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年之前，康姐日子苦与甜

宋文渊



引子



我与康姐的相遇相知，最终在人生的阡陌间结出了果实。那一段青涩而坚韧的情感历程，在《无字情书，五载默然铸平生》上下篇中已有叙述。发表在美篇后，应读者之请，为补全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我执笔回溯她前四十年生命中的苦辛与微光。



康姐的善和处处为他人作想，如静水下的深流，源自她那位文化人父亲深植于心的根脉——那是一种克己为人的家风。母亲四十岁诞下幺弟时，康姐七岁，正是该背起书包的年纪。然而为了襁褓中的弟弟，为了母亲能稍稍喘息，她轻轻放下了那本该属于自己的启蒙课本。院中梧桐叶落又生，晨光暮色里，唯有弟弟的啼哭与她的轻哄交织成生活的序曲。



待到弟弟三岁，十岁的康姐才终于踏进村小的门槛。又过三年，她小小的肩头一边挎着书包，一边牵着幼弟，风雨无阻地往返于泥泞的求学路上。姐弟俩的午饭，多是几块蒸熟的红苕。她总是笑着推给弟弟：“多吃点，长身体。”自己则坐在一旁，少吃几口仿佛饱食后的满足已写在脸上。弟弟鼓起的腮帮，便是她眼里的饱足。



她曾辗转于四个离家七里之遥的村小求学。严冬朔风如刀，夏日骄阳似火，崎岖山路上，她单薄的身影从未缺席。她是班上的“大学生”，也是胸前飘着红领巾的大队长，在稚嫩的肩膀上过早地扛起了责任的重担。



小学毕业后，康姐回到生产队，成了田间地头的一把好手。她加入了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担任团支部书记期间，国家铺设从泸州到青白江化工厂的天然气管道，工程经过家乡门前。工地上人声鼎沸，高音喇叭日夜播放着《我为祖国献石油》——“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那激昂的旋律，从此深深刻入她的生命年轮。至到晚年还不经意地哼上几句。



康姐的家，成了工地上一个小小的温暖驿站。她们为建设者们供应滚烫的开水。康姐更组织团员青年，当干完生产队农活后，在寒夜里跳入刺骨的河水中，用冻僵的双手清理桥墩基础的石骨。水流裹挟着刺骨的严寒，钢钎锄头在石头上撞击出细碎的声响——那沉默的劳作，这是尽义务，便是献给时代最朴素也最滚烫的忠诚。



家中柴禾告急的日子，康姐常与邻居结伴，跋涉三十里路去二峨山拾柴。天未破晓揣着冷硬干粮出发，暮色降临踏上归途。别人常有家人半路接应，唯有她，独自在越来越沉的暮色里奋力前行。一次拾柴准备收工，她如遭雷击般僵立当场——辛苦积攒多次的那堆柴禾，竟已不知是谁一把火化作一堆冰冷的灰烬！委屈与无助如决堤之水，她的哭声在寂静的山林里凄楚回荡。同行的婶娘嫂子们不忍，默默从各自柴捆里抽出一些，为她凑足了一担。那晚归家的路，格外漫长，担子格外沉重。



弟弟升入初中二年级时，“文革”浪潮席卷而至，他也回到了农村。家中取水的水井离家颇远，一副扁担两只桶，成了姐弟俩日常的角力场。院坝里，为谁去挑水，争论不休，两人时常你争我夺。唯有院坝边那棵枝繁叶茂的核桃树，在风中沙沙作响，默默记录着这争执背后深埋的体恤。



这棵核桃树，成为全队人心头的念想。每年核桃将熟未熟之际，是防盗最紧要的关头。康姐夜夜值守树下。夏夜蚊虫肆虐，嗡嗡声织成一张恼人的网，她强忍着叮咬的痛痒，目光如炬地扫视着浓密的树影。核桃打下后，母亲带着她挨家挨户送去一份。甚至有些年份，核桃分送完毕，自家竟一个也未能留下。当粗糙的核桃外壳在邻里乡亲手中被欣喜地砸开，那清冽的香气弥漫在黄昏的炊烟里时，康姐心中那份纯粹的甜，足以盖过所有辛劳。



，家中还有一株柚子树，果实稀稀落落，无法遍赠全队。无奈之下，只得挑到二十里外的场镇售卖。柚子在箩筐里散发着微涩的清香，步行往返四十里路，汗水浸透衣背，腹中饥肠辘辘，她也从未舍得在街上吃一碗哪怕是最便宜的素面条。



康姐出嫁前夕，堂兄送来一份在当时极为珍贵的礼物——五尺布票。她看着那方小小的纸片，心中所想并非为自己添置嫁衣，而是立刻要转赠给弟弟。两人在堂屋推让良久，布票在彼此手中传递，最终竟达到相拥痛哭的地步。那滚烫的泪水里，浸透的何止是骨肉亲情？



康姐初入我家门庭，面对的是人口众多、劳力稀缺的窘境。母亲需照看两个不满三岁的幼弟，我又常因琐事奔波在外。康姐除却生产队的繁重劳动，主动将大部分家务默默扛起。为了在出早工前煮好近十口人的饭，家中没有闹钟，她便一次次在黑暗中摸索着掀开蚊帐，借着窗棂透进的微光判断时辰。每顿开饭，她坚持给全家人盛饭，一轮未完，二轮空碗又递来。她永远是那个坐在灶膛余温旁，最后端起饭碗的人也是坚持洗碗的人，不叫弟妹们帮忙。



即使身怀六甲，沉重的挑水活计她依旧默默承担。全队唯一的一口古井幽深莫测，需在长长的竹竿末端额外绑上几尺绳子才能勉强够到水面。她挺着肚子，费力地将水桶沉入井中，灌满后便蹲在井沿边焦灼等待。若有人来，她便不得不央求帮忙提水。她也从未开口叫已十九岁的五弟承担。



妊娠反应剧烈时，她常常整晚粒米不进，没有任何零食和营养品，脸色苍白。仅仅结婚数月，她的体重便急剧下降了十多斤，面容憔悴苍老了好几岁。一次回娘家，邻居大娘竟一时未能认出眼前这个形销骨立的女子，原来是脸白细嫩的康康，禁不住拉着她的手，心疼地叹道：“康妹啊，你这是从米篼跳到了糠篼里哟！”



1971年，大儿满两岁，我们三口分出来单过。分家所得：大米三斤，麦子一百零六斤，现金三角六分，另有一百斤黄谷的债务。我们夫妇以红苕、玉米为主食，唯有给年幼的儿子开小灶——一只小小的瓦罐在灶膛边煨着稀饭。



同年七月初七，二女降生。为了熬过妻子的产褥期，我去同学家借来一百斤黄谷。秋收后，家中仅存黄谷三百斤。算下来，每天全家只能吃六两大米。大人粗粮瓜菜褁腹，每一粒米都弥足珍贵。



1974年，三女儿出生。康姐带着这个最小的孩子下地干活，一背就是三年断奶时间也延长到三年。挑粪、担麦、运送谷草……背上负着幼小的生命，沉重的担子压在肩头，连换个肩膀歇口气都成了奢望。若需下地劳作，她总要先在土里挖出一个小坑，小心翼翼地将装着婴儿的小背篓安置其中。孩子懵懂的目光追随着母亲在烈日下劳作的背影。大地成了孩子的摇篮！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康姐支持并代我报名，当我颤抖着双手接过那份沉甸甸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稍有喜悦之后，是更深重的忧虑撕扯着心房——我如何能抛下这个脆弱家？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千斤重担将尽数压向康姐一人肩头！昏黄的油灯下，我将通知书攥出了汗，喉咙哽咽。



康姐却异常平静。她接过通知书，指尖在那几行决定命运的字迹上轻轻抚过。她抬起头，目光投向矮檐窗外沉沉的夜色，声音不高，却带着磐石般的笃定：“你放心去吧！三个娃儿有我，日子再难，我过一天他们也过一天，总有尽头和盼头。四年……熬过四年就好了。”她的话像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我翻江倒海的心绪。灯火在她沉静的侧脸上投下柔韧的轮廓。



从此，千斤重担，彻底落在了康姐一人瘦削的肩头。



当时大儿子九岁，二女儿七岁，本可分担些家务。康姐却总说：“我少耍一会，比他们毛手毛脚做得巴适。”她固执地将所有辛劳紧紧揽在自己身上。



三个孩子相继入学，加上远方的我，家里陡增四个学生。每学期开学前，孩子们攥着缴费通知单，怯生生地围在母亲身边。康姐总能在他们最忐忑的时刻，像变戏法一般，从手帕层层包裹的深处，掏出那维系着学业希望的学费。



有一年“红五月”，我请假回家突击农活。康姐去粮站交公粮，站内人山人海。她手里攥着六家人的结算发票，瘦小的身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硬是从密密匝匝，散发着浓浓汗臭的男人堆里奋力挤了进去，将钱领出，分给各户。回到家，仔细清点，竟发现多了十六元！她脸色严肃，立即催促我：“快！这钱得赶紧送回去！会计平不了账，该急坏了，弄不好还要自己赔上！”我放下刚端起的饭碗，顶着烈日疾步而去。这十六元，在当时足以支付四个学生一学期的书本费。粮站窗口内，会计接过失而复得的钱款时那错愕又感激的眼神，长久地烙在我心里。



漫长如半世纪的四年里，一千多个日夜，人非铁打，岂能不病？然而无论康姐病得多么昏天黑地，灶膛的火不能熄，圈里的猪不能不喂。生产队的中午或夜晚加班，她一次也未曾缺席。年底结算，她挣的工分是全队最高的，甚至超过了所有壮年男劳力！其中整整五百分，是她默默记在公婆名下的孝心。讽刺的是，挣了如此惊人的工分，我们家却还要倒贴钱给生产队——队里给她一张薄薄的交粮收据。这张承载着汗水与无奈的小纸条，最终因无钱去粮站兑现，成了压箱底的历史“文物”。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从学校匆匆赶回家中。天已墨黑，暴雨如注。推开门，只有三个孩子瑟缩在昏暗的油灯下，灶台冰冷。我心一紧：“妈妈呢？”孩子们指向屋外：“过河翻山，去外大队割牛草了！”暴雨狂泻，河水必然暴涨！恐惧瞬间攫住了心脏。



终于，一个模糊的身影穿透厚重的雨帘，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摇摇晃晃地移近家门——是康姐！她浑身湿透，雨水顺着发梢衣角不断往下淌。背上那个巨大的背篼，像一座大山压弯了她的脊梁。她跌撞着进屋，拼尽力气甩下背篼，瘫坐在板凳上。脸色惨白，眉头紧锁。喘息稍定，她才缓缓道出遭遇：“我贪多，割满三背想并成一背篼……天阴得跟锅底似的，赶紧把草拼命塞进一个背篼，爬上去用劲踩实。刚跳下来，右脚底猛地钻心剧痛……”她吃力地抬起泥泞的脚，“踩到翻起的镰刀刃上了！好长一道口子，血汩汩地冒……紧跟着，大雨就砸下来了。我背上这七十多斤的草，深一脚浅一脚往山下挪。过河时用力来回拉船上钢绳，全凭天上打闪那一下亮光认路……硬撑着，总算……挪回来了。”



“妈天呀！你怎么不把草丢了啊！”我几乎连吼带责怪。



她虚弱地摇摇头，嘴角扯出一丝苦涩的笑意：“丢不得啊……这一背篼草，能挣七分工，值二角八分钱呢……”那轻飘飘的“二角八分钱”几个字，却像重锤砸在我胸口。昏黄的灯光下，她脚底那道翻卷的伤口，在泥水和血污中狰狞。我喉头哽咽，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猜想得到，在黑暗中，她一步一个血印，很快被雨水冲淡冲灭。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工作，用第一个月工资，为她买了件绿色西服，并去照相館照了第一张合影。却依旧无法分担多少家庭重担。里里外外，还是康姐独自撑着。两年半后，命运终于向这个坚韧的女人投来一丝微光——我回到河对岸高中校主持工作。在她即将迈入不惑之年时，经教育局批准，她被招入学校，成为一名代课教师。管理广播，敲钟报时，打扫卫生，给老师提送开水。当她第一次穿上整洁的衣裳，走进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指尖抚过光滑的办公桌面时，那被锄把磨出老茧、被镰刀割伤过多次的手指，竟微微颤抖起来。校园上空不再是“我为祖国献石油”歌曲，窗外传来孩子们课间的音乐铃声。



两年后，我们全家终于“农转非”，彻底告别了那片浸透汗水和泪水的土地。当户口簿上那标志着身份的变更最终落定，康姐长久地摩挲着那崭新的纸页。窗外，初秋的阳光正好，四十载光阴的风霜，未曾压垮这看似柔弱的肩脊，长长舒了口气，不一样的生活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