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曾经指西南一一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目的地三个去向的讨论（20250709）

郭先生

前言

1949年初，国共两党的战略对决到了收官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战争胜负的天平已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以长江以北地区为主的解放区以一日千里之势向国民党控制下的“国统区”及城市扩展。

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于1948年10月28日做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各解放区准备足够的干部，各级党委要随时准备抽调干部，随军南下，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1949年12月，中共华北局按照中央布署，从太行、太岳两区选调干部，组建一个南下区党委，包括一个区党委架子、六个地委、三十个县委、一百多个区委的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及警卫、后勤人员共约4000人左右。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参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4页）。

太行区南下干部于1949年2月25日至27日先期到达武安集中。太岳区南下干部于3月15日在长治集中后，于22日到达武安。

两区南下干部在武安汇合后，开始了组建、学习、培训工作。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4日和25日，由冷楚任南下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对外番号为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前哨人马和4000多人的大部队分别从武安出发，向南挺进。

这支由中共华北局从太行、太岳两区选调干部组建成的南下干部队伍，在中共华东局的领导下，肩负着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政权的重任。他们出发时的任务是接管苏南地区政权，驻留丹阳时接改变接管地的通知后，继续南下苏州。在苏州经历确定前往西南的决定后，再次转向福建。他们以坚强的党性听从指挥，跟随三野十兵团继续南下。最终，这支4000多人的队伍与三野十兵团的十万将士，跨越浙闽交界的仙霞岭，挺进福建。

他们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穿越八省，行程6000多里，经历三个目的地变动的考验，最终到达福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为解放福建、建设福建，贡献了自己的毕生。

长江支队的南下征程，踏着解放战争的节拍，与新中国的建立同频共振。四千多名长江支队的前辈们，用自巳坚毅的脚步，谱写了一首永垂青史的南征交响曲。

一、接管苏南

长江支队老一辈刘尚之、贾久民、温附山、王禹在《两太四千建儿，随军南下福建一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队史》一文（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5一26页）中写道：

“…

10月21日，中央在北平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华东局饶漱石、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太岳区党委书记顾大川、中原局负责同志等，冷楚、周壁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同时研究了南下干部去的地区问题。会议认为，太行、太岳这批干部数量多，质量最好。中原局要求这批干部到中原局分配工作；饶漱石力争这批干部去华东。

最后决定，这批干部交由华东局分配，随三野渡江。接着，饶漱石找冷楚、周璧专谈华东情况，饶漱石认为这批干部兵强马壮，预定去接管苏南，组织苏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要支队过江后到丹阳集结待命。

长江支队老一辈贾久民、刘健夫、申步超在回忆文章《第三大队（太行三地委）入闽历程》中写道：

“三月二日，冷楚向太行区全体南下同志做了《南下进军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他最后宣读誓言：'我愿和同志们接受这个任务，愿为党贡献力量，我们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队伍，坚决完成党的任务！’

…

四月二十三日，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干部会议，由冷楚、周壁同志传达中共华北局会议精神，说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好，要求干部迅速南下。会上宣布长江支队到苏南工作。”（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73页）

长江支队前哨人马和大部队分别于4月24和25日从武安出发，按此说法，长江支队去苏南工作，是出发前一天才宣布的。

范敬德、张铁民、赵志万等老同志回忆道（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105页）：

“4月23日，南下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南下干部大会，…最后决定这批干部交由华东局分配，随三野渡江。…预定去接管苏南，组建中共苏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要求长江支队过江后，到丹阳集结待命。苏南地区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属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富饶美丽的京沪杭鱼米之乡。大家听了欢欣鼓舞，盼望早日登程”。

4000多名干部大军于4月25日徒步行军，向南挺进。

“我们沿平汉线南下。在河南省北部平原上，曾经与向武汉挺进的第四野战军同行，看着战马辎重、步兵炮兵，几路纵队同行，真有排山倒海之势。”

（参见“两太四千健儿，随军南下福建一一长江支队队史”《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6页）

长江支队六大队的老一辈王毅之、康润民回忆道（详见《太岳区三地委。六百多健儿南下闽东征程》一文，《 长江支队回忆录》第92，93页）：

”4月25日，从武安县城出发。当地干部群众冒着蒙蒙细雨，列队欢送，军号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天空。群情激奋，热闹非凡。我们这支大军浩浩荡荡的开始南征了。…

从武安出发的当天早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中国人民解放军23日解放了南京。这个胜利捷报，给冒雨行军的同志们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为赶着渡江，同志们发扬了不怕苦，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日以继夜地行军前进。”

长江支队大队人马车步交替，日夜兼程，沿平汉线过郑州，转陇海线经开封、徐州、过蚌埠、滁县，抵长江北岸浦口。5月12日，支队部和六个大队分别到达南京。

在南京，“看到八一军旗在国民党总统府门口上高高飘扬，蒋介石的镜框像甩在地上，被万人踩踏，这正是国民党南京政府覆没，人民获得解放的真实景象。这个时候大家猜想长江支队可能留在南京分配工作。也可能待上海解放后留在上海工作。”（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8页）

“数日后，华东局通知，苏南已派干部接管，长江支队到苏州待命。”（详见马兴元、罗晶“受命别太行 南征到闽疆”一文，《长江支队回忆录》第84页）

1949年5月23日，长江支队离开南京。24日，长江支队到达苏州时，处于前进方向不明的待命状态。

“24日抵达苏州待命，至7月13日进军福建，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在苏州学习、休整的。”（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8页）

二、剑指西南

中共华北局组织部一直关注着交给华东局的这批干部的最终去向。

1949年6月25日，华北局组织部在给太岳区党委的电报中告知：“南下区党委已于5月20日安抵苏州，…工作地点确定在福建。”

这份电报同时提及，“近闻这批干部又有转调四川之说”。

去四川！？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刘尚志、贾久民、温附山、王禹等老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队队史》（巜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8页）中写道：

5月23日，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给各野战军的部署电报，着三野十兵团“你们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六七两月间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并命令，“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

前辈们在长江支队队史中继续写道：“二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太行、太岳，同太行、太岳人民出生入死，战斗生活在一起，大家都愿随二野西进。”

值得注意的是，5月23号这个时间点。这是长江支队改变了原定的接管苏南的方向后，从南京乘火车启程前往苏州的第一天（二十四日抵苏州待命）。

长江支队有可能随二野进军西南的消息在各大队迅速地传开了。

近来，有文章谈到"长江支队拟调往四川"之说时，认为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的提议。

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央曾经的一个决定。

刘尚志、贾久民、温附山、王禹等老同志所说的随二野去接管西南的传闻在半个多月后得到证实。

1949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准备抽调3.8万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详见山西省委党史办《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60页）中，明确地安排：

“依照目前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则总共所需筹派干部约3.8万人。

…

（二）川黔两省大约需要1.6万个干部，主要由华东局按照下述办法解决：（甲）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约3000老干部全部交二野。

…”

可见，当5月23日长江支队离开南京往苏州之时，最终的行进方向是不确定的。在离南京继续南下近20天后，中央决定长江支队随二野西进川黔。

中央6月11日指示继续写道：

“（八）各中央局、分局接到本指示后，应即召集会议连同中央5月30日指示合并讨论，定出具体计划，并报告我们。”

中央这份指示下达的两周之前，5月27日，上海解放。

在这之前的5月23日，中央下达了上海解放后即进军福建的命令。

要求三野：“…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要求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

…”

（详见《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59页）

但是，上海战役，部队伤亡过大。补充兵源，部队教育，都需要时间。十兵团在给华野的报告中写道：

“在对上海国民党军强固设防阵地的攻击当中，我部队是遭受了较重的伤亡的，我共伤亡一万五千人，特别是二十九军伤亡最重（近万人）。这样，部队的骨干，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就暂时的相对的减少了。个别连队，建制遭到破坏。…”

（详见《十兵团战史》第51页）

接中央6月11日的指示后，鉴于上海战役部队损失过大，立即进军福建军事准备不及，且接管福建的干部准备不足，张鼎丞和叶飞分别通过华东局和三野首长向中央提出推迟一个月进军福建的建议（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6页）。

华东局于6月17日，在向中央关于福建工作的准备问题的报告中请求：

"（一）如能允10兵团延至7月初出动，则军队整理教育及其他准备工作可比较充分些。

（二）建议还是以冷楚所率3000干部到福建为宜，因为时间仓促另行准备干部来不及，同时，在沪积极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和职工到闽工作。

（三）建议福建省委以张鼎丞、曾镜冰、叶飞、韦国清、方毅、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范式人、冷楚、陈辛仁、黄国璋12人为省委委员，鼎承为书记，…”

华东局给中央的这份报告重点：

一是建议延迟一个月进军福建；

二是对福建省级主要领导和行政区划及干部配置的安排意见。

特别是，请求中央改变6月11日指示中令冷楚所率长江支队3000干部随二野入川的决定。

1949年6月19日，在接到华东局报告的仅仅两天之后，中央复电：

“乙筱（17日）电悉。同意你们关于福建工作诸项建议及人事配备。请令福建省委同志及十兵团诸同志按照你们的决定，积极准备入闽工作，以便七月初出发。”

（详见《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第143页）

这封电报，改变了中央6月11日指示中原定的“冷楚队约3000老干部全部交二野”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

①在5月23日，中央给各野战军发出电报时，上海还未解放；在上海战役还在进行之时，中央已经做出提前解放福建的布署。

②在电报中同时提出解放福建和解放西南的任务时，把解放福建放在了前面。强调“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七十六年之后阅读这封电报，依旧能明显感受到中央对解放福建的急切和优先部署。

因此，当华东局6月17日反映接管福建的干部准备不及时，中央在6月19日立即改变了6月11日刚确定的长江支队随二野派往西南的决定。

三、接管福建

中央6月19日的电报，最终确定了长江支队南下的目的地一一福建。

“去福建”？这个决定让大家感到意外。

“很多同志认为原来准备分配在苏南，这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好地方，因为我们胜利快，没有赶上接管，也只好作罢！现在又要提前解放福建到福建去，一些同志思想有波动。”

（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9页）

6月12日，张鼎丞到苏州找刘尚之，周壁等谈话；给长江支队县委以上干部做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任务的报告。他说，由于我们胜利快，需要大批干部，原来准备的干部已经大大不够了。华东局报党中央批准要我同大家一起去福建，福建话难懂，山多，雨水多，蚊子多，福建穷，是事实。但是福建山清水秀，福建人民长期坚持革命斗争，有红旗不倒的老苏区，现在盼到了解放，他们欢迎我们去。

要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坚定革命意志，听从党的指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张鼎承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思想开朗了，革命情绪高涨起来了，他们抱着革命到底，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8页）

6月16日，南下区党委暨长江支队组织部长刘尚之在学习中与大家交心：

“我们…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原定的南下开辟苏南的任务。现在要继续南下，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考验。有个别人逃跑，对自己损失是小事，而侮辱了党是大事。…渡江后，因形势发展很快，现在需要我们去解放福建，建设福建，去福建是大局。”

（详见《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00页）。

长江支队老一辈王毅之、康润民写道：

“听了张鼎丞、方毅等领导同志的动员报告，大家一致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坚定了去福建的决心。”

父亲在自已的《回眸生平》一书提到了这一转折的经过：

“在（苏州）蠡口休整十多天，主要是等上级决定工作的目的地。传说陈庚部队受命解放云南等地，向中央报告，要求长江支队的地方干部到云南等西南地区工作。太岳、太行来的干部，对陈赓印象很好，都愿意跟陈赓部队去云南。后来，地委正式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提前解放福建，长江支队这批干部，要到福建工作。至此，大家明确知道目的地，服从中央决定，准备来福建工作。

从蠡口镇出发前，福建新省委的领导张鼎丞、方毅同志在苏州城召开南下干部长江支队县委以上干部动员会。我参加会议听报告，越听越发愁，因对张鼎丞主席的话，根本听不懂。…听黄国璋同志介绍福建风俗习惯、生活条件、自然环境等。好的条件说了不少，但印象最深刻的是，福建“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地瓜是主食，老鼠遍地跑”。地瓜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大家思想顾虑虽然多，但服从党组织决定没再提什么意见，继续向福建进军了。”

从太行太岳老区启程，披着解放战争硝烟一路南征的长江支队曾经会去西南，这是被后人忽略或遗忘的的历史瞬间。唤醒这段尘封了七十六年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的是弘扬父辈们守纪律、听党指挥，不惧困难，勇敢前行的坚定意志和英雄主义气慨。

毅然南征，三次转向，在老一辈心中曾经有过的挣扎和踌躇，今天的人也许很难体会。从“功成名就”的既有岗位平调去“除旧立新”的政权建设；从和平稳定的老区奔向硝烟弥漫的陌土；离开世代居住的家乡告别妻儿与父老乡亲，奔向远方；从去往富庶的鱼米之乡转向“交通不便、地脊民穷”之地，父辈们每一次行动，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定力！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为父辈们的坚持和执着感到骄傲，进而肃然起敬。

1997年7月,在《长江支队回忆录》出版发行之际，参与编辑该书的父亲写信给有关领导，建议：

“…

2，由《福建日报》组稿，并发表几篇纪念福州解放48周年结合宣传长江支队历史的文章，如：

十兵团提前入闽，长江支队三易工作地区。

以《张鼎承传》、《叶飞回忆录》中的有关历史资料为依据（长江支队回忆录的第8页和第18页），歌颂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使福建提前一年解放。宣传张鼎承、叶飞同志率部入闽前的准备工作中，为解决“最大的困难是地方干部不够”而作的努力；宣传长江支队三易工作地区，最后来福建的良好组织性、纪律性。…”

父亲的信，流露出长江支队的前辈们对过往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久久不忘的的殷殷之情。

父亲（康平）与李杰妈妈在1949年3月南下前，与姥姥、桂兰（大姐）、晋仁（哥哥）告别时的留影。

你在他（她）的眼神中看到了什么？

这是一次生死未卜的南征啊！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七十六年之际，我希望用下面这首小诗来描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的精神风貌，纪念这一不朽的南征壮举。

《长江支队南征.七十六周年祭》

太岳舞旗红，

扬鬃裂长空。

回望家山渺，

昂首纵南征。

注：太岳，指曾经的太行、太岳两老区。

谨以此篇，纪念父亲和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战友们1949年那场不朽的南征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