表。 拓片前特布置一张小桌与二把圈椅，显得更加古朴闲静。 麒麟照壁两侧为昆明圓通寺主持淳法大和尚题写的五言六尺大对“居處華藏界，士隐老维摩”。 《作品简介》： 云南通海县解家营村麒麟壁位于云南省通海县河西镇解家营村西头，镶嵌于单体砖石结构照壁上。照壁总宽5.47米、高3.87 米，主体麒麟图案以整块青石雕刻，高 1.5 米、宽 2.8 米。主体造型麒麟姿态，昂首挺立，前右肢扬起作奔腾状，咆哮欲奔，气势雄浑。麟身兽蹄，龙首牛尾，符合传统“四灵”神兽特征；线条刚劲流畅,鳞片、鬃毛等细部雕工精湛,体现“滇南石雕”独特风格。解家营村以石雕技艺闻名，村民多姓“解”（本地读音xiè)，祖籍江苏句容，明洪武年间先祖解守因胡惟庸案牵连流放云南,后定居此地。麒麟壁是村民为家乡雕刻的“镇村之宝” ,反映解氏家族对儒家礼制与祥瑞文化的推崇。2002年成为通海县文物保护单位,是云南现存最完整的石雕麒麟照壁之一。 《方梦亭像赞》原拓90x60㎝作品简介： 方梦亭(1838-1899) ,名《紫筠先生自题像赞》,通称《方梦亭像赞》,是清末云南晋宁学者方树梅先祖方梦亭为自画像题写的赞文，融肖像画、书法、自传文于一体，堪称滇南三绝屏的孤例。清代云南罕见生宣纸工笔重彩肖像，朱砂罩染的官袍与矿青色的峨冠形成强烈对比。骈散结合的189字自传文，以隶楷相参书体直接题于画心之上。画心四周裱边密布 23 方朱印，含梁启超“饮冰室藏滇文献”、袁嘉谷“南袁北纪”等名印。 《成都武候祠攻心联》翻刻拓本130x19cm“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従古知兵非好战，不富势即宽严皆说後来治蜀要深思。”光绪二十八年冬十一月上旬之吉權四川盐茶使者剑川道藩敬撰作品简介： “攻心”联为赵藩手笔,原联现藏于成都武侯祠,赵藩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清光绪年间任四川盐茶使，后为云贵总督岑毓英幕府、塾师。岑毓英的第三子岑春煊为师请咨，获光绪帝召见。1902年春夏,四川暴发义和拳运动,慈禧任岑春煊为川督。岑春煊急调赵藩到成都相辅。岑春煊对义军血腥镇压，大量罢免、撤换、弹劾各种官吏,省内官场人人自危。赵藩到成都后,岑春煊任他为“行”盐茶道兼理通省厘金,把最重要的两大财源部门交他代管。当时赵藩深感清王朝大势已去,认为岑春煊对义军、旧吏都过“严”,多次规谏。岑春煊仍我行我素。赵藩于是有了笔谏之衷。他得知岑不久后将要陪客人游武侯祠,便精心写下此联,送到武侯祠悬挂。岑春煊到武侯祠看到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语不发。不久，岑因功升调两广总督，赵藩却因此联被贬到永宁道（今叙永一带）当地方官。 《雨宿通海》原拓195x62cm作品简介： 钱沣的《雨宿通海》是清代书法史上的重要遗迹,与其刚直人格、独特书风一脉相承。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钱沣任湖南学政期间巡视地方，途经云南通海县遇暴雨，夜宿城楼时即兴赋诗并书碑,时年距其逝世仅3年。钱沣以弹劾权臣和珅闻名,时称“瘦马御史”。此碑作于他政治生涯后期,诗句中“风雨如磐”的意象暗喻官场险恶,笔力却愈发刚健,展现其不屈风骨。 《饯文选题铁峰庵摩崖石刻海阔峰高》原拓200x95cm作品简介： 铁峰庵位于昆明北郊长虫山(蛇山)第一峰巅,始建于元(1271-1368年)，因山势险峻、石色如铁而得名。作为昆明“龙脉”长虫山的核心人文景观，其四层殿宇依峭壁而建，真武阁为最高处,可俯瞰昆明全城及滇池,被誉为“彩云第一洞天”。“海阔峰高”题刻位置位于铁峰庵遗址区，与王继文“彩云第一洞天”、赵德昌“南无阿弥陀佛”等20余处摩崖共存于山崖间。钱文选登临时，立足真武阁遗址（海拔约 2108 米），远眺滇池与昆明坝子，感怀“海阔峰高”之气象。钱文选（1874-1953），近代外交家、学者，曾任驻英公使馆参赞，著有《滇游纪事》等。其游历全球,尤爱昆明山水。他在《滇游纪事》中盛赞铁峰庵:“余遍历环球，见山水幽胜首推瑞士，今游铁峰，昆海风景堪与比美。”“海阔峰高”四字，既是钱文选对铁峰庵天地大美的瞬间凝铸，亦成昆明山水人文的永恒注脚。 《李坤题铁峰庵摩崖石刻铁峰》原拓137x69cm作品简介： 李坤（1874-1953）：字厚安，号雪园，云南昆明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该题刻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九月(庚戌年)。位于昆明北郊长虫山(蛇山)铁峰庵遗址区第二层至第四层山道石壁上，与王继文“彩云第一洞天”、赵德昌“南无阿弥陀佛”等 20 余处摩崖共存。石刻内容主体仅“铁峰”二字，气势磅礴。落款是“庚戌秋九月昆明李坤书”，楷书小字，清晰工整。“铁”字：左侧“金”旁如铁铸般沉厚，右侧“失”部飞白提按，显金石铿锵感；“峰”字：“山”旁稳若磐石，“锋”部竖笔如剑指苍穹，体现山势险峻。整体气象是字大如斗却无臃滞之弊，兼具北朝摩崖“大字鼻祖”的雄浑与文人书卷气。李坤“铁峰”二字，既是铁峰庵八百年人文的凝铸,亦成边陲金石艺术的绝响。其存亡不仅关乎一方崖壁,更牵系着昆明古城对自然敬畏与历史记忆的传承。 《金拓圆通观音菩萨像》拓片 《赵藩题南荔草堂对联》原拓170x40cm作品简介： 赵藩（1851-1927），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缓仙，晚年号石禅老人，白族，云南省剑川县向湖村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法家，以诗词楹联著称，尤其以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闻名于世。 《将台观音》原拓190x85cm作品简介： 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将台寺所藏明代观音造像,因寺址相传为诸葛亮南征屯兵的"点将台"而得名"将台观音"，是滇西地区明代佛教造像的珍稀遗存,融合中原正统造像技法与边地多元文化基因。金鸡乡为永昌汉文化发源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设金鸡千户所，驻军修建将台寺。据《永昌府志》载，造像为永乐年间平定麓川叛乱后,官方敕造"镇南祈福"所用。保山金鸡乡将台寺明代观音造像由淳法法师、刘文全先生合作题跋。 《墨拓灵源箐观音》原拓210x110cm作品简介： 丽江永胜灵源箐观音造像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城东郊3公里处的灵源箐(又名“观音箐”),壶山西麓玄武岩壁上。观音立像微侧向右,头戴宝冠(天冠绘阿弥陀佛像）,身披飘逸长袍，胸前垂玉饰，赤足踏五朵祥云；右下方刻合十礼拜的善财童子,左下方楷书题款“唐吴道子笔”。宋代时,大理国地方政权归段氏执掌，高氏为世袭宰相。当时大理国与中原内地往来频繁，高氏作为佛门世家，累次派遣使臣进中原内地求取佛经典籍,吴道子观音画像的原本即在此时传来。世袭北胜土知州高氏，其祖先高泰惠是高升泰子孙，从大理国王朝分封到此任善巨郡守。高氏土司祖上从中原取来吴道子的观音画像后,命工匠按原本在灵源箐石壁上摩崖石刻,并建盖观音阁加以供奉。被方国瑜称为“滇中画佛之较古者”，昆明圆通山观音像即仿此刻翻刻。丽丽江永胜灵源箐观音造像，刘文全先生篆额、贺红刚题跋。 《朱拓圆通观音》复刻拓片188x75cm 《石僧题朱拓圆通观音》复刻拓片188x75㎝作品简介： 昆明圆通寺是中国最早的观音道场之一,也是云南省佛教文化的重要地标。始建于唐永泰元年（765 年），南诏王异牟寻为镇蛟龙而建，初名“补陀罗寺”（梵语Potalaka 音译，意为观音道场），比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早百余年。元大德五年（1301年）毁于战火后重建，历时 18年，更名为“圆通寺”（“圆通”为观音法号之一）。明代沐氏家族多次扩建，成为昆明最大佛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吴三桂重修山门、八角亭，建“圆通胜境”牌坊，奠定今日格局。 顶有石僧敬题“观世音菩萨像”（篆文）甲辰 侧有石僧题“祥云靄靄来南海，甘露湛湛润众方”（录书） 底边有石僧恭拓“心经印谱”55印 《墨拓圆通观音》复刻拓片188x75cm 《石僧题墨拓圆通观音》复刻拓片188×75cm作品简介： 昆明圆通寺是中国最早的观音道场之一,也是云南省佛教文化的重要地标。始建于唐永泰元年（765年），南诏王异牟寻为镇蛟龙而建，初名“补陀罗寺”（梵语 Potalaka 音译，意为观音道场),比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早百余年。元大德五年(1301年）毁于战火后重建，历时 18 年，更名为“圆通寺”（“圆通”为观音法号之一)。明代沐氏家族多次扩建,成为昆明最大佛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吴三桂重修山门、八角亭,建“圆通胜境”牌坊，奠定今日格局。 两侧有对联“问大士缘何倒坐，恨世人不肯回头。” 底也有印谱55方（石僧篆到心经印谱） 《朱拓灵源箐观音》原拓210x110cm作品简介： 丽江永胜灵源等观音造像位于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城东郊3公里处的灵源箐（又名“观音箐”），壶山西麓玄武岩壁上。观音立像微侧向右,头戴宝冠(天冠绘阿弥陀佛像),身披飘逸长袍,胸前垂玉饰,赤足踏五朵祥云;右下方刻合十礼拜的善财童子,左下方楷书题款“唐吴道子笔”。宋代时,大理国地方政权归段氏执掌,高氏为世袭宰相。当时大理国与中原内地往来频繁,高氏作为佛门世家,累次派遣使臣进中原内地求取佛经典籍,吴道子观音画像的原本即在此时传来。世袭北胜土知州高氏，其祖先高泰惠是高升泰子孙，从大理国王朝分封到此任善巨郡守。高氏土司祖上从中原取来吴道子的观音画像后，命工匠按原本在灵源箐石壁上摩崖石刻，并建盖观音阁加以供奉。被方国瑜称为“滇中画佛之较古者”，昆明圆通山观音像即仿此刻翻刻。丽江永胜灵源箐观音造像由吴仕省先生题跋。 《金拓圆通观音》复刻拓片188x75cm作品简介： 昆明圆通寺是中国最早的观音道场之一,也是云南省佛教文化的重要地标。始建于唐永泰元年（765 年），南诏王异牟寻为镇蛟龙而建,初名“补陀罗寺” (梵语Potalaka音译,意为观音道场),比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早百余年。元大德五年(1301年)毁于战火后重建，历时18年，更名为“圆通寺” (“圆通”为观音法号之一）。明代沐氏家族多次扩建，成为昆明最大佛寺。清康熙七年(1668年),吴三桂重修山门、八角亭,建“圆通胜境”牌坊，奠定今日格局。 《周钟岳题南荔草堂对联》原拓150x43cm作品简介： 周钟岳(1876-1955),云南剑川人。字生甫,号惺甫、惺庵。白族。癸卯科举人。因其曾为南京政府题写“总统府”三字而闻名书坛。 《金拓渔篮观音》原拓188x95cm作品简介： 大理宾川鸡足山祝圣寺明代观音造像。大理宾川鸡足山祝圣寺是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的核心寺院,集历史、建筑、宗教艺术于一体。初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原名钵盂庵(因山形似僧人化缘钵盂得名) ,又名迎祥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高僧虚云法师主持重建，历时十余年；1906 年光绪帝赐名“护国祝圣禅寺”,并颁赐《龙藏》、紫衣、玉印等御物，封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寺内匾额含孙中山题“饮光俨然”（1913 年）、梁启超题“灵岳重辉”，体现近代名流与佛教的渊源。建筑细节融白族工艺:木雕飞檐、斗拱彩绘、石砌基座,兼具汉地庄严与滇西民族风格。大理宾川鸡足山祝圣寺明代观音造像由淳法法师题跋。 《朱拓渔篮观音》原拓188x95cm作品简介： 大理宾川鸡足山祝圣寺明代观音造像。大理宾川鸡足山祝圣寺是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的核心寺院,集历史、建筑、宗教艺术于一体。初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原名钵盂庵（因山形似僧人化缘钵盂得名)，又名迎祥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高僧虚云法师主持重建，历时十余年；1906 年光绪帝赐名“护国祝圣禅寺”，并颁赐《龙藏》、紫衣、玉印等御物，封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寺内匾额含孙中山题“饮光俨然”（1913年）、梁启超题“灵岳重辉”，体现近代名流与佛教的渊源。建筑细节融白族工艺：木雕飞檐、斗拱彩绘、石砌基座，兼具汉地庄严与滇西民族风格。大理宾川鸡足山祝圣寺明代观音造像由淳法法师题跋。 《朱拓五杰圆通观音》复刻拓片188x75cm作品简介： 昆明圆通寺是中国最早的观音道场之一,也是云南省佛教文化的重要地标。始建于唐永泰元年（765年）,南诏王异牟寻为镇蛟龙而建,初名“补陀罗寺” (梵语Potalaka音译,意为观音道场)，比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早百余年。元大德五年（1301年)毁于战火后重建，历时 18 年，更名为“圆通寺”(“圆通”为观音法号之一)。明代沐氏家族多次扩建，成为昆明最大佛寺。清康熙七年（1668 年），吴三桂重修山门、八角亭，建“圆通胜境”牌坊，奠定今日格局。李贵、赵寒、安浩宇、王星然、王觉五位书法家篆额题跋。 《爨龙颜碑》复制件230x107cm作品简介： 爨龙颜碑(爨读cuàn) ,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所立的墓碑,现存于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内。公元458年，为纪念宁州刺史爨龙颜而建，比另一著名碑刻《爨宝子碑》(小爨碑)晚53年，故称“大爨碑”。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移入斗阁寺大殿保护,现存碑文风化较严重。与《爨宝子碑》合称“二爨”,是云南“南碑瑰宝”，对书法史和民族史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釁宝子碑》复製件183x69㎝作品简介： 爨宝子碑(又称“小爨碑”)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碑刻,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君墓碑》,具有极高的历史、书法和文化价值。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但碑文署年为“太亨四年”，因云南地处边陲,未及时知晓内地年号变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扬旗田，后移置曲靖武侯祠，现藏于曲靖第一中学爨碑亭。碑主爨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19岁任建宁太守，23岁去世。爨氏为南中（云南）大姓，世袭地方官职，统治南中四百余年。碑文反映了东晋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政权仿效汉制、接受中原文化的历史，填补了南朝碑刻的空白。 《孟孝琚碑》翻刻翻拓132x76cm作品简介： 孟孝琚碑是云南现存唯一的汉代碑刻,被誉为“滇中第一古石”，具有极高的历史、书法和文学价值。1901年出土于云南昭通白泥井,现藏于昭通文渊小区(原昭通第三中学汉碑亭)。残碑高 133 厘米、宽96 厘米、厚 24厘米，上截缺失，现存下截15行隶书文字，共260字。碑侧刻有龙、虎纹饰，下方为龟蛇纹。记述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他 12 岁通晓《韩诗》《孝经》,未娶而夭亡,其父下属刻碑以表哀悼。碑文书法，方笔隶书，结体横扁，笔画瘦劲古朴，兼具篆隶遗韵。梁启超评价其展现了“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打破“北方南圆”的书法地域偏见。由昭通余贵林先生题跋。昭通余贵林先生题跋。 《爨龙颜碑》清本原拓260x105cm作品简介： 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刻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为纪念宁州刺史爨龙颜而立。高 3.38 米，宽 1.35-1.46米。碑额刻有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部穿孔，左右刻日月纹，日含三足乌，月含蟾蜍。作为“爨文化”核心载体，体现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国内外学者视其为书法史与民族史研究的“活化石”。 《爨宝子碑》原拓164x65㎝作品简介： 爨宝子碑(又称“小爨碑”)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碑刻,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君墓碑》,具有极高的历史、书法和文化价值。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但碑文署年为“太亨四年”，因云南地处边陲,未及时知晓内地年号变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出土于云南曲靖扬旗田，后移置曲靖武侯祠，现藏于曲靖第一中学爨碑亭。碑主爨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19 岁任建宁太守，23 岁去世。爨氏为南中(云南)大姓，世袭地方官职，统治南中四百余年。碑文反映了东晋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政权仿效汉制、接受中原文化的历史，填补了南朝碑刻的空白。 《爨龙颜碑额》原拓132x80cm作品简介： 由云南书坛代表人物：赵浩如、赵翼荣、陈正义、陈鸿翎、杜建民、王献生、刘文全、王献生、赵海若、赵月秋书法家及特邀嘉宾淳法大师九位书家共同题跋。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刻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 ,为纪念宁州刺史爨龙颜而立。高 3. 38 米，宽 1.35-1.46 米。碑额刻有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部穿孔，左右刻日月纹，日含三足乌，月含蟾蜍。作为“爨文化”核心载体，体现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国内外学者视其为书法史与民族史研究的“活化石”。 《朱嶟之父朱林奉天诰命》原拓180x65cm作品简介： 朱嶟之父朱林的“奉天诰命碑”现藏于云南通海县杨广镇小新村朱氏宗祠,是清代道光皇帝封赠朱嶟家族的重要文物。碑文为道光十五年(1835年)皇帝诰命，追赠朱嶟祖父朱善为“通奉大夫”、祖母为“夫人”，并晋赠其父朱林（或作“朱嵘”）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母亲为“淑人”。碑文以“奉天承运”开篇，体现清代封赠制度的规范性。朱嶟作为清代禁烟运动先驱（官至礼部尚书），其家族因他的功绩获得朝廷褒封，此类诰命碑是家族显赫地位的象征。该碑不仅是朱氏家族史的实物见证，也反映了清代云南边疆士族通过科举仕途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原碑现藏于通海杨广小新村朱氏宗祠。 《华严会供碑记/阚祯兆书》原拓175x80cm作品简介： 通海湧金寺《华严会供碑记》是清代云南著名书法家阙祯兆所书的重要碑刻,现位于云南省通海县秀山湧金寺内。碑文记载了湧金寺举办华严法会的盛况及相关供养制度。华严法会是佛教重要法事之一，以《华严经》为核心，体现“一即一切”的圆融思想。阙祯兆是清初云南名士，通海人，号芝岩，又号东白。他在文学和书法方面造诣颇高,主要著作有《大渔集》《北游草》等，还参与编纂了《通海县志》。其书法作品备受推崇,清末云南书法家孙清彦称其书法为 “吾滇第一”，他的草书碑遍布通海、昆明、建水、宜良寺观，墨迹散见滇省各地，清宫大内也多有流传。此碑以行草书写，笔力雄健，线条流畅，结体疏密有致，兼具法度与率性。清代金圣叹赞其“龙蛇笔落惊风雨”，现代沈尹默称其“闲和流美，近董其昌”。原碑现藏通海湧金寺。 《种松碑》清本原拓166x24㎝作品简介： 宋湘的《种松碑》是其书法艺术中的一件重要代表作,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艺术价值。此碑创作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时年宋湘任云南迤西道员。他在大理苍山脚下的中和寺附近主持种松造林,并题诗刻碑以纪其事。宋湘以行草见长，《种松碑》用笔雄浑奔放,线条道劲有力，结体疏密有致,兼具“帖学”的流畅与“碑学”的朴拙，是其“以笔为刀”的代表作。书风与诗意相呼应，字势如松枝盘曲，笔意如流水奔涌，整体气象开阔，与苍山洱海的壮丽景观浑然一体。赵藩赞其：“大气磅礴，直追汉魏，滇中第一奇碑。” 作者宋湘，曾作昆明大观楼对联“千秋怀抱一三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名噪一时。 《湧金寺祖庭常住碑》原拓阚祯兆书158x67cm作品简介： 湧金寺始建于南宋,为云南佛教名刹之一,属禅宗临济宗道场，历史上香火鼎盛，文人墨客常在此题咏。碑文内容记载湧金寺作为“祖庭”的历史渊源、寺院田产及常住僧众管理制度，是研究明清云南佛教经济与寺院组织的重要史料。阚祯兆，字诚斋,号东白,云南通海人,康熙年间举人,书法宗法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时称“滇中第一妙笔”。此碑为其晚年力作,代表其成熟书风。碑文以行楷书写，结体宽博舒展，用笔苍劲浑厚，兼具颜体的庄重与米芾的灵动，是清代云南碑刻书法的精品。原碑现藏通海湧金寺。 《山花碑》原拓121x48cm作品简介： 《山花碑》，全称《词记山花·咏苍洱境》。原直立镶嵌于大理喜洲庆洞庄圣源寺观音殿壁柱间，现存大理古城博物馆碑林。碑质为大理石，碑文四周有图案饰纹，碑高120厘米，宽55厘米，厚18厘米。碑文14行，竖写，正楷，阴文，正文20节，80句，520字。碑阴刻有《圣元西山碑记》。碑记称：此碑立于明景泰元年，即公元1450年，为明代大理著名白族文学家杨黼先生所撰。 《德化碑局部》原拓作品简介： 南诏德化碑位于云南大理市太和村西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碑高3.97米，宽 2.27米，厚0.58米，红砂石质地,是云南现存最大的唐代石碑。历经风雨剥蚀，原文 3800 余字现仅存约700余字,正面256字,碑阴职官题名等约800字。刻立于唐大历元年（766年），由南诏第五代王阁罗凤所立，立于太和城宫门外。南诏在唐朝支持下统一洱海六诏（738年），但后因唐朝边吏张虔陀欺压、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讨，爆发“天宝战争”（751 年、754 年）。南诏虽胜，仍立碑表明“叛唐非得已”，并表达“世世事唐”的归附之心。德化碑见证了唐与南诏从冲突到和解的历程。贞元十年（794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最终与唐盟于点苍山，重归唐朝，印证了碑文“心向中华”的初心。碑文彰显南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推行儒学教育、遣子弟入唐学习，成为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证。 《琴禅精舍记、六十生日书怀》原拓140x12cm作品简介： 拓片由云南古琴大家李瑞先生携徒贺红刚、任红华、周云、张信初题跋。陈度(1865-1941),字古逸(又作古仪、古抑),晚号琴禅居士、净园居士，以字行于世。原籍江西临川,先世经商迁居云南昆明，后占籍广西州（今云南泸西县），是清末民初云南著名的学者、书画家、诗人,与陈荣昌、袁嘉谷并称“滇中三杰”。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举，后掌普洱宏远书院并纂修《普洱府志》52卷。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曾奉派赴美为滇缅铁路选聘工程师，因勘路合同期满未成。云南“重九起义”（1911 年）后，任军政府外交司副司长、政务厅参事等职，授二等嘉禾章。1912年任云南造币分厂副厂长，年逾五十辞官隐退，潜心诗文书画。 《钱沣对联》原拓135x32cm作品简介： 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清代著名清官、书画家、诗人，官至监察御史，以刚直不阿、清廉敢谏闻名，被誉为“滇中第一完人”。 《梁堆墓顶石朱拓》原拓51x51cm作品简介： 拓片题跋由云南印坛代表性人物:熊祖舜、梁天星、杨恩泉、李贵、罗田杰（治印二方）、李子凡，书法家赵海若先生。 该墓顶石以青砂石雕刻而成，表面阴刻朱雀纹与莲花缠枝纹，其形制与南朝"以莲为饰"的佛教文化影响相印证。石面四角保留榫卯结构残痕，印证了六朝时期"天圆地方"的穹顶太连构造理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过碳十四测定，确认其年代为公元420-589年间，与爨氏统治时期陆良坝子的“梁堆“墓葬群形成时空关联。现藏于陆良县博物馆的这件文物，其朱砂拓片完整保留了浮雕线条的流动感，尤其朱雀尾羽处采用的"游丝描”技法，与同期建宁郡（今曲靖）出土的《爨宝子碑》书法笔意形成跨媒介的艺术呼应。 《复修霖雨桥记》复製件200x85cm作品简介： 《复修霖雨桥记》是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云南巡抚初彭龄主持重修昆明霖雨桥后所立的碑刻，由著名学者、书法家桂馥书丹篆额。碑文内容融合官方治理（水利工程）、民间信仰（祈雨灵验）与边疆开发史（屯垦交通），体现清代云南多元文化交织。桂馥（1756-1805），山东曲阜人，时任云南永平知县，清代隶书大家，被誉为“天下八分书第一”。其书风“端凝浑厚,雄健恣肆”,此碑为其在滇重要墨宝之一。此碑隶书“沉着端凝，博大庄严”，被评为其晚年力作。同时期他在黑龙潭所书《为梅花作阑干诗》碑（今存）风格相近，可互为参照。 《带碑额爨龙颜碑》复製件260x105cm作品简介： 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刻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为纪念宁州刺史爨龙颜而立。高 3.38 米，宽 1.35-1.46 米。碑额刻有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部穿孔,左右刻日月纹,日含三足乌,月含蟾蜍。作为“爨文化”核心载体,体现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国内外学者视其为书法史与民族史研究的“活化石”。 《担当草书四屏》原拓100x30cm作品简介： 担当和尚(1593-1673) ,明末清初云南籍高僧,法名普荷、通荷，自号“担当”，其草书以禅入墨，开创中国书法史上独特的“狂狷式佛门书风”。此条屏是担当书法原迹翻刻木联。 《钱沣节录争座位帖》拓片220x60cmx4作品简介： 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清代著名清官、书画家、诗人，官至监察御史，以刚直不阿、清廉敢谏闻名,被誉为“滇中第一完人”。 《南荔草堂》陈荣昌题原拓作品简介： 南荔草堂是云南近代著名文献学家、方志学家方树梅（1881-1967）的故居，位于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方家营村。草堂得名于方树梅对清代学者钱南园(钱沣)和师荔扉(师范)的景仰，取二人名中各一字组合而成。1932年，方树梅完成《钱南园先生年谱》编纂后,特邀清末民初云南文坛领袖陈荣昌(1860-1935)题写"南荔草堂"四字,并勒石嵌于宅院门额。陈荣昌被誉为"滇南一大手笔"，时任经正书院山长，其书法造诣深厚,此题字成为草堂的重要文化标志。除陈荣昌题字外,草堂还保留赵藩、周钟岳等名家的题刻,以及邓石如、钱南园等先贤的摹刻作品，展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方树梅在此收藏四万卷古籍，其中多为云南地方文献，学山楼曾为民间滇南文献最丰富的藏书楼。该草堂还是《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的重要编纂地，袁嘉谷、赵藩等学者常在此雅集。 《秀山古柏行》阚祯兆书原拓 《达摩祖师一芦渡江》原拓156x80cm作品简介： 筇竹寺所藏《达摩祖师一芦渡江像》是清代汉传佛教与云南地域文化融合的旷世奇构，将禅宗初祖东渡的公案转化为饱含滇中风物的生态禅艺装置。 《齐天大圣孙悟空像》原拓158x76cm作品简介： 筇竹寺所藏《宏宗禅师法鉴齐天大圣孙悟空像》是清代滇中佛教艺术中的旷世奇作,以佛门仪轨融合神话形象,开创"以妖证佛"的独特宗教美学。 《龙泉古梅》原拓190x100cm作品简介： 龙泉唐梅碑位于黑龙潭公园碑亭（真人殿）内，为大理石材质,高约1米、宽约2米。始刻年代为清代,碑文记载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龙泉寺住持道安和尚亲手种植两株红梅，奠定黑龙潭“唐梅”的起源。碑面阴刻两株古梅，枝干“根干纠结连蜷,花复瓣如重台”,刻工精细传神,还原唐梅铁骨龙姿。上端铭文详述唐梅种植渊源及历代文人题咏，印证“龙泉探梅”千年民俗（冬春赏梅祈丰）。清代云贵总督阮元题诗赞曰：“千岁梅花千尺潭，春风先到彩云南”，此诗另刻于碑亭内咏梅诗碑。 《后记》刘文全 彩云之南，华夏之疆。山长水远，文化依然。东汉孝琚，晋宋两爨,南诏德化,民族华章。有长联影,有记事石,有乡贤迹,有大士像。铭之金石，藉此传扬。椎拓留韵，精神亦彰。乌金焕彩，朱丹凝光。楮素千年，世代同享。 题为浩海云南碑刻拓片与题跋集珍展 乙巳夏至时节刘文全 刘文全书《后记》原稿 《金石汲古 .翰墨流芳》云南碑刻拓片与当代书家题跋集珍展主办：昆明市博物馆承办：昆明无象书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时间：2025年6月21日～8月20日 朱浩海先生近照 朱浩海先生，是云南拓印技艺传承人。他也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本展展品的拓制者和收藏者，他为云南的碑拓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附：视频一《朱浩海拓印技艺传承》上 附：视频二《朱浩海拓印技艺传承》下 附：《读记.马未都：东晋.二爨碑》节录 我们这一篇讲的国宝“二爨碑”，就和爨氏有关。“二爨碑”不是一个碑，是两个碑，分别是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又被称作“小爨碑”，爨龙颜碑又被称作“大爨碑”。这是根据什么分的大小呢？很简单，就是根据尺寸。这两块碑现在都在云南曲靖，一个在曲靖一中，另一个在曲靖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云南曲靖，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宁，正是爨氏家族当时在云南统治的中心区域之一。 “二爨碑”最有价值的是它们的书法，书体被人们称为“爨体”。“小爨碑”古拙凝重，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大爨碑”年代稍晚，虽为楷书，但隶书意蕴明显，充满朴拙天然之气。 从书法本身的角度来说，“二爨碑”的笔法“凌空取势，沉着痛快，纯任自然”，运笔“有险峻而不平板，多飘逸而不呆滞，导送流畅而有节奏感，行于其所当行，止于不能不止”，格调“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不拘一格，奇趣横生，雄强、质朴、天真。简言之：隶中有楷味，楷中有隶形，是当之无愧的书法艺术珍品。除阮元的极力推崇外，康有为将爨体字发挥到了极致。清末民国大儒沈曾植、著名画家潘天寿的字都受“二爨碑”的影响，弘一法师早期也曾学习爨体字。（本文很长，只能节录这么三段，抱歉！） 《观后记》 七月初，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介绍昆明市博物馆有一个题为《云南碑刻拓片展》的视频，特别介绍了出自云南通海的《麒麟照壁》的巨幅拓片，当然还有享誉全国的大爨、小爨（二爨碑拓片），还有担当和尚的草书四条屏（拓片）等等。 这样，我便去看了两次，觉得很有价值为展览做个《美篇》，把它纪录下来或可分享朋友，我就连续几天去展厅拍照、复製文字（说明）、制作《美篇》。上个星期的周六，我又去了，巧遇一位热情的“讲解员”为我们参观人群作讲解，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批文化遗存的收藏者、展示者，他就是朱浩海先生，年近半百，精神亦然。 因为要做《美篇》，所以我去了展厅许多次，又多次聆听了朱先生的亲自讲解，所以对本次展览及展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我愿将我的观感记录于此，并分享朋友。 首先，这个展览有三个特点，内容丰富、尺幅巨大、众多名家参与题跋。内容丰富是指早至东汉的孟孝琚碑和晋代的二爨碑，唐、宋、元、明、清、民国各朝代都有碑刻拓片留下。除了书法碑刻、对联、匾额外，还有摩崖，还有佛造像，还有人物、花卉，还有建筑构件和图案等。本展有50件展品，大尺幅的展品占半数以上，加上装裱的天头、地脚就更大了，其中最大的一张是“鼎建云龙山真武宫碑记”，拓片尺寸就有455x200cm，如以裱品计则为高5米宽2米之巨，如果展厅不够高，恐怕还挂不下呃。拓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真实地反映出碑刻的原貌。看着这些拓片，可以想見碑刻原件的恢宏巨大，同时也可以想见椎拓者的艰辛劳苦。名家题跋是指拓片不仅有拓印，拓片的上、下、左、右都可见到有题跋，虽然古人的题跋为数不多，但今人的题跋却丰富多彩，他们大多是当代云南和昆明的书家。题跋，这是中国书法当中的一个特别的门类。它不同于真、草、篆、隶、行（五体书法）作品本身，它通常是对书作、画作的评论或评价。这些评论或评价，不仅涉及对书画的艺术方面，还可涉及对书画的历史方面和人文方面，甚或仅凭题跋即可鉴别书画本身的真伪。再者，题跋还可以大大提高书画作品的品位和影响力，所以有题跋的拓片展是很少遇得到的。 此外，我还觉得这个展览有三大亮点：一是二爨碑（拓片），二爨即指爨宝子碑（小爨碑）与爨龙颜碑（大爨碑），二爨是云南人的骄傲，二爨在书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二爨是由隶向楷的过度字体或者说爨体是楷体的先导，这种书体清代书家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康有为说它是“朴厚古茂，奇姿百出”，而包世臣说它是“端朴若古佛之容”。在日本也有不少学习和研究爨碑的学者和书家。欣慰的是，这二块爨碑至今还保存得很好，不过只可参观，不可再拓了。二是四观音像（拓片），他们分别来自昆明的圆通禅寺、大理的鸡足山祝圣寺、丽江的永胜灵源箐观音寺、保山金鸡乡将台寺。昆明圆通寺是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中国最早的观世音菩萨道场之一。这次一共展示了9幅观音菩萨像的拓片，不仅都巨幅庄严，而且还有不同的墨拓3幅、朱拓3幅、金拓3幅，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敬从心生。三是一照壁（拓片），这是来自滇南通海的精品之作。照壁，原是古代建筑的一种形式，它除了具有分隔的作用外，还有风水的作用和文化的作用。这幅以麒麟为题材的拓片在全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实物在云南通海的解家营（解姓祖籍江苏句容），这个麒麟造像雕刻栩栩如生，也是滇南石刻的精品代表。拓片横285高150cm，不仅尺幅巨大，赏心悅目，而且寓意吉祥，雕工精细，反映了当地村民对儒家礼仪与吉祥文化的推崇。拓片又是朱拓，色彩鲜艳。巨幅拓片上有二段题跋，又为拓片增光添彩。 云南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彩云之南有着与众不同的自然和人文。过去，只因为云南远离内地，所以云南的历史与文化鲜为人知。现今，由于信息与交通的发达，云南正在迈向更新更高的持续发展。回忆建国以来，国家曾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尤其是上海对口、对接云南，为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在沪滇之间建立起了血浓于水的兄弟般的友谊。云南正在迎接新时代的新机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自信”的指示，在文化建设方面努力发掘、守正创新，为发展本地的社会经济多作贡献。 云南曾经是上海知青的摇篮，上海知青与云南有着深厚的情结。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返回了上海，但是在他们心灵的深处，云南作为第二故乡仍然深埋心底。假如有云南相关的展览能在上海展出，相信定能勾起当年云南知青人群的关注。半个世纪之后，再次认识云南这片乡土，带着儿孙共同回忆当年的青春记忆，必定又有新的价值和定义。 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本次拓片展的策展人朱浩海先生（也是本期展品的收藏者和制作者），若能将展览移师沪上，并同上海有关部门合作，能在上海博物馆或者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展出，以飨上海广大市民和广大文化爱好者和书法金石爱好者，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宏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云南文化界应有的贡献。是为观后记。（本文曾得朱浩海、周少蝶两位老师修改，一并致谢！） 俞经农记于昆明2025.07.07 感谢朱浩海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贡献！图片来源：本展览文字来源：本展览原件来源：朱浩海先生拍摄者：俞经农制作者：俞经农制作日期：2025.07.07修改日期：202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