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严惩枉法裁判，筑牢法治根基

龙潭山隐士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举措，其常态化推进深得民心。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是：若司法体系内部存在“枉法裁判”这一致命毒瘤，扫黑除恶这把利剑便可能异化为打击报复举报人、压制正当诉求的“合法”工具，最终背离其清除社会毒瘤、守护公平正义的初衷。因此，实现良性的扫黑除恶常态化，其逻辑起点与根本保障并非仅仅是加大打击力度，而在于塑造一个风清气正、值得信赖的良性司法环境。只有司法公正得以保障，扫黑除恶才能真正回归法治轨道，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坚实屏障。

一、枉法裁判：扫黑除恶异化的根源与司法公信的致命伤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其危害绝非仅限于个案的不公，更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直接侵蚀扫黑除恶工作的根基。

1. 为扫黑“武器”装上危险扳机：在扫黑除恶行动中，举报线索是重要基础。若法官本身存在枉法行为，当举报人（尤其是曾遭受该法官不公裁判者）试图举报涉黑涉恶线索时，掌握裁判权的法官便可能利用职权，将本应受保护的举报行为扭曲定性为“诬告陷害”或“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借助扫黑除恶的强大声势和特殊程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此时，“扫黑”异化为掩盖自身罪行、清除“威胁”的利器，其正当性荡然无存。

2. 司法公信力的“塌方式”崩塌：民众对法律和司法体系的信任是其自愿配合扫黑除恶、相信行动结果公正的前提。然而，一起起引发民怨的枉法裁判，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普遍怀疑。当公众认为法院本身可能“藏污纳垢”或“官官相护”，他们如何能相信扫黑除恶行动本身的纯粹性与结果的公正性？司法公信力的丧失，直接导致扫黑除恶失去最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支持基础，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3. 社会矛盾转移与激化的“催化剂”：枉法裁判直接制造冤假错案，将本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个体矛盾，激化为个体与整个司法系统乃至政权合法性的对立。受害者及其亲属在申诉无门、正义难伸的绝望中，极易产生极端情绪，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引爆点。此时，若扫黑除恶未能精准识别并清除真正的黑恶势力，反而因司法腐败而伤及无辜或激化矛盾，便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源。

笔者作为长期遭受枉法裁判戕害的当事人，对司法腐败的破坏力有着切肤之痛。正是这种痛彻心扉的经历，使笔者深刻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谛——长期处于司法不公阴影下的个体，对司法腐败如何侵蚀社会根基、动摇民众信心，有着最为直观和深刻的洞察。枉法裁判绝非孤立个案，它是撕裂社会信任、制造深层矛盾、最终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源性毒瘤。它动摇的是民众对法律权威的信仰，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治核心原则的践踏，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背离。无论从社会治理、国家长治久安还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角度审视，枉法裁判都是必须根除的顽疾。

二、良法善治的基石：净化司法环境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逻辑前提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核心要义在于“良法”与“善治”的统一。扫黑除恶常态化作为依法治国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实践，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于整个司法环境的健康度。没有清明的司法，再严厉的“扫黑除恶”也如同在流沙上筑塔。

司法环境：社会治理的“操作系统”：法律是社会治理最核心、最权威的规则体系，而司法人员则是这套规则体系的关键执行者和守护者。他们掌握着法律解释、事实认定、刑罚裁量的巨大权力。健康的司法环境，意味着司法人员能够严格依法履职，公正无私地运用法律这把“手术刀”，精准切除社会毒瘤（黑恶势力），同时保护健康肌体（公民合法权益）。反之，若司法环境污浊，法官沦为“枉法者”，法律便从“手术刀”异化为他们手中肆意挥舞、伤及无辜甚至维护自身私利的“凶器”。其破坏力正如用户所喻——“犹如一颗原子弹”，足以摧毁个案正义、社会信任乃至政权根基。

1. 枉法裁判：法治“操作系统”的致命病毒：枉法裁判是司法环境最严重的污染源。它意味着法律规则被公然扭曲，司法程序被恶意操纵，最终输出的是背离事实与法律的错误裁判。这相当于在法治的“操作系统”中植入了破坏性病毒，导致整个系统运行紊乱、输出错误。在此环境下推进扫黑除恶，就如同在一个被病毒感染的系统中运行高危程序，结果极可能是系统崩溃（司法权威彻底丧失）或程序失控（扫黑除恶被滥用），最终导致社会治理的全面失效。因此，净化司法环境，严惩枉法裁判，就如同清除操作系统中的病毒，是确保包括扫黑除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程序（依法治国）能够安全、稳定、有效运行的根本前提。

2. “常态化”的内在要求：可持续的制度保障：扫黑除恶从“专项斗争”转向“常态化”，意味着它必须更深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日常法治轨道。其可持续性依赖于长效机制，而非运动式风暴。一个良性的、常态化的扫黑除恶机制，其核心支撑必然是常态化的、强有力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只有当公众普遍相信，任何涉黑涉恶案件，无论涉及何人，都能在公正的司法程序中得到依法审理；任何对扫黑除恶工作的监督与批评，都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倾听与回应，不会因司法腐败而遭到打击报复时，扫黑除恶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生命力，赢得最广泛的支持与参与。

三、利刃出鞘：以零容忍姿态严惩枉法裁判，净化司法源头

将“严惩枉法裁判”置于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的优先地位，是正本清源的关键。这要求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雷霆万钧的手段，向司法腐败发起最坚决的斗争。

1. 筑牢制度“防火墙”，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1）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完善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将责任具体化、刚性化，使法官在每一个裁判文书落款时都感受到责任的千钧之重。

（2）强化审判流程精细化管理：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立案、分案、审理、合议、裁判、执行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流程、可视化监管。重点监控“四类案件”（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疑难复杂新类型、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线索的案件），实现关键节点自动预警和异常动态实时筛查，让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3）完善法官惩戒与退出机制：建立独立、专业、权威的法官惩戒委员会，明确枉法裁判的具体认定标准和惩戒程序。对查实的枉法裁判行为，无论涉及何人，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顶格惩处，清除出司法队伍，构成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打破“护犊子”的潜规则，畅通司法队伍的“出口”。

2. 激活监督“探照灯”，让腐败无处遁形

（1）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充分发挥法院内部监察部门、审判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常态化开展案件评查、裁判文书抽查、庭审巡查。探索建立跨区域交叉评查机制，减少人情干扰。健全院庭长依法履职监督管理机制，明确其对“四类案件”的监督管理职责，防止“一放了之”或“不当干预”。

（2）拓展外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认真办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检察建议和抗诉案件必须认真审查、及时反馈。畅通当事人、律师申诉控告渠道，建立高效的举报受理、核查、反馈机制，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严惩不贷。完善人民陪审员、特邀监督员制度，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而非流于形式。

（3）拥抱社会与舆论监督：在依法保护审判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尤其是裁判文书公开、庭审直播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涉黑涉恶案件、可能存在枉法裁判质疑的案件，及时、主动、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用公开透明挤压谣言和猜疑的空间。

3. 拧紧思想“总开关”，锻造过硬司法铁军

（1）强化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法官头脑，筑牢政治忠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规矩教育，引导法官深刻认识手中的审判权来自人民，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任何以案谋私、徇私枉法的行为都是对神圣职责的亵渎和对人民的背叛。将“三个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作为带电的高压线常抓不懈。

（2）提升专业素养与公正司法能力：加强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完善常态化、精准化的业务培训机制。不仅培训法律专业知识，更要强化证据规则运用、事实认定能力、法律解释方法和裁判文书说理的训练，提升通过专业能力实现公正裁判的水平，减少因能力不足导致的裁判瑕疵甚至错误。

（3）涵养司法良知与为民情怀：引导法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时刻牢记“法槌之下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有人命关天”。通过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等多种形式，培育法官的司法良知和人文关怀，使其在每一起案件的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当事人的疾苦，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

四、结语：以司法清明护佑扫黑利剑，筑牢法治长城

扫黑除恶常态化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必然要求，但其行稳致远的核心密码，深藏于一个独立、公正、廉洁、高效的司法环境之中。枉法裁判如同侵蚀法治基石的蚁穴，其存在不仅使扫黑除恶可能偏离航向、沦为私器，更深层次地动摇着社会稳定的根基与国家政治安全的柱石。没有司法源头的清澈，社会治理的江河便难有真正的安宁。

因此，我们必须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将“严惩枉法裁判、净化司法环境”置于扫黑除恶乃至整个依法治国战略的优先位置。这需要以制度铁笼锁住任性的权力，以多元监督照亮司法的每一个角落，以坚定的信念铸就法官队伍的铮铮铁骨。唯有如此，法律的“原子弹”才能真正成为震慑犯罪、保护人民的正义之盾，而非腐败者手中毁灭公信的危险武器。当每一份裁判都经得起法律与良知的检验，当民众对司法公正怀有真诚信仰时，扫黑除恶的利剑方能精准出鞘，斩断黑恶毒瘤，其所追求的朗朗乾坤与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实现。司法清明，是扫黑利剑永不蒙尘的保障，更是法治中国最坚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