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诗心的嬗变与坚守——读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赵青山

向律而歌

百年诗心的嬗变与坚守

——读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赵青山



一、一部通史，百年诗魂

2025年，已逾八十高龄的郭久麟教授以近60万字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为百年新诗树碑立传。这部巨著首次系统梳理了1917至2017年中国新诗的完整历程，被吕进教授誉为“椎心泣血，据事直书”的“信史”。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这部通史恰似一面明镜，映照出新诗与时代、传统、语言的复杂纠缠，更折射出中华民族从觉醒到复兴的精神史诗。

全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潮流为经纬，串联起胡适《尝试集》的破冰尝试、郭沫若《女神》的狂飙突进、艾青“土地与太阳”的深沉咏叹，以及百年新诗格律化的探索历程，直至新世纪多元并存的诗坛景观。作者以史家笔法，将200多位诗人学者的创作与研究编织成一部“不放大、不缩小、不消灭”的公正诗史，在短视频泛滥的诗歌“无用时代”，重新唤醒人们对诗心的敬畏——当艾青写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当北岛呐喊“我不相信”，那些抑扬顿挫的分行文字中跃动的，正是一个民族百年来的精神脉搏。

二、三大潮流的交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百年博弈

郭著最醒目的理论贡献，是将百年新诗划分为三大审美体系。它们并非静态标签，而是动态博弈的活态基因：“中国新诗以胡适《尝试集》的现实主义为始，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继之，李金发象征主义殿后，三者竞相发展，风起云涌”。

（一）现实主义的根脉：从“血与泪”到时代镜像

现实主义如深扎大地的根系。胡适《人力车夫》以白描手法揭开“为人生而艺术”的序幕：“车子！车子！”的呼喊中，人力车夫的艰辛跃然纸上。左翼诗人殷夫在《血字》中呐喊：“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我也是历史的长子”，将个体命运熔铸于阶级觉醒的洪流。艾青则将这种介入升华为对土地的永恒之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

郭著敏锐捕捉现实主义的时代变奏：抗战时期，田间的枪杆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匕首般的语言刺向麻木——“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放声歌唱》以“东风！红旗！朝霞似锦！”的豪迈，将政治抒情诗推向浪漫与现实交融的高峰。

（二）浪漫主义的火焰：从个性解放到理想圣光

浪漫主义如不熄的火焰。郭沫若《凤凰涅槃》以“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的狂呼，宣告古老民族的自我重生。湖畔诗人汪静之《蕙的风》则如清泉流淌：“是哪里吹来/这蕙花的风——/温馨的蕙花的风？”，以纯真爱情对抗封建桎梏。

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浪漫主义经历华丽转型。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将革命记忆淬炼为建设豪情：“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而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以“从明天起，喂马劈柴”的质朴宣言，构建了当代人的精神乌托邦。

（三）现代主义的幽径：从象征森林到智性迷宫

现代主义始终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李金发《微雨》中“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有感》）的颓废意象，首开象征主义先河。戴望舒《雨巷》让“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从古典意境走入现代象征。九叶派穆旦《赞美》则在苦难中寻找神性：“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郭著对现代主义的评价尤为辩证：既肯定北岛《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警句体现“一代人的觉醒”，也批评某些先锋诗歌“割裂民族血脉”。这种史家笔法，让晦涩的现代主义获得了历史坐标系中的精准定位。

三、诗体建设的困局与破局：格律与自由的百年拉锯

新诗百年史，半部格律争。从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宣言到新月派、现代派、雅园诗派、东方诗潮的新诗格律化实验，形式探索始终是新诗的核心命题。

（一）破格与立格的两难

胡适《尝试集》虽倡言“打破枷锁镣铐”，其诗作仍残留着旧体诗的痕迹。真正实现形式解放的是郭沫若，《天狗》中“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的自由诗行，真正如脱缰的野马，毫无羁绊。然而“绝端的自由”引发了新诗的散文化危机，闻一多遂发表了《诗的格律》，提出新诗“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并以《死水》实践“三美理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实现了建筑美与音乐美的完美交融。新月派的格律实验尤为璀璨：徐志摩《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轻盈节奏，朱湘《采莲曲》“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的古典韵律，都成为新诗戴上镣铐起舞的典范之作。

郭著比较了不同时期格律观的演进——从新月派“三美”理论，到何其芳的“节奏鲜明”，从雅园诗派“自然有序的韵式”，到东方诗潮“整齐、对称、复合”三分法，再到赵青山“自律共律格律”动态发展模式，展现了一条螺旋上升的诗体进化之路。

（二）民族形式的再生实验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民族形式”后，民歌体新诗蓬勃兴起。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以信天游体书写革命：“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则化用辞赋体：“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让古典美学在现代语境中得到了复活。

著者对此类探索的评价格外清醒：他肯定了《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体形式“为人民喜闻乐见”，亦直言某些作品“沦为政治传声筒”。这种辩证的视角，彰显了著者对艺术本体的尊重。

（三）世纪之交的多元争鸣

新时期诗坛爆发了“朦胧诗论战”与“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从表面看是诗学观念分歧，实则是诗界话语权的争夺。与此同时，新世纪关于新诗诗体建设“伪话题”之争”，以及万龙生提出的“三分法”、赵青山提出的“自律共律格律”等理论争鸣，都在延续着新诗格律化的薪火。这种喧哗与骚动，恰是新诗生命力的最佳注脚。

四、诗史疆域的开拓：被遮蔽的星辰重放光芒



郭著突破传统流派史框架，以三个维度拓展了诗史边界，让被遗忘的星辰重焕光芒。

（一）工业诗歌：铁与火的抒情史诗

从刘半农《铁匠》中“黑夜的铁匠铺里/迸射着灼灼的火星”的零星火花，到李瑛《戈壁日出》对建设者的礼赞，再到打工诗人王学忠《被榨干的煤》里“在八百米深处/我是一块会说话的煤”的底层呐喊，工业诗歌百年轨迹首次获得系统梳理。这条“钢铁诗脉”，填补了新诗社会图景的关键拼图。

（二）多民族诗歌：中华文化的多元交响

著者专章书写纳·赛音朝克图的草原牧歌、铁依甫江·艾力耶甫的西域吟唱、吉狄马加的彝族史诗。尤其吉狄马加《我，雪豹……》以“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的民族根性书写，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些作品共同奏响了中华诗歌的复调乐章。

（三）女性诗歌：从闺阁到旷野的声部

著者虽未设专章，但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的慷慨、翟永明《女人》中“黑夜意识”的觉醒、傅天琳《柠檬黄了》的母性温婉、娜夜《起风了》的 existential（存在主义） 沉思，均在相关章节中获得了深度解读，这条“她诗线”，彰显了女性从附庸到主体的精神突围。

五、诗人列传：群星璀璨的诗意星座

郭著以200余位诗人为经纬，编织起了百年新诗的壮阔星图，其评析兼具史家洞见与诗学敏感，既勾勒出诗人自身的创作风貌，亦揭示出了诗人个体与三大思潮的深层关联。

（一）奠基者与开拓者

胡适：肯定其“诗体大解放”的理论破冰意义，以及《尝试集》的“架桥”不没之功，但也指出了其“半文半白”的过渡性局限。

郭沫若：《女神》以“凤凰涅槃”式的狂飙精神，为新诗注入了浪漫主义魂魄，其泛神论思想与时代呐喊共振，成为新诗首座高峰；然而其后期诗作却渐失锋芒。

艾青：作为“时代的伟大歌手”，著者浓墨重彩地剖析了其融合象征与写实的巅峰成就。“土地”“太阳”“火把”等核心意象，承载着民族的苦难与希望；其“散文美”理论，为自由诗奠定了美学基石，却也引发了新诗散文化的致命危机。

（二）风格铸造者与时代记录者

臧克家：“农民诗人”的凝练笔触深扎乡土，《老马》中“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的“坚忍主义”，成为现实主义力透纸背的注解。

田间：“时代的鼓手”以匕首般的短句（《给战斗者》）擂响救亡战鼓，“鼓点式”节奏开创了战斗诗风。

李季与阮章竞：《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将信天游、漳河小调熔铸为“民歌体现代化”的典范，彰显了“民族形式”的生命力。

七月派诗人：阿垅、绿原等在战火中淬炼“战斗现实主义”，强调主观精神与民族气节。

九叶派诗人：穆旦、郑敏等以智性嫁接现代技法，如《赞美》中“走不尽的山峦”的复杂张力，标志着40年代诗艺的哲思高度。

（三）多元探索者

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从《雨巷》的丁香愁绪到《我用残损的手掌》的沉郁抗争；卞之琳《断章》以“明月装饰窗子”的玄思构筑智性迷宫；穆旦在“丰富的痛苦”中追问神性（《隐现》），展现了存在主义的深度思考。

新时期诗人：著者以开放性的视野容纳“归来者”（艾青《光的赞歌》）、“朦胧诗”（北岛《回答》）、“第三代”（于坚《尚义街六号》）直至“新来者”（傅天琳《柠檬黄了》），尤其重审“叶延滨《干妈》”等被忽视的文本，体现了史家的客观公正。

（四）新诗格律化的薪火传承者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以“三美理论”为纲领，通过《死水》的格律实验为自由诗戴上了“镣铐”，徐志摩《再别康桥》以轻盈的音韵构建了新诗“音乐美”的标杆，朱湘《采莲曲》则融合了词牌节奏与现代意象，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嫁接。

现代派诗人：何其芳追求匀称的节奏与和谐的音律，发表《关于现代格律诗》，成为新诗格律化的一个里程碑；林庚出版专著《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把构建典型诗行作为建立新诗格律理论大厦的主要基石；卞之琳《断章》则以智性化意象重构了时空逻辑，成为读者精神世界的“灵魂的海市蜃楼”。

雅园诗派诗人：胡建雄、黄淮、思宇、邹绛成立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注册雅园出版公司（港），创办会刊《现代格律诗坛》，编辑出版诗集与丛书；黄淮尝试九言诗，纪宇师承郭小川的新辞赋体，刘章创新八行新律，李肇星、陈昊苏尝试定行诗体，周仲器撰写《中国新格律诗探索史略》，将何其芳倡导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推向了新高潮。

东方诗潮诗人：东方诗风论坛、格律体新诗网团结全国追求新诗形式美的诗人，编辑出版诗刊《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以及丛书与个人诗集。万龙生提出新诗格律“三分法”的分类主张，余小曲编辑《中国格律体新诗论集》，王端诚改造创新十四行诗，邹惟山集中创作十四行组诗，程文编撰《中国新诗格律大观》，赵青山专注于现代格律诗学、诗人、诗史、诗论、诗派、诗体、诗作的系统化创作研究等，他们用实打实的创作研究延续“整齐中求变化”的汉诗律动，证明了格律体仍然是新诗的重要一脉。

这种“不放大、不缩小、不消灭”的史笔（吕进序），使《通史》既成为一部诗艺演进志，亦成为一卷民族精神史。

六、史学丰碑与未竟之问：通史的价值与启示

作为首部新诗百年通史，郭著在史料发掘与理论建构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却也留下了待解的命题。

（一）史料钩沉与流派重估

著者打捞起被主流诗史遗忘的“废名圈”诗派——废名《理发店》以“剃刀在头上走过/如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的禅意，实践“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主张。书中还对现代派、雅园诗派、东方诗潮等格律探索群体进行重新定位，为形式研究铺设了新的路标。

（二）诗学命题的当代叩问

全书贯穿艾青的箴言：“伟大的诗人是时代的忠实代言人”。郭著以此审视新诗的使命：既要如田间战诗般“及物”，也要如穆旦般“及心”；既要记录时代，更要超越时代。这种辩证思维，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镜鉴——当ChatGPT能模仿海子风格时，唯有“灵魂与语言的奇妙相遇”不可替代。

（三）未竟之思与未来航向

郭著以“椎心泣血”的学术良知，为百年新诗树碑立传。其留白处——网络诗歌的媒介革命、台港澳诗歌的跨域对话、人工智能时代的诗意存续——恰为后来者点亮了航标。正如吉狄马加所言：“诗歌是民族精神的灯塔”，百年诗心未死，它仍在时代的裂缝中寻找光的方向。

七、结语：百年诗心，时代回响

读完《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冰心的诗句萦绕耳际：“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这“泪泉”正是百年诗心的精神密码——从胡适《鸽子》的蹒跚试飞，到昌耀《慈航》的高原独步；从闻一多《死水》的沉郁顿挫，到王端诚商籁体的汉化实验，从林庚、黄淮的九言诗，到赵青山的八行花环体的固定诗体创新，新诗百年恰是一部破与立交织的精神史诗。

通而观之，《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以宏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客观的评述，为我们呈现了百年新诗的壮丽画卷。著者以这部“椎心泣血”之作提醒我们：诗歌终究是“人”的创造。那些抑扬顿挫的分行文字里记录的，不仅是审美趣味的嬗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刻度。当百年诗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这部通史便超越了学术意义，成为“中国新诗投身伟大时代的见证”。当学者斯原在跋中写下“多重品味与咀嚼”时，他不仅是在描述阅读方法，更是在召唤一种对待诗歌的虔敬态度——因为读懂百年新诗，就是读懂了中国人在现代性浪潮中的灵魂史诗。

2025年7月2日于平遥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