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五省博物馆精品（镇馆之宝）展出回访

尘与土

2023年9月到武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年代为战国早期。钟架长7.48米、高2.65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上层为三组共19件钮钟、中下层五组共45件甬钟，及一件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镈钟所组成。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程的双音，整套编钟音域可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曾侯乙尊盘，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成，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
　　尊的口沿是多层套合的镂空附饰，远看像云朵，实际是由无数条龙蛇所组成的镂空花纹，它们相互盘旋环绕，宛如在空中游动。尊的颈部攀附四只反首吐舌、向上爬行的豹，豹身也以镂空的龙蛇装饰，尊的腹部和圈足满是蟠螭纹和浮雕的龙。盘的制作更为复杂，除口沿有和尊一样的镂空纹饰外，盘身的四个抠手也是由无数条龙蛇组成的镂空花纹. 曾侯乙尊盘是商周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越王勾践剑，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剑长55.6厘米，宽5厘米，剑首向外翻卷呈圆盘形，内铸11道精细的同心圆，剑身满饰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剑格的正面和反面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整个造型显得高贵、典雅。在剑身正面靠近剑格处还写有两行鸟篆铭文，分别是“越王鸠浅 自作用剑”，经专家考证，鸠浅就是勾践，这八字铭文向我们表明了这把剑的身份和地位。这把剑在出土时插在漆木剑鞘里，出鞘时仍然寒光闪闪，耀人眼目。
　　越王勾践剑制作精美，历经两千五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寒光闪闪，毫无锈蚀，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虎座鸟架鼓，2002年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通高135.9厘米，宽134厘米，由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鸟组成。背向而立的凤鸟中间，一面大鼓，悬挂在凤冠之上。两只小兽，后足蹬在凤鸟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体髹黑漆，运用红、黄色彩绘，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蟠龙盖兽面纹铜罍为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该器物由器盖与器身组成，盖顶蟠龙采用立体圆雕工艺，器身装饰夔龙纹、饕餮纹及无角蟠龙纹构成的复合纹饰体系。作为兼具实用功能的祭祀礼器，其铸造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文明的巅峰水平，器身纹饰布局与辽宁喀左、四川彭县等地出土同类器物的相似性，印证了西周早期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特征

2025年5月3日参观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的长沙市。1972-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墓葬内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

　　素纱襌衣曲裾素纱禅衣，西汉早期文物，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7厘米、腰宽48厘米，衣重48克，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椁室西边箱出土的一件竹箱内随葬了轪侯夫人辛追生前所喜爱的时装，其中2件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素纱禅衣特别引人注目。其衣料为轻薄的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测算，其用纱料约2.6平方米，如果除去较厚重的用作衣领、衣袖、衣襟缘边的绢，其重量只有20多克，每平方米衣料重仅12-13克

　　商代豕形猪尊商代豕形猪尊高40，长72厘米，于1981年在湘潭县九华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今湘潭市雨湖区）出土。湘潭九华出土的猪尊作野公猪形状，有盖，盖上捉手残缺，根据残存情况复原成凤鸟形。双眼直视，獠牙外露，两耳竖立，四肢粗壮，尾下垂。肘部前后各有一圆形管孔，经过尊腹，直通另一肘部。此管应是先铸，然后安装于豕尊范中铸造的。此器重达30多公斤，容积有13公升，盛满之后，一个人难以搬运，有此管孔，可以穿系绳索，供人抬举，安装此管的作用是便于人们搬运。猪尊的装饰也有特点，器身大面积用鳞甲纹，前后肘部饰夔龙纹 。

大禾人面纹方鼎

商代晚期文物，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通高38.5厘米，约1958-1959年于宁乡县（今宁乡市）黄材镇胜溪村出土。

大禾人面纹方鼎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口部略大于底部，两耳直立，四柱状足，足上部有兽面纹，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

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 。

商皿方罍（léi）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此器于1919年出土于桃源，器身曾流失海外近百年，2014年洽购回国入藏湖南博物院，得以盖身合一，完罍归湘 。商皿方罍就是商代晚期青铜器，因器口铭文为“皿天全作父己尊彝”而得名。该器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出土。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基本陈列展厅内。 商皿方罍器高84.8厘米、器身高63.6厘米。罍盖呈庑殿顶形，罍身作长方口，直颈，高圈足。

　　真品在国家博物馆。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商四羊青铜方尊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虎座凤架悬鼓又名虎座凤架悬鼓、虎座鸟架鼓。 于湖北九连墩战国楚墓２号墓出土，是楚国乐器典型的代表器物。 这是中国楚墓中发掘出的最大虎座凤架鼓之一。其高度约１米，以对称布局的双凤、双虎作为鼓架。底座为２只背向而踞的伏虎，虎背上各站立一只鸣凤。 虎座凤架悬鼓 ，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乐器种类。是一件东周时期的漆器，分别出土于湖北省枣阳市九连墩2号墓，和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是一件把漆、雕、绘三种艺术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精美工艺品。彩绘的凤鸟扬首昂然站立，似乎在引颈长鸣；凤的双足踏在虎背之上，而作为百兽之王的猛虎则驯服地蜷卧在那里。虎和凤的全身都被涂以黑色，并用红、黄、蓝、银灰等颜色绘出虎身的斑纹和凤的羽毛。每一个鼓架都由相背对的虎座凤鸟联成，鼓面悬挂在两只凤的颈部。整个作品的造型别致典雅，设计精良，体现了设计者绝妙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具有浓厚的楚文化特色。

2025年5月27日下午参观安徽博物院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讲话，既是对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文物工作的肯定，也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馆视察，陈毅同志题写了馆名。

　　兽面纹铜尊，1957年6月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月牙河出土，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在安徽博物院。

　　兽面纹铜尊，酒器，青铜质。通高47厘米、口径39.3厘米、底径24厘米、腹围115.2厘米。侈口，折肩，鼓腹，圈足。肩置三兽首，兽首间用扉棱分隔。肩饰云纹，腹饰三组浮雕兽面纹，颈饰三周、足饰两周凸弦纹，器内壁随表面浮雕而凹凸不平，圈足有三个“十”字形镂孔。

　　此尊气势雄浑，富丽端庄，是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

　　吴王光鉴，自铭“荐鉴”，因作器者为吴王光而得名，共出土两件。现藏于安徽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是安徽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吴王光鉴是1955年国家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城西门进行治淮工程取土时，于蔡侯墓中所发现。安徽博物院所藏鉴高37.7厘米，口径纵横60厘米，腹深35厘米，腹围188厘米，底径32厘米，重28.6公斤，铸有铭文8列52字。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鉴高35厘米，口径57厘米，铸有铭文52字。两件吴王光鉴均为圆腹平底，双兽耳，鉴腹内壁有4个相对的小圆环，专家推测其为架冰所用，冰融化后又可以用来盛水，既可以作为水器，又可以作为冰酒用的冰鉴，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冰箱”。吴王光鉴的出土及其铭文印证了史书的记载，反映了蔡、吴两国之间通过联姻加强的密切同盟关系，对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被评为“一级甲等”文物，现藏于安徽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战国鄂君启金节，又名鄂君启节、错金鄂君启铜节、“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通行证。1957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4件鄂君启金节，1960年文物工作者在安徽蒙城县又征集到1件，共计5件，现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

现已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中2件为舟节，3件为车节，均为竹节状，车节为陆路通行证，舟节为水路通行证。舟节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7厘米，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车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表面有错金铭文148字。是迄今为止所见东周时期铭文最多的错金铜器。鄂君启金节采用“焚失法”铸造， 上面的铭文采用“金银错”工艺用金丝镶嵌而成。 铭文记录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和严格的运输规定。 铭文属于垂露篆（垂露书）书体。

　　安徽博物院珍藏的3件鄂君启金节为国家一级文物，也是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该金节铸造所采用的焚失法与金银错工艺，为研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铭文内容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铸客铜鼎，又称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战国青铜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今属淮南市谢家集区）出土，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

　　圆口，方唇，鼓腹，圆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此鼎形制雄伟，堪称楚国重器。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是春秋晚期钟离国所用建鼓的鼓座，1980年出土于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为安徽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为青铜器，约67千克，残高29厘米，直径80厘米，厚度约为0.3厘米~0.5厘米。整体采用分铸再焊接的方式铸造而成，其上沿的龙与虎则采用高浮雕技术刻成；器身满饰羽翅纹，外壁饰四个衔环铺首，并铸有铭文两周。鼓座整体造型独特，气势雄浑，工艺细腻。建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祭祀、娱乐等场合。

　　龙虎纹四环铜鼓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铭文不仅为研究九里墩墓提供了宝贵的文字史料，也为证明舒国与东土的联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器

蔡侯莲瓣盖铜方壶，也称“蔡侯申”青铜方壶，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西门蔡侯墓，春秋时期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共2件，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

蔡侯莲瓣盖铜方壶，通高80厘米、口纵18.2厘米、口横18.7厘米，盖饰镂空八瓣莲花形，方颈，圆腹；颈部饰对称兽耳，腹部作“十”字带区划，颈部和腹部的上半部有细小的蟠螭纹，圈足四角各有一兽，呈昂首跪伏状，此壶颈内有铭文6字，“蔡侯申之用壶”，为蔡侯申（即蔡昭侯）作器。

　　蔡侯莲瓣盖铜方壶，为盛酒或盛水器，装饰华丽，时代明确，是判断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标尺。同时，器物中的铭文记录是研究蔡国历史的珍贵资料，填补了史料的空白。

　　蹲人龙耳簋，春秋青铜食器，1987年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褚兰镇出土，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蹲人龙耳簋，通高17厘米，口径17.1厘米。器作圆形，无盖，直口微敛，弧腹，喇叭状圈足，口腹间有龙形双耳。龙双角高耸，口衔器口，两目圆睁，龙身饰鳞纹，尾上卷，龙背蹲踞一人，曲膝面朝外，双手后背，头稍昂。腹饰瓦纹，圈足饰窃曲纹。

2025年6月10日参观江西省博物馆

入门大厅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

　　新干大墓是一座大型方国王陵。墓中出土有青铜器、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遗物1361件，其中青铜器475件。青铜器类别繁多、器形复杂、年代早晚跨度达数百年。根据出土物推测，当时这一地区曾经存在一支与商文化并存发展的地方文化，墓主人可能就是当地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或其家族。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是存世最大的先秦时期青铜虎，有“虎王”之誉，造型栩栩如生，纹饰繁缛富丽，是商代青铜艺术的辉煌之作，长江中游商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虎的造型有写实性圆雕全形卧虎，有略加变形的圆雕虎形足，还有抽象的局部虎首。青铜虎最大者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53.5厘米，重6.2千克，可谓虎之王者。虎立体圆铸，内空无底，四腿扑伏于地，抬头平视，背直脊凸，腹部略垂，双尾垂卷。其形象奇异神灵，双目圆凸，口张露齿，獠牙尖长，眉粗横行，两耳竖张，呈静伏蹲立欲纵之势。在其身上透露出了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情，内中则藏匿着一种诡谲、仙逸的神气，虎的神性表现到极致。

　　双面神人青铜面具是国内迄今所见唯一的商代双面青铜面具，人性与神性完美融合，反映了商代南方独特的信仰崇拜，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通高105厘米，重78.5千克。该件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是最大的青铜甗，有"甗王"之誉。此甗甑鬲连体，鬲裆高，下四足。耳上各立一鹿，一雄一雌，回首相顾。鹿竖角，短尾卷，身披鳞片。甑腹饰四组展体的兽面纹。鬲足袋满饰浮雕兽面纹，它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稳定性良好。

　商代乳钉纹虎耳方形青铜鼎 商代（约公元前 1600—公元前 1046 年）通高 97、口横 58、口纵 49.3 厘米，重 49千克1989 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食器，烹煮肉食，用于祭祀和宴飨等重要场合。鼎体呈长方斗形，沿立双耳，耳上各伏一只虎。每面腹壁的上部均有一条宽带纹，四面围接成一圈纹带，共有八个细线条构成兽面纹，其中以腹面中线为轴作展体的兽面纹，以角为轴分布相邻两面作简略兽面纹。每面两侧和下方装饰乳钉排列而成的宽带纹。四足中空，呈柱状，足表面装饰高浮雕的羊角兽面纹。此鼎高大宏伟，形状特别，壁薄规整，纹路清晰，分铸和浑铸融为一体，铸造工艺精湛完美。

　　活环屈蹲玉羽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活环玉饰。造型神秘，亦人亦鸟，反映了南方地区鸟崇拜，体现了高超的玉雕技术，在中国玉器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元代青花带盖瓷梅瓶，是举世瞩目的高安窖藏出土元青花瓷的重要代表，是陶瓷文化和儒家文化珠联璧合的产物。6件梅瓶盖内壁和底部分别墨书“礼”“乐”“射”“御”“书”“数”等铭文。造型优美，纹饰丰满，主题突出，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科研价值。

　　清代洋红地洋彩万国来朝图瓷尊，记录了乾隆时期外国使节前来中国的历史，是古代中国盛世景象及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实证，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和瓷都景德镇制瓷巅峰的代表。

　　元代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谷仓，是罕见发现具有明确纪年（公元1338年）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器，是我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64件禁止出境的“国宝”。造型独特，集红釉、青花、釉里红等高温釉彩于一器，是仅见的重檐庑殿顶楼阁式谷仓，代表元代陶瓷雕塑最高水平，对研究戏剧文化有重要意义。

　　山西博物院和我住小区仅距百米，从2011年有影像记录以来，去过多少次记不清了，所有展厅展品大多都有拍照，另外临时展出也参观过不少次。这是东门，临滨河西路。

北门

大厅八角拱顶

馆徽鸟尊

2025年7月5日早9时拍

大厅一层

晋侯鸟尊
西周
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2000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114号墓出土。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晋侯燮父墓中。整体造型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凤尾下弯成一象首，与双腿形成三点支撑。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我的故乡出土 。

兽形觥
商
高21.5厘米，长24厘米。1976年灵石县旌介村出土。酒器。整体状如蹲兽。前有宽流，下承高圈足。盖前端为龙首形，与上翘的流口扣合为颈，高浮雕粗角、尖耳，眉目突出，颈部起扉棱至盖面中部；盖后部作兽面，双耳高耸；器腹前、左、右起扉棱，后有兽首形鋬。盖部以云雷纹衬托两个兽头，器身则以三条扉棱为中轴组成兽面主纹，口沿下饰昂首卷尾夔龙纹，圈足饰夔凤纹，均以云雷纹衬地。三层花纹。商代晚期青铜器精品。

刖人守囿车
春秋
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1989年闻喜县上郭村出土。厢式六轮车。车顶部有双扇盖可以开启，盖面嵌有一猴形捉手，周边围绕四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器壁饰相背的凤鸟纹，并有兽形装饰，器足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可挽环牵引，可用手推转动。器壁一侧有一小环，另一侧开一小门，门扉上立一受了刖刑的人，头戴尖帽，左脚残，左手持拐杖，门栓从此人的右臂腋下穿过，控制车门开闭。整个器物可转动的部位共计15处，共有猴、虎、鸟等14个动物，形象刻画了西周贵族“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与《周礼》“刖人使守囿”的记载相吻合。西周晚期青铜艺术精品。

　　它是汉匈文明文化交融的最好见证，器型的形状有点像商周时期的青铜圆鼎，外围还装饰着三个兽首衔环，底部是三只虎形足稳步支撑。仔细看，表面有一些灰色图案，这是曾经彩绘的动物纹饰，虎，象，马，羊，兔，非常的生动逼真，既有草原的文化特色，又不失中原的典雅大气。

鸮卣
商
高19.7厘米，口长径12厘米，短径8.6厘米。1956年石楼县二郎坡村出土。盛酒器。形如两鸮相背而立。盖为双鸮首，环目，尖喙，弯眉，盖中央置四阿顶方柱钮，饰雷纹。腹作双鸮身，子口微敛，垂鼓腹饰卷曲羽翼纹。身下为四爪，两两相背。盖腹相合，两鸮昂首背立。商代晚期青铜器精品。不仅实用，也是精美的艺术品。鸮是我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

　　六璜联珠串饰，西周珍贵玉器，1992年出土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晋献侯夫人墓，出土时位于墓主的胸部，应是高级贵族陪葬用的高规格冥器。该玉饰共由408个玉组件组成，自上而下连接6件玉璜，全部刻有镂空龙纹，十分精美漂亮，是目前保存下来的西周玉器中的精品。

晋侯稣钟
西周
共两件。一件高25.9厘米，铣间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铣间距12.9厘米。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该编钟总计16件，其余14件由上海博物馆从境外购回入藏。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非同时铸造，测音却和谐，是标准配律。16件钟上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

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罐，另一支在故宫博物院。

龙形觥
商
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1959年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酒器。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盖面饰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腹两侧以涡纹和云纹为衬托，主纹饰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颇富动感。一边一对贯耳用于悬挂；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更增稳定之感。特别是鼍纹在青铜器中极为少见，鼍即鳄鱼。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

　　侯马盟书为1965年－1966年于中国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土的玉片文物，数量共有5000余片。

因为该玉片上文字刊载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于订盟誓约中所记载的言词，因此称作“盟书”或“载书”。该文字属于春秋晋国官方文字，出现约在公元前550年。侯马盟书因出土于山西侯马而得名，据研究，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赵鞅同其他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遗物。

书写于玉石的这些文字不但是中国现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也因运笔娴熟流畅，字形活泼多变，有其艺术价值。“侯马盟书”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

彩陶罐，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5800—5300年）
　　彩陶罐，于1989年在山西芮城县金胜庄村出土，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遗物。该彩陶罐高45.8厘米，口径35.5厘米，底径15.5厘米。体型硕大，完整无缺，是这一时期山西发现的最大彩陶罐。因其罐口周围的纹饰，抽象的组成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因此，它也被誉为“山西的史前玫瑰”。

　　

　　中国禁止出国展览195件文物目录中的第22件——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又称司马金龙墓出土彩绘人物故事漆屏或彩绘人物故事漆屏、北魏彩绘人物故事漆屏，1965年出土于司马金龙墓，该墓址坐落在山西大同城东南7.5公里处的石家寨村西南，2002年1月18日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通长82厘米，宽40厘米，厚约2.5厘米，1965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

板面为朱漆，分上下四层彩绘《列女传》故事，线条用黑色，人物面部和手部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题记和榜书处再涂黄漆，其上墨书文字，画风近顾恺之，文字介于隶、楷之间，气势疏朗，是少见的北魏墨迹。木板漆画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化融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2025年春节戏曲晚会在太原古县城拍的，这是多媒体表演，这五个角色下台来，活灵活现的表演，实为高科技的创新之作。

　　“晋公盘”口径40厘米，总重7000余克；浅腹平底，内底中央饰有一对精美浮雕龙盘绕成圆形。双龙中央，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还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金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圆雕跳跃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圈，则有四只蹲姿青蛙、七只浮雕游泳青蛙和四只圆雕爬行乌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圆雕动物，都能在装置原处作360度转动，鸟嘴也可以启闭，乌龟头也可以伸缩。在“晋公盘”内壁，有七处铭文，每处三行，共183字。这些铭文，清晰呈现了“春秋五霸”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传递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虞弘墓石椁，汉白玉材质，通高217厘米，通长295厘米，通宽220厘米，1999年出土于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一处隋代古墓，墓主人为虞弘，中西亚的鱼国人，出使北齐时被北齐朝廷留任，掌管入华外国人事务，后死于太原。
　　虞弘墓石椁的发现，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珍贵之处主要有二：第一， 虞弘墓石椁四周布满精美的浅浮雕，由50多幅单体图案组合而成，图案内容丰富，具体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行旅图等，浮雕上所有的人物都是深目高鼻，其使用的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所表现的宗教习俗和民族习俗，均源于波斯与中亚诸国，反映了北朝和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第二，同时代该类型的石椁目前发现的仅三个，但属虞弘墓石椁保存最完整、文化意义更丰富、历史价值最大，十分难得。

玉鹿
西周
高8.3厘米，宽5.9厘米。1993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黄褐色，扁体片状。呈站立状。长角粗壮，分两杈向左右平展，前杈上扬，卷成两个大圆孔，后杈向后勾曲。臣字目，大耳，吻部前突，前胸挺出，后背拱起，短尾，体态丰润，蹄趾明显。体肌以两道圆弧线表现，简练明快。后肢前曲，表现了鹿昂首观望，蓄势待发的神态，富有活力。墓主人为晋穆侯次夫人。

铜牺立人擎盘
战国
高14.5厘米，长18厘米，盘径14厘米，重1.38公斤。1965年长治市分水岭出土。盘为圆形，侈口，平底，下接支柱，可以灵活转动，盘底以镂空蟠虺纹装饰。牺牲体肥硕，面部表情温顺，双目圆睁，长吻大耳，四足短而粗壮，站立平稳，牲背上站立一人，面目清秀，束发垂脊，身穿右衽长袍，双臂前伸，手握盘柱。“牺”是古代祭祀所用牲畜的称谓。该器的功能尚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