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

郭争鸣

　　宋真宗赵恒是北宋第三位皇帝，他的一生对北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赵恒是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原本太子之位并非注定属于他，但前太子赵元佐因叔父赵廷美之死而发狂被废，二哥赵元僖又突然暴毙，赵恒得以被立为太子。公元997年，宋太宗驾崩，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宋真宗继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相，勤于政事，减免五代十国以来的税赋，注意节俭，鼓励农业生产，使得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进一步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严格考试制度，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后期为了粉饰太平，封禅泰山、大兴土木建造道观等，导致朝廷开支增加，同时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加重了财政负担，也为北宋后期的“三冗”问题埋下了祸根。

　　宋真宗任用李沆为相是北宋政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宋真宗即位初期，面临着稳定政局、巩固统治的任务。李沆在宋太宗时期就以其正直、有才干而闻名。他曾担任过多个重要官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以忠诚和清廉著称，这使得他成为宋真宗稳定朝局、推行政策的合适人选。咸平元年公元 998 年，宋真宗任命李沆为宰相。李沆重视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致力于整顿官场风气。他严格考核官员，抑制侥幸求进之风，防止那些品行不端、才能平庸的人进入官场，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相对纯洁和高效。

　　咸平之治是指北宋宋真宗咸平年间（公元998年 - 1003年）出现的一段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但国家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边境不稳定、财政制度不完善等。宋真宗即位后，决心改善国家状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从而开创了咸平之治的局面。宋真宗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荒，兴修水利。例如，他曾多次下诏减免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引进了占城稻等优良品种，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得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商业繁荣，打破了传统的坊市制度，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中店铺林立，贸易往来频繁，商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纺织、陶瓷、冶铁等手工业部门技术不断进步，生产规模扩大。如瓷器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定窑、汝窑、官窑等名窑的瓷器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远销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宋真宗大力整顿吏治，裁减冗官，严格官员考核制度，选拔有才能、有品德的官员担任重要职务。这使得官僚机构更加精简高效，行政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寇准（961年—1023年），字平仲，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寇准自幼聪明好学，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年仅 19 岁的他便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起初，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后任巴东、成安知县，在任期间，他治理有方，深受百姓爱戴。因其政绩显著，寇准很快得到升迁，进入朝廷任职。他敢于直言进谏，在朝堂上表现出刚正不阿的品质。宋太宗对他十分器重，曾将他比作唐代的魏征。他先后担任过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等职。 景德元年（1004 年），辽军南下攻宋，直逼澶州。在朝廷一片慌乱、许多大臣主张迁都避敌，唯独寇相力主真宗率军亲征。

　　王钦若（962年－1025年），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是北宋时期的重要大臣。王钦若在淳化三年（992年）考中进士甲科，由此踏入仕途。他初任亳州防御推官，后改任秘书省秘书郎，监庐州税。凭借自身才能和努力，逐步得到升迁，在地方和中央都担任过多种官职。咸平年间，王钦若被召回京城，任右正言、知制诰，后任翰林学士。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南下犯宋，宋真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与主张抗敌的寇准产生分歧。后来，他出判天雄军，后还朝，任参知政事。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深得宋真宗信任，任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成为朝廷的重要决策人物。他曾主持编纂《册府元龟》，这是一部大型的类书，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并称“宋四大书”。《册府元龟》全书共一千卷，将历代君臣事迹按照类别和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掩盖城下之盟的耻辱，渴望通过封禅等活动来粉饰太平、镇服四海。王钦若迎合真宗的心意，提出“封禅”的建议，并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祥瑞事件，营造出天降祥瑞的氛围，推动了封禅活动的进行。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王钦若在历史上多被视为奸臣。他善于迎合皇帝心意，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在政治上，他与丁谓等人相互勾结，排斥异己，扰乱朝纲。他怂恿宋真宗进行封禅等迷信活动，导致朝廷财政支出大增，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王钦若在文化方面有一定贡献，他主持编纂的《册府元龟》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丁谓（966年－1037年），字谓之，后更字公言，江苏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是北宋时期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丁谓自幼聪慧，少年时就以才学闻名。淳化三年（992年），他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初任大理评事、饶州通判，后在地方和中央辗转任职，凭借自身能力和善于迎合上级的特点，逐渐得到升迁。他在宋真宗时期备受重用，先后任三司使、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任宰相，封晋国公，达到了仕途的巅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皇宫失火，丁谓受命负责修复宫殿。他经过精心规划，采取了“一举三得”的方案。先在皇宫前的大街上挖土烧砖，解决了建筑材料的问题；挖成大沟后，引入汴水，利用水运把建筑材料运到工地，节省了运输成本和时间；工程完工后，再将废墟垃圾填入沟中，修复成原来的街道。这个方案不仅缩短了工期，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体现了他卓越的工程管理和统筹规划能力。丁谓担任三司使期间，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整顿。他重视经济发展，采取措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关注民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例如，他曾建议减免部分地区的赋税，以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丁谓为人善于权谋，在朝廷中结党营私，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被时人称为五鬼。他们相互勾结，排斥异己，把持朝政，严重干扰了朝廷的正常政治秩序。迎合皇帝为了迎合宋真宗的喜好，力劝真宗泰山封禅，以天书符瑞蛊惑朝野。

　　宋真宗时期的“五鬼”指的是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五人，《宋史·王钦若传》记载：“时天下争言祥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帝尝语王旦曰：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帝谓王旦曰：钦若等所谓五鬼者也。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他为人奸邪险伪，善于迎合皇帝心意。在宋真宗渴望通过封禅等活动来粉饰太平之时，王钦若积极怂恿，还精心策划一系列祥瑞事件，推动封禅活动得以进行，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在政治上，他与丁谓等人相互勾结，排斥异己。景德元年（1004 年），辽军南下，他主张迁都金陵，与力主抗敌的寇准产生严重分歧，后还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致使寇准被罢相。丁谓字谓之，后更字公言，江苏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丁谓虽然有一定的才能，如在工程管理方面有“一举三得”修复皇宫的出色方案，但他为人善于权谋、心术不正。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辽圣宗和萧太后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兵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威胁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以王钦若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迁都避敌，而宰相寇准则力主宋真宗亲征，鼓舞士气，抵抗辽军。在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勉强亲征，来到澶州。皇帝的亲临使得宋军士气大振。此时，辽军大将萧挞凛在澶州城下被宋军伏弩射死，辽军士气受挫。辽军在军事上没有取得明显优势，且担心腹背受敌，于是提出议和。宋真宗本来就有议和的想法，便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盟约签订后，宋辽之间维持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

　　《集王圣教序》是由怀仁和尚花费二十五年时间，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集字刻成的碑石。历经岁月，碑石本身会受到自然风化、人为破坏等影响。北宋时期距离碑石刻成已有一定时间，原石经过长期捶拓，表面的字迹逐渐磨损，影响拓本的质量和清晰度。到后来甚至可能出现碑石断裂、残损等情况，导致能够拓出完整、清晰拓本的机会减少。战乱等因素也可能对碑石造成严重破坏。例如在改朝换代、社会动荡时期，碑石可能会遭到战火的波及，使得碑石受损严重，无法再进行高质量的拓印，这也导致北宋时期能获得的优质拓本数量有限。

　　王旦是北宋初期名相，在其辅佐宋真宗晚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直谏，宋真宗早期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一定作为，但后期逐渐热衷于封禅等迷信活动。宋真宗的这种转变使得朝廷风气发生变化，营造出一种崇尚虚浮、迷信祥瑞的氛围。王旦虽为宰相，但面对皇帝的意志和已经形成的朝廷风气，直谏变得困难重重。例如，宋真宗搞“天书封禅”之事，这本质上是为了粉饰太平、满足个人虚荣心，王旦内心并不认同，但又难以违背皇帝的意愿。当时朝廷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一些大臣为了迎合皇帝或者谋取私利，积极支持宋真宗的封禅等活动。王旦处于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直谏可能会引发政治纷争，影响朝廷的稳定。

　　北宋时期《集王圣教序》拓本一般以纸张为载体，纸张容易受到潮湿、虫蛀、火灾等因素的影响。北宋时期的保存条件相对有限，拓本在保存过程中很容易损坏。即使当时制作了一定数量的拓本，经过长时间的保存，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寥寥无几，北宋时期文化交流频繁，拓本可能会在不同地区之间流转。在流转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风险，如运输过程中的损坏、丢失等，进一步减少了拓本的数量。《集王圣教序》在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其拓本受到众多文人墨客、收藏家的追捧。一些权贵、收藏家会大量收购、收藏拓本，将其视为珍贵的文物秘不示人，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收藏垄断。这使得拓本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减少，普通民众很难见到，北宋时期的文化氛围浓厚，书法艺术备受推崇。对于一些稀有的拓本，收藏家们会将其作为家族传承的宝物，轻易不会出售或转让，导致拓本的传播范围受到限制。

　　《北宋蚕织图》是反映北宋时期蚕织生产活动的绘画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虽然名为《北宋蚕织图》，但目前存世的《蚕织图》多为南宋时期的摹本，不过它们依然能反映北宋时期蚕织业的状况。画作以长卷形式呈现，生动地描绘了从种桑养蚕到织成布匹的整个生产过程。画面中展现了人们种植桑树的场景，包括翻地、播种、施肥等劳作过程，体现了对桑树种植的重视，因为桑树是养蚕的基础。

　　河南西平碧霞寺位于河南省西平县酒店乡芦庙村，始建年代不详，清康熙年间曾进行过重修。该寺历史上是当地及周边民众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寺庙整体建筑风格古朴典雅，融合了传统的中原建筑特色。现存建筑多为明清风格，有山门、大殿、配殿等。大殿飞檐斗拱，庄严肃穆，殿内供奉着碧霞元君等神像，造型精美，栩栩如生。每年特定时期会举办庙会等活动，届时周边群众纷纷前来祈福、游览，热闹非凡，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一种体现，也成为了当地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福建霞浦碧霞寺坐落于福建省霞浦县水门畲族乡半岭村，这里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美，寺庙掩映在青山绿树之间，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建筑风格兼具闽南特色与佛教建筑的庄重。寺庙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从远处望去，气势恢宏。寺庙内的雕刻、壁画等装饰工艺精湛，展现了当地工匠的高超技艺。寺内常年香烟袅袅，僧众们潜心修行，每日进行诵经、礼佛等宗教活动。这里吸引了众多信徒前来朝拜，也有不少游客因它的宁静与美景慕名而来。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位皇帝，真宗赵恒第六子，赵祯生母为李氏，养母为刘氏，李氏早逝，刘氏被真宗宠爱，立后，于仁宗早期垂帘听政。仁宗在位时间长达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以仁治天下，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开创了“仁宗盛治”的局面，赵祯原名赵受益，是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他自幼天性仁孝，宽厚和善。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为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位，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去世，他才开始亲政。宋仁宗在位后期，北宋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如土地兼并严重、冗官冗兵等，导致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加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启用范仲淹等进行“庆历新政”，但因改革触动了官僚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最终改革失败。

　　山西长治碧霞寺历史悠久，具体始建年代不详，但从留存的建筑风格和碑刻记载推测，其历史可追溯到较早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寺庙历经多次修缮与重建。它曾在不同朝代受到当地信众和官府的重视，香火一度十分旺盛，见证了当地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寺庙坐北朝南，采用传统的中轴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沿中轴线依次分布，有山门、钟鼓楼、正殿等，左右对称设置配殿，布局规整，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严谨与庄重。融合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建筑外观古朴典雅。其屋顶多采用歇山顶或硬山顶，覆盖着灰色的筒瓦，屋脊上装饰有精美的砖雕，造型生动，富有艺术感。以木结构为主，梁架结构精巧，斗拱装饰华丽，既具有实用功能，又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例如正殿的木结构框架，历经岁月依然稳固，展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艺。山门是寺庙的入口，为单檐歇山顶建筑，面阔三间。山门两侧设有八字墙，墙上装饰有精美的砖雕图案，内容多为花鸟、瑞兽等，寓意吉祥。位于山门两侧，为二层楼阁式建筑。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古钟，鼓楼则放置着一面大鼓，钟鼓之声曾用于寺庙的作息和法事活动。正殿是寺庙的主体建筑，为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殿内供奉着碧霞元君等神像，神像造型优美，神态庄重。殿内的壁画色彩鲜艳，内容丰富，描绘了神话故事和宗教场景，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宗教文化作为碧霞元君信仰的传播场所，碧霞寺吸引了众多信徒前来朝拜祈福。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市民阶层兴起，宋人的日常生活丰富多样，宋代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品级的官员穿着不同颜色、款式的官服。例如，三品以上官员多穿紫色官服，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官服上还有各种图案和配饰来区分官职高低，如幞头是官员常戴的帽子，样式也因官职不同而有所差异。平民的服饰相对朴素，男子一般穿短衣、长裤，以黑白灰等素色为主。女子的服饰则较为多样，有襦裙、褙子等。褙子是宋代女性非常流行的服饰，直领对襟，两侧开衩，长度一般过膝，穿着既舒适又美观。

### 饮食

- **主食**：北方以

　　柳永是北宋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词人，柳永出身官宦世家，从小接受儒家教育，一心想要通过科举入仕，施展抱负。他少年时便离开家乡，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求取功名。柳永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屡落第。他的一些词作在市井中广为流传，其中有些内容被认为不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科举要求，因此受到当时一些士人的排斥，这也可能是他科举不顺的原因之一。例如他的《鹤冲天·黄金榜上》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触怒了宋仁宗，导致其科举受阻。直到景祐元年（1034 年），柳永才考中进士，之后陆续担任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泗州判官等职。

　　柳永纪念馆位于福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内武夷宫古街中段，是为纪念北宋著名词人柳永而建，纪念馆占地300平方米，为一座三层楼阁式仿宋建筑。整体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斗拱，富有宋代建筑的特色，与周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氛围相融合。它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武夷山景区内，周围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武夷宫作为武夷山最古老的宫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柳永纪念馆选址于此，更增添了其文化氛围和历史韵味。馆内通过展板、文字资料等形式，详细介绍了柳永的生平事迹。柳永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科举失利，但在词的创作上却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展板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他从少年时期的求学，到青年时期的游历，再到晚年的生活经历，让游客对柳永的人生轨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展示了柳永大量的经典词作。柳永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人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男女情长和羁旅行役之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鹤冲天》是柳永的代表作之一，柳永早年热衷功名，然而仕途坎坷，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后，他内心愤懑不平，于是写下了这首《鹤冲天》。此词宣泄了他对科举失利的不满，也展现出他狂放不羁的个性。原文: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奉旨填词柳三变指的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他字耆卿，初名三变。柳永早年热衷仕途，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试不第。据传说，他曾填了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其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触怒了宋仁宗。当柳永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好不容易考中时，宋仁宗便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将他的名字从榜单上划去。此后，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从此更加放浪形骸，以填词为乐，出入于秦楼楚馆。柳永长期流连于市井烟花之地，他的词大量描写了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阶层的生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生动展现了杭州的繁华富庶、湖山美景和都市风情，“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等句，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北宋的大都市中。柳永一生漂泊，其羁旅行役之词也颇具特色，如《雨霖铃·寒蝉凄切》，通过描写离别时的环境、人物的动作和不舍心态表达人际情感。

　　包拯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官员，堪称吏治的典范，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他生活简朴，虽然身居高位，但衣食住行都非常俭朴。《宋史》记载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始终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作风，不贪图物质享受。他对贪污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受贿行为。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表明了他对廉洁的重视和对贪污的批判。在他的仕宦生涯中，始终坚守这一原则，为官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包拯在执法过程中，不畏惧权贵的权势和压力。他敢于弹劾那些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例如，他多次弹劾三司使张尧佐，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凭借裙带关系身居高位且贪婪无能。包拯毫不畏惧，接连上书弹劾，言辞激烈，甚至在朝堂上与宋仁宗当面争论。

　　包青天指北宋著名清官包拯，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 。因父母年迈，他辞官回乡奉养双亲。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丧期满，才出仕为官，最初任天长知县。包拯先后在多地任职，如端州（今广东肇庆）。在端州，他改革当地进贡端砚的弊端，离任时未带走一方端砚，展现出廉洁的品质。包拯后来进入中央，担任过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等职。他曾出使契丹，归来后历任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之后，他还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最终官至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在开封逝世，终年六十四岁，谥号“孝肃”。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生活艰苦。但他勤奋好学，在应天府书院求学时，昼夜苦读，寒冬腊月读书疲倦了，就用冷水洗脸，再继续攻读。通过刻苦学习，他不仅获得了渊博的学识，还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了仕途生涯。他在地方和中央任职期间，积极改革，推行新政。曾担任过西溪盐官、秘阁校理、右司谏、知州、参知政事等职。在地方任职时，他兴修水利、救灾济民；在中央任职时，他敢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康定元年（1040 年），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积极防御西夏的进攻。他改革军队编制，选拔将领，训练士兵，修筑城寨，使西北边境的局势得到了稳定，有效抵御了西夏的侵扰，提升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针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发起了“庆历新政”。新政旨在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但因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最终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出京。皇祐四年（1052 年），范仲淹在调任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范仲淹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散文、诗歌都有独特的风格

《楷书道服赞》是范仲淹存世的唯一楷书作品，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下面从基本信息、书法特点、流传情况等方面为你介绍：此作是范仲淹为同年友人“平海书记许兄”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大约创作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当时范仲淹已59岁，正处于人生的晚年阶段。全文为“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住。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体现了范仲淹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和对淡泊生活的向往。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经典散文作品，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他被贬河南邓州。此时，好友滕子京也因被诬陷而谪守岳州（今湖南岳阳）。滕子京上任后，重修岳阳楼，并写信请范仲淹为岳阳楼写记。范仲淹虽未亲临岳阳楼，却根据好友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及相关材料，挥毫写下了这篇千古名文。第一段交代写作缘由。说明作记是应好友滕子京之请，同时提及滕子京被贬岳州后“政通人和，百废具兴”，重修岳阳楼之事，体现了滕子京的政绩。第二段总写岳阳楼的大观胜景以及迁客骚人登楼览物之情。“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生动描绘了洞庭湖的雄伟气势和壮丽景色，引出后文迁客骚人面对不同景色产生的不同情感。第三、四段：分别描绘了岳阳楼在阴雨和晴朗两种不同天气下的景色，以及迁客骚人相应的览物之情。阴雨天时，“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迁客骚人会“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晴朗时，“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迁客骚人则“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第五段：在前文基础上，作者笔锋一转，提出“古仁人之心”不同于迁客骚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而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高尚情怀。作者运用了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修辞手法，如“衔远山，吞长江”运用拟人手法，赋予洞庭湖以动态和气势；“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运用比喻，将月光下的湖面景色描绘得生动形象，使读者如临其境。文中将迁客骚人的因景而悲喜与古仁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行对比，突出了古仁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同时也为后文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做了铺垫。文章结尾的议论部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点明了主旨，升华了主题，体现了作者超越个人得失的远大政治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教育意义。

### 历史影响

- **文学价值**：《岳阳楼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之作，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写景、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借鉴。

- **思想传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