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城影评同路人

吴文海

　　北门江入海处南岸的中和小镇，自隋末唐初直至民国初年，曾经是儋州历代州衙府治所在，人们至今仍习惯称之为“州城”。

我的村庄与州城隔江相望。十九岁那年，中师毕业的我，像一粒身不由己的蒲公英种子，被时代的旋风裹挟着，又落回到古镇的墙根下，在曾经的初中母校里，成了一名中学教师。

学校离州城东门大概一里路，紧挨着东坡书院。千年前苏轼讲学的院子已年久失修，颓废的院落里，野草从砖缝间钻出，成群的麻雀在那棵古老的芒果树枝头跳跃欢叫，仿佛还能听到先生当年教化黎民的余音仍在梁间萦绕。年少时，我从未细究过这座古镇的过往，直到回来转变了身份，才在行走中触摸到它的灵魂。复兴街的青石板路面光滑凹陷，宛如一卷厚重的史册；骑楼廊柱雕龙镂凤，恍惚间似有官轿吱呀声掠过耳畔，州府老爷升堂审案的威武场面浮现眼前；州前街的孔庙，古柏森森，香案上整日烛光摇曳；关帝庙前的石狮，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却仍怒目圆睁；宁济庙里，冼太夫人的雕像威武神勇，似乎还能看得见她当年金戈铁马征战黎蛮的飒爽英姿。最震撼的是北门外那片刺竹林，茂密的竹叶在风中飒飒作响，像持戟的卫队，忠诚地守护着坍圮的古城门。每次伫立其下，看砖缝里倔强钻出的小草，听城墙在低语千年的兴衰，我的内心对这座隐伏在时光褶皱中的古城肃然起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解冻的春风吹醒了这座深得东坡遗风熏陶的古镇，各种文学社团如同蛰伏已久的春藤，一夜之间便攀满了城墙。《香茅草》《万年青》《五色雀》之类的街头墙刊和油印小报，混合着包子铺的油香味，在街头巷尾间流淌，成为州城一道独特的人间烟火。

在这块千年文化浸润的沃土上，我先是结识了《香茅草》的主编冯步卷和《万年青》的主笔苏玉铭，他们一个与我在学校共事，一个修理单车自谋职业，由于年纪相仿秉性相似，很快成为挚友。后来，经过引线搭桥，又认识了镇上茶馆老板游开运和电影院经理曾国强，他们两位虽然年龄比我们大出一截，却因文学结缘，与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游开运每天清早就要生火煮茶，苏玉铭的修车铺里总堆满沾着油污的轮胎，他们白天为生计弯腰忙碌，晚上却伏在昏黄的灯光下撰稿，手指缝里常留着茶渍或油斑，那份对文学的赤诚令人动容。

那个年代，小镇文化娱乐设施很少，夜幕降临时，街道漆黑一片，唯有镇子北面的露天电影院成为唯一的光源。游开运的茶馆与电影院门对门隔着一条街道，每次电影散场之后，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到那里，端起冒着热气的粗瓷茶杯，饶有兴致地对电影剧情评头品足，有时甚至因为见解不同而争论不休。记得1988年某个夏日的夜晚，看完《温柔的眼镜》，我们对影片最后美娇违心嫁给港商而没有与阿满结成伉俪这个结局，争得脸红耳赤。多数人认为导演应该让阿满和美娇走到一起，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影片反封建思想意识的主题才能得到升华；唯有冯步卷持不同意见，认为影片的结局，美娇没有和意中人阿满走到一起，而是违心嫁给港商，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它让人深刻认识到反封建思想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样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一直嚷嚷到茶馆挂钟的时针指向凌晨，大家还是意犹未尽不肯散去。

游开运提着水壶正在续茶，水线还没断，曾国强那蒲扇般的巴掌已砸向桌面，震得茶壶茶杯叮当作响，滚烫的茶汤飞溅到我们的眉梢鬓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咱们白纸黑字见真章，不如办个影评小报，电影院出钱，定期刊登各人的影评文章给观众看！”冯步卷闻言，猛地站起身来一拍大腿：“这个提议好，我赞成！”玉铭兄举起那只拿惯扳手的右臂，笑着看看我：“我来负责刻字，你负责印刷。就这样！”

几天之后，茶馆的后间摆上了一台老旧的油印机。耀眼的白炽灯光下，苏玉铭脱下白天修理单车的工作服，刻蜡纸时，稍一用力，钢针戳破纸面就得从头再来。他一边擦着汗，一边自言自语:这小小的钢针笔怎么比扳手还难伺候呢。轮到我上阵印刷，左手用力压住纱框，右手推着滚筒，有时用墨太浓，印出的字迹糊成一片，只好揉成一团丢入纸篓。一个晚上下来，两手十个指头乌黑一片，大家看着我哈哈大笑，原来是手掌擦汗时将自己涂成了个大花脸。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电影之窗》创刊号递送到观众手中时，瞧着他们争相传阅的情景，我们坐在露天电影院水泥条凳预留的座位上，心中那股洋洋得意之情竟然无法掩饰，热泪在眼眶偷偷打转。

　　这份油印小报诞生之后，看电影对于我们而言，已不仅是消遣娱乐，更像是一场庄严的仪式。每当放映机的光柱划破夜空，我们便屏息凝神盯着银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镜头，漏过任何一句台词。散场后，茶馆里的争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入的探讨交流。冯步卷总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画分镜头，苏玉铭则挥动着拿惯扳手的拳头分析人物动机。虽然我和他们只是隔着一条窄窄的北门江，但镇上人讲的是军话，我们乡下人说的是儋州话。军话我能听得懂，但说起来总感觉有些别扭，很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坐着，用撕开的香烟纸盒记下那些精妙的语句。

最令人振奋的是那个金秋时节，我们"桃园结义”成立影评小组不到两个月，游开运那篇《精妙的一笔——看影片<天下第一剑>》一发而中，率先被《电影评介》刊发在1988年第九期上。接下来的第十期和第十一期，这家国家级影评刊物还连续两期分别发表了冯步卷的《有情人为何不能终成眷属——小议<温柔的眼镜>结尾的艺术效果》、苏玉铭《一场扣人心弦的风暴一一电影<廉政风暴>的艺术特色》。每次当盖着北京邮戳的杂志辗转来到小镇时，我们传阅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那些在温暖灯光下反复推敲的文字，那些被茶水浸湿又晾干的草稿，终于化作铅字，印在了全国唯一一家大型的群众性影评刊物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苏玉铭盯着杂志上自己那篇文章，半晌才憋出一句:"呵，这帮编辑，把我最好的句子删了……”可脸上的笑容却灿烂得遮掩不住。

1990年海南建省办特区初期，全国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汹涌澎湃，峨眉电影制片厂以此为背景，拍摄了一部反映海南社会生活的电影《热恋》。影片公映后，在内地和海南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质疑《热恋》恋什么？有人认为《热恋》有新意，两种观点激烈碰撞。《海南日报》为此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大家来讨论影片《热恋》”，连续三期将冯步卷、苏玉铭，还有游开运和王振良四名会员与报社记者的评论文章同框刊出。这次同台对擂，让我们这个囿于州城一隅的影评小组名声鹊起，队伍也随之不断壮大，引起了省电影公司的关注，特地在古镇召开了全省电影宣传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我们借着这股东风，名正言顺地到民政机构注册备案，将影评小组更名为“中和镇电影评论学会”，成为当时全省唯一的乡镇群众影评组织，《电影之窗》油印小报也改成了两面对开的铅印报纸。

辉煌时刻在汗水浇灌中不期而至。当年底，在“上菱杯”首届中国电影节全国群众影评征文大赛中，我们三名会员的文章荣获三等奖，占全省获奖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和镇电影评论学会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唯一一个乡镇级的群众影评先进集体。《中国电影周报》破天荒用整整一个版面，刊发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报道一一《活跃在州城古镇上的一群影评人》。消息传来那晚，暴雨如注，曾国强经理兴奋地撞开茶馆的大门，浑身湿透，雨水顺着发梢衣角往下淌。他顾不得擦拭，将那张几乎要被雨水泡烂的《中国电影周报》“啪”地拍在油腻的桌面上，指着那整整一版的文章，声如洪钟：“整整一个版面啊，我们影评学会的名声这下闹到京城去了！”一时间，小小的茶馆炸开了锅。冯步卷一跃而起，撞翻了板凳；苏玉铭抢过报纸，手指颤抖着抚过那些熟悉的名字；我挤在旁边，陶醉在油墨混合着雨水的咸腥味中。游开运眼眶发红，喉头滚动几下，却终究没说话，转身快步上楼捧出一盒珍藏的铁观音，滚水冲下，茶香瞬间弥漫了整个空间。大家激动得手舞足蹈，击掌拥抱，欢呼雀跃，灯光下投在墙上的身影，几乎要破壁而出。

有了这圈光环的加持，那段日子，我们竟时来运转好事连连。先是苏玉铭攥着兰州军区《西线影视报》特约通讯员的红本子，收起单车修理铺，走进中和一小成了代课教师；接着冯步卷调去教育局，坐上了办公室；后来我也跟隨开发建设的热潮，涌去了洋浦经济开发区。此后，在州城古镇的露天电影院和游开运的茶馆里，我们的身影虽然已难聚集在一起，但影评学会仍像一座无形的桥梁，将我们之间连在一起。大家一如既往，依然在电影评论这方充满魅力的天地里，乐此不疲勤奋耕耘。自影评小组成立至1991年，我们会员共有35篇影评文章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举行的“华美杯”"珠光杯"全国群众影评征文比赛中，冯步卷以及运哥的女儿游锦爱还连续两次荣获二等奖。这些喜讯，当年的《海南日报》还以简讯的形式予以了报道。

人生舞台上，聚散终有时。隨着那方雪花斑驳的银幕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暗淡，1999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我们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影评学会牌子，与露天电影院的碎砖瓦砾一起，终究成了古城墙里的一株枯草，永远沉寂在北门江畔的州城古镇上。

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虽然相隔不远，但大家在各自的单位疲于奔命，除了偶尔有些电话联系外，我们这些当年的影友，相逢见面的日子不多。去年，我和冯步卷、苏玉铭相继退休后，居然又再续前缘，居住到同一个城市。每次聚在一起，说到当年州城古镇的影评往事，大家总是唏嘘不已，那语气神情中满是留恋之情。今年春节我们一起回到州城，游开运的茶馆已改成手机专卖店，他从楼上拿出一直珍藏的影评学会资料，如数家珍似的在玻璃柜面一一摊开。抚摸着那张皱巴巴的《电影之窗》，大家的目光停滞在“中和镇电影评论学会”一行刊头字面上，久久不愿移开……

几十年一路走来，青丝变白发，经历了荣辱得失，感受了人情冷暖，我总算体会到，当物欲如潮水漫过每一个角落，原来生命中最深的刻痕，从来不是银幕上转瞬的悲欢离合，而是在光影明灭间彼此辨认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