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回忆录》第二章 学生时代（12）

草溪闲翁

注：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诗曰：

少年本有鸿鹄志，

奈何小学遇文革。

蹉跎一隅十年过，

大学梦寄水中月。

注：文革岁月，蹉跎一隅，人生已过10年，少年时的大学梦想犹如寄托在水中的月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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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当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随后，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同时，初中和高中也停止招生，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

谁也未曾料到，这场原定推迟半年的招生和停课闹革命，竟然长达三年之久，直到1969年春季中学才全部复课并恢复招生，当年初中招生涵盖了“66届”“67届”“68届”三届小学毕业生，他们大多被安排在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书；高中招生也随之恢复，但实行的是推荐上学招生制度。而部分高等学校直到1970年才开始试点恢复招生。

此期间，我们这些在校读书而未毕业的学生算是幸运的，尽管成天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但好歹还能在校园里消磨时光，比起那些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要好得多，因为初中、高中、大学停止招生，即便他们当中那些品学兼优者也失去了升入高一级学校读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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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展开。同月，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使得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波澜壮阔，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

9月初，在文化大革命的喧嚣氛围中，我走进了小学五年级的教室，班主任是王甫成老师。

王甫成老师身形清瘦，却嗓门极大。每当学校集会人声嘈杂时，他只要站在主席台上猛喝一声“立正”，其音量丝毫不亚于高音喇叭，全场瞬间便安静下来了。

王老师才华横溢，不仅语文教学出色，而且绘画水平颇高。在我小学六年的求学生涯中，不同学年由不同的老师担任班主任，任课老师也相应变换。如今想来，那时石柱小学老师的教学工作安排，似乎需老师取得相应年级的教学资格方能任教该年级，又好似依据老师的教学水平来分配年级教学任务，教学水平越高的所任教的年级也越高。自我在此校读书开始，王甫成老师便从事小学五年级教学并担任班主任，一直处于教学层级的高端位置。

王老师曾在5月份向全校师生展示了自己的绘画才艺，博得众多眼球青睐，着实风光了一回。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心中隐隐不安，又恢复了往日沉默寡言的模样。不过，无论王老师之前的教学水平有多高，也无论他的绘画技艺有多精湛，但在教授我们时也难以展示才华了，因为此时国家不统一出版教科书，教师没有教科书可用，学生没有课本书可读，老师不知道教什么、讲什么，学生也不知道学什么、习什么。师生们就这样茫然无措地稀里糊涂地度过一个多月，又终于有了教本，学校发给我们一册《毛主席诗词》。

《毛主席诗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9月出版的32开简体字横排袖珍本，书前有一幅毛泽东的棕色标准像，全书收集了20多首毛主席诗词。我素来喜爱古体诗词，可文化大革命将古诗词视作封建读物和糟粕，严禁人们学习。如今有了毛主席诗词，虽说同样是古体诗词，却无人敢妄加非议。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很快便将全部诗词通读一遍，之后又反复研读，直至能够倒背如流。

王老师并不讲解《毛主席诗词》，而是让我们自行学习、背诵。后来我渐渐明白，并非王老师不愿讲解，而是他不敢讲解。在那个特殊时期，对于如何理解毛主席的某句话、某首诗词，无人敢随意发表看法。因为一旦有人对你的讲解提出异议，甚至抓住某些细节上纲上线，你便可能被打成走资派，沦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在课堂上讲解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位老师敢轻易尝试。

阅读《毛主席诗词》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你可以主动询问王老师；若你不问，王老师也不会主动教你认识这个字，王老师在课堂上更像是一位陪伴大家并维持班上秩序的长者 。

虽然学校停课闹革命了，但校园终究是学生读书的地方，总得让学生有书可读，《毛主席诗词》成了语文课本，可算术课本却一直空缺。蓬溪教育局在全县抽调部分老师，匆忙编辑了各年级算术课本。或许时间紧迫，或许为了精简课程，所编辑的算术书仅有薄薄的40页左右。当这本薄薄的算术书发到我们手中时，却因大家都在“停课闹革命”，无人授课。所以，直到小学毕业，这本书我几乎未曾翻阅，依旧崭新如初，这也导致我小学毕业时连多位数乘法、除法题都不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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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学陷入混乱之际，一场更大的变革浪潮——红卫兵运动也席卷而来。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先后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红卫兵代表给毛主席戴上红袖套，使得红卫兵风头在全社会如日中天、一时无两，无数红卫兵在祖国大地纵横驰骋、上串下联。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便相继出现了红卫兵、造反派之类组织，是自上而下蔓延扩展的。以教育战线为例，北大清华是领头羊，红卫兵、造反派便始于此类高等学府，尔后从大学蔓延至中学，再从中学蔓延至小学。

石柱小学位于偏僻的乡下，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洗礼的老师们对红卫兵之类兴趣不大，而小学生又纯洁无瑕、不懂政治，也不懂红小兵、红卫兵是干什么的。所以，尽管全国红卫兵组织很多，但在文革初期，石柱小学师生中并没有红卫兵、红小兵组织；直到红卫兵大串联之后，在从任隆中学串联而来的红卫兵的指导下，石柱小学的学生中建立起了红小兵、红卫兵组织（注：那时，蓬溪县有3所重点高完中，即蓬溪中学、蓬莱中学和任隆中学，蓬莱中学现名大英中学）。

自从学生中有了红小兵、红卫兵，他们便开始“造校长的反”“造老师的反”，校园里批斗之风盛行。我们也隔三差五被叫去参加学校的批斗会，但上台去批斗校长、老师的始终是那几个人，其余师生是迫于无奈不得不去参加这样的大会，走走过场、混混日子而已，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们带有几分看热闹的心思。

曾经被视为知识权威和道德楷模的校长与老师们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学生可以肆意地批斗校长、羞辱老师，这颠覆了中国几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和认知，也让我对这种颠覆传统的行为感到困惑与不解。我是怀揣大学梦进入校园的，而眼前的一切让我感到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父亲一直教导我要尊敬师长，即使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嘱咐我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会去批斗校长和老师，也不会参加任何红卫兵组织，仿佛成了校园角落内一个冷眼旁观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