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史研究/译文】1800至1865年间的布哈拉埃米尔国-1747年之前的曼吉特部：阿斯特拉罕王朝时期

敢夫

‍‍尽管自昔班尼王朝时期起，河中地区便已分布着部分曼吉特部落，但其主体仍主要活动于伏尔加河与恩巴河（Emba）之间的广袤草原地带。这一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1628年卡尔梅克人入侵为止。面对此次军事冲击，部分曼吉特人被迫迁徙至高加索地区，另一支则选择向花剌子模及河中地区转移。向花剌子模的迁徙很可能发生于阿布·加齐统治时期；而在河中地区，曼吉特人则以卡尔希城为主要聚居区，并持续保持着对布哈拉汗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影响力。‍‍‍在阿斯特拉罕王朝统治的17世纪，曼吉特部落的贝伊（beyi）长期占据布哈拉汗国的“库施别克”（koşbegi）一职。由于该职位被视为汗国最高行政长官，所有地方贝伊均受其统辖。因此，曼吉特部落首领（reisi）在汗廷中享有特殊礼遇，得以与汗对席而坐。凭借这一政治影响力，曼吉特贵族频繁介入汗位争夺，但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例如，曼吉特埃米尔阿里·赛义德·贝伊（Ali Seyid Biy）曾联合其他贵族支持丁·穆罕默德（Din Muhammed）之子伊玛目·库利（İmam Kulu，1611-1641年在位）与纳迪尔·穆罕默德（Nadir Muhammed，1641-1645年在位），对抗瓦利·穆罕默德（Veli Muhammed，1605-1611年在位）。事败后，汗下令处决包括曼吉特贝伊在内的参与政变者，并将其财产尽数赐予臣民（reayaya）。‍‍‍十八世纪初期的政治经济变革为曼吉特贝伊的权力崛起创造了历史条件，这一关键转型期亟待深入考察。自乌拜杜拉二世（1702-1711年在位）统治伊始，阿斯特拉罕王朝治下的布哈拉汗国已显现明显的政权衰微征兆：一方面，部落贝伊（kabile beyleri）在行政管理中的话语权持续增强；另一方面，汗国相继丧失费尔干纳、巴尔赫、希萨尔、铁尔梅兹和沙赫里萨布兹等战略要地，疆域大幅萎缩。更为严峻的是，传统商路安全难以保障，导致国际贸易地位急剧衰落。‍‍‍在此背景下，汗国内部贵族集团的分化日趋尖锐，尤以定居地主（yerleşik toprak sahipleri）与游牧部落贝伊（göçebe kabile beyleri）的权力博弈最为突出。前者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力主强化中央集权并削弱游牧贵族势力；后者则通过争夺汗廷要职来巩固政治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兹别克贝伊（Özbek beyleri）的派系斗争中，玉兹部落（Yüz Kabilesi）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支持苏布汗·库利汗（1681-1702年在位）长子乌拜杜拉继位的重要力量。借助该部落支持，乌拜杜拉汗采取分化策略：对反对派贵族实施武力镇压，同时通过授予官职（mansıplar）和赏赐财物笼络学者（ulema）及军事精英（askerî sınıf）。‍‍‍曼吉特贵族在此时期以"敕令官"（پَروانه‌چی）的身份参与国政，该职位赋予其统领汗国左右两翼部落的法定权威。据史料记载，1747年掌权的穆罕默德·拉希姆汗之祖父胡达亚尔·贝伊（Hudayar Biy）——原沙赫里萨布兹统治者——乃是首位获任此要职的曼吉特人。尽管乌拜杜拉二世致力于中央集权改革，但其统治初期仍面临严峻的地方分离倾向：巴尔赫地区在穆基姆汗（Mukim Han）控制下形成事实上的自治政权。这位表面臣服的统治者很快便公开挑战中央权威，迫使乌拜杜拉汗于伊斯兰历1114年（1702-1703年）召开忽里台会议（kurultay）筹划远征。然而由于乌兹别克贵族的消极抵制，军事行动最终流产。‍‍‍更为严重的是，在玉兹部落领袖穆罕默德·拉希姆·贝伊（Muhammed Rahim Biy）的私人利益驱使下，汗国对希萨尔城（Hisar）的军事干预遭遇惨败。这位"阿塔雷克"（ataliq）的强硬政策不仅未能控制该城，反而激化地方矛盾，促使本就偏远疏离的希萨尔城彻底走向自治。类似的失败还发生在铁尔梅兹（Tirmiz）远征中：当中央试图以乃蛮部落的尼梅图拉·托克萨巴（Nimetullah Toksaba Nayman）取代当地弘吉剌特部落（Kongrat Kabilesi）统治者希尔·阿里（Şir Ali Kongrat）时，引发大规模武装反抗，再次暴露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危机。‍‍‍应希尔·阿里（Hîr Ali）的请求，卡塔甘部落首领马赫穆德·贝伊（Mahmud Biy Katagan）与穆基姆汗（Mukim Han）的阿塔雷克联合支持铁尔梅兹民众叛乱，使地区局势急剧恶化。为平息叛乱并支持亲布哈拉的尼梅图拉·托克萨巴（Nimetullah Toksaba），布哈拉汗国先后三次出兵铁尔梅兹，但均遭挫败。面对军事失利，乌拜杜拉二世决定转而惩罚叛乱的主要支持者——王位继承人穆基姆汗，遂于1707年发动对巴尔赫的远征。然而当军队抵达卡尔希时，乌兹别克贵族集体谏言放弃远征，建议先平定铁尔梅兹和沙赫里萨布兹的叛乱。汗王采纳建议后另派军队征讨两地，却因贵族消极应对再度失败，最终被迫撤回布哈拉。巴尔赫问题由此悬置，直至穆罕默德·穆基姆汗（Muhammed Mukim Han）去世方现转机。同年（1707年），乌拜杜拉汗集结重兵围攻巴尔赫，封锁所有城门后终克该城，并将作战有功的乌兹别克贵族委任为城邦要职。‍‍‍乌拜杜拉汗统治时期，汗国财政体系逐步崩溃：为镇压贵族叛乱发动的长期战争消耗巨大，论功行赏导致大量国有土地流失，加之宫廷奢侈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政府被迫向富商举债，甚至采取"借新债偿旧债"的恶性循环手段。当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时，当局因惧怕民变而不敢加税，转而于1708年实施货币贬值政策。这一措施虽令商人阶层（tacir sınıfı）获利颇丰，却加剧了平民贫困化，最终未能扭转经济颓势。‍‍‍1709年，撒马尔罕（Samarkand）爆发的新危机进一步动摇汗国根基：城内乃蛮弘吉剌特（Nayman Qongirat）与萨莱（Saray）部落的武装冲突，加之卡尔梅克（Kalmyk）人可能趁虚入侵的威胁，迫使乌拜杜拉二世采取极端措施——包括软禁其弟阿布·法兹（Ebu'l-Feyz）。当暴乱蔓延至首都布哈拉时，曼吉特部落首领胡达亚尔（Mangıt Hüdayar Biy）临危受命负责城防。然而这些举措均未能挽救危局，1711年3月18日乌拜杜拉二世遭废黜，阿布法兹（Abulfayz Khan）继位。这位新汗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统治，中央政府权威荡然无存：阿姆河（Amu Darya）以南领土彻底失控，费尔干纳（Fergana）宣告独立，其实际统治范围仅剩布哈拉周边地区。‍‍‍据同时代史家阿明·布哈里（Mir Muhammed Emin-i Buhari）、阿布杜拉赫曼·塔里（Abdurrahman Tali）的编年史，以及俄国使臣贝内维尼（Florio Benevini）的记载，乌拜杜拉二世被废黜后的布哈拉汗国陷入系统性危机。曼吉特部埃米尔胡达亚尔（Mangıt Hüdayar Biy）虽谋求阿塔雷克（atalık，摄政）之位，却因与废汗的密切关系遭乌兹别克贵族联合抵制——其敕令官（yarlığçı）职务被剥夺，仅保留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z）统治权，其子穆罕默德·哈基姆（Muhammed Hâkim）更被从"亲位队长"（Kurçıbaşı）职位上调离中央。这种权力洗牌引发连锁反应：新任沙赫里萨布兹统治者与当地克纳恰（Keneges）部落爆发持续冲突。‍‍‍阿布·法兹汗（Abulfayz Khan）即位初期，汗国实权被卡尔梅克裔权臣杰夫申（Cevşen Kalmuk）掌控。他通过人事任命网罗亲信，但其统治很快被萨莱部（Saray）的马苏姆·阿塔雷克（Masum Atalık）武力终结（约171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政变并未强化汗权，反而使阿布法兹沦为乌兹别克贵族傀儡。1714年起，米扬卡尔（Miyankal）至撒马尔罕的广袤地域爆发全面叛乱，契丹-钦察部（Hitay-Kıpçak）领袖费尔哈德·贝伊（Ferhad Biy）借机崛起。他通过控制撒马尔罕重建秩序，并支持胡达亚尔重返中央，最终助其取得阿塔雷克之位（1714年）。但这一安排旋即崩溃：胡达亚尔之子任沙赫里萨布兹统治者不足数月便被克纳恰部落驱逐，胡达亚尔本人不久离世。‍‍‍与此同时，其他乌兹别克部落的领导人们对费尔哈德·贝伊采取敌对态度，罢免了他的职务，并推举杜尔门部落的穆罕默德·拉希姆·贝伊（Muhammed Rahim Biy Durmen）接任同一职位。然而，费尔哈德·贝伊拒绝接受这一决定，与其他乌兹别克部落的统治者们乃至布哈拉汗国的大汗阿布法兹展开斗争，最终成功夺取了撒马尔罕（Semerkand）。布哈拉汗命令克纳恰部落的易卜拉希姆·阿塔雷克（İbrahim Atalık Keneges）和卡塔甘部落的霍贾·库卢·迪万贝格（Hoca Kulu Divanbegi Katagan）对费尔哈德·贝伊发起征讨，但他们缺乏勇气，最终决定围困布哈拉堡垒。然而，围困失败后，阿塔雷克退至沙赫里萨布兹。阿布法兹汗将空缺的阿塔雷克职位授予费尔哈德·贝伊，从而获得了费尔哈德·贝伊及其部落的支持。上任后，费尔哈德·贝伊立即对叛乱者展开征讨，包括前阿塔雷克易卜拉希姆·贝伊，相对地加强了中央权威。然而，费尔哈德·贝伊的崛起再次激起了其他酋长的不满。阿布法兹也支持反对阿塔雷克费尔哈德的势力，因为他担心阿塔雷克权力过大可能威胁自己的统治。最终，费尔哈德·贝伊在伊斯兰历1134年（公元1721-1722年）被杀害。‍‍‍阿塔雷克职位随后被授予布哈拉汗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曼吉特部落的领袖、曾任敕令官职位的哈基姆·贝伊。然而，汗国内的平静并未维持，曼吉特部落与克纳恰部落发生冲突。可以说，阿布法兹统治时期此后的历史主要由曼吉特部落与克纳恰部落之间的斗争构成。费尔哈德·贝伊的被杀引发了新的问题，以伊瓦兹·托克萨巴（İvaz Toksaba）和卡普兰·埃希克·阿卡·巴什（Kaplan Eşik Aka Başı）为首的团体联合了前阿塔雷克、沙赫里萨布兹统治者易卜拉希姆·贝伊·克纳恰，以及科尔曼（Kermine）统治者、哈基姆·贝伊·阿塔雷克的敌人阿布杜克里姆·埃希克·阿卡·巴什·贝赫林（Abdulkerim Eşik Aka Başı Behrin），结成了联盟。该联盟在撒马尔罕拥立了来自有着黄金家族血统的花拉子模人（Harezmli）拉吉卜·苏丹（Recep Sultan）为汗，以对抗布哈拉的阿布法兹汗。‍‍‍以拉吉卜·汗名义行动的阿布杜克里姆因对哈基姆·贝伊·阿塔雷克的敌意，对布哈拉政权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政策，接连击败了派来讨伐他的军队。不仅如此，他还对布哈拉城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掠夺。拉吉卜汗在与阿布法兹汗的斗争中还召来了哈萨克人（Kazaklar）助战，承诺给予他们掠夺和战利品。1723年，哈萨克人在遭受卡尔梅克人（Kalmuklar）重创后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开始对布哈拉的富庶地区，特别是米扬卡尔（Miyankal）地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持续了七年，导致布哈拉民众陷入极度困苦，大量人口被俘，灌溉系统遭到破坏，农田荒废，饥荒加剧，牲畜被抢夺。然而，拉吉卜·汗逐渐失去对哈萨克人的控制，不久后退出历史舞台。哈萨克人最终在布哈拉汗及其阿塔雷克哈基姆·贝伊的努力下被驱逐出汗国。‍‍‍最终，布哈拉汗重新掌控局势，但其权威仅限于布哈拉及其周边地区。如前所述，叛乱和哈萨克人的掠夺使汗国遭受巨大破坏，国内出现饥荒，民众开始逃离。汗及其阿塔雷克开始着手恢复汗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然而，此时外部更大的威胁浮现。长期密切关注图尔克斯坦局势的伊朗统治者纳迪尔·沙（Nadir Şah）开始行动，着手实施将布哈拉汗国纳入其统治的计划。 ‍18世纪初，伊朗与图尔克斯坦一样经历了深刻的政治动荡。伊朗的统治者苏丹·侯赛因（Sultan Hüseyin，1694-1722）试图将伊朗东部信奉逊尼派的阿富汗人改宗什叶派，该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阿富汗人（霍塔克王朝）发起了起义、于1722年攻占并洗劫了首都伊斯法罕，长期控制该城。最终，来自阿夫沙尔部落（Afşar Kabilesi）的纳迪尔·沙（1698-1747）在达姆甘战役（Damgan Savaşı）中击败阿富汗人，到1738年重新控制了东伊朗。‍‍‍史料将纳迪尔·沙描述为亚洲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出身于阿夫沙尔土库曼人的基尔克利部落（Kırklı Kabilesi）。1726年，他为塔赫马斯普二世的服务，很快崭露头角，因其效忠而被称为塔赫马斯普之仆（Tahmasb Kulu）。纳迪尔通过排除其主要竞争对手费特·阿里汗·卡扎尔（Feth Ali Han Kaçar），晋升为总司令，成功平定阿富汗人，并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1732年9月7日，他废黜塔赫马斯普二世，立其子为阿拔斯三世（III. Abbas），但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根据1736年3月8日在阿塞拜疆穆甘平原（Mugan Ovası）召开的忽里勒台会议（kurultay）按突厥和蒙古传统作出的决定，纳迪尔·沙正式登上伊朗王位。‍‍‍纳迪尔·沙迅速平定国内局势后，将目标转向印度莫卧儿帝国。1739年2月，他在卡纳尔战役（Karnal Savaşı）获胜，进军德里，成功迫使莫卧儿帝国臣服。征服印度后，他将目光投向图尔克斯坦，目标是布哈拉和希瓦汗国（Hive Hanlığı）。如前所述，纳迪尔·沙长期关注图尔克斯坦的局势，等待干预的适当时机。此时他有了充分的理由出兵图尔克斯坦，因为希瓦汗亦尔巴斯（İlbars，1728-1740）在土库曼人的协助下频繁袭击呼罗珊，并掠夺了大量俘虏和战利品。此外，根据阿尔米努斯·凡贝里（Arminus Vambéry和萨米的记载，不满布哈拉汗阿布法兹统治的哈基姆·贝伊·阿塔雷克长期以来一直在邀请纳迪尔·沙入侵汗国。卡迪瓦法在记载中也表明，哈基姆·贝伊对纳迪尔·沙的入侵表示热烈欢迎。总之，曼吉特部落统治者将纳迪尔·沙视为实现其计划的机会。‍‍‍纳迪尔·沙在印度远征期间，已派其长子礼萨库利前往图尔克斯坦进行侦察，并任命其为呼罗珊总督，但明确指示他不得渡过阿姆河（Amu-Derya Nehri）。1736-1737年礼萨库利迫使巴尔赫地区的乌兹别克部落臣服，结束了北阿富汗的阿斯特拉罕王朝的统治。然而，他违背父命，渡过阿姆河，决定围攻卡尔希（Karşı）城。卡尔希统治者达尼尔·贝格（Danyal Beg）将此事报告布哈拉。哈基姆·贝伊·阿塔雷克迅速行动，途中得到撒马尔罕统治者阿迪内·库尔·贝伊（Adine Kul Biy）率领的6000名士兵及米扬卡尔的盖布拉·贝伊（Gaybullah Biy）的支持。阿塔雷克率领大军抵达卡尔希并采取防御措施。双方交战，但伊朗军队因更纪律严明、装备欧洲式训练和武器，击败了布哈拉军队。哈基姆·贝伊遂向布哈拉汗请求增援。‍‍‍布哈拉汗从安集延、古盏（Hocend）、撒马尔罕、塔什干以及卡拉卡尔帕克（Karakalpak）和哈萨克人中征召军队，前往支援阿塔雷克，并邀请希瓦汗亦尔巴斯共同抵御伊朗军队。双方交战，均蒙受重大损失。此时，希瓦汗亦尔巴斯率领6万大军抵达布哈拉，得知布哈拉汗不在城内，便占领了堡垒。但因布哈拉汗未被彻底击败，亦尔巴斯随后放弃布哈拉，返回希瓦。与此同时，密切关注儿子行动的纳迪尔·沙，察觉其可能失败，立即命令其撤军，并致函布哈拉汗，称儿子礼萨库利未经其同意擅自行动，自己无意与布哈拉为敌，愿建立友好关系，并已指示儿子不得骚扰成吉思汗后裔及土库曼高门望族的领地。‍‍‍从印度远征返回的纳迪尔·沙在白沙瓦（Peşaver）收到布哈拉汗的来信。信中，布哈拉汗自称是古老贵族家族的最后代表，承认无法与纳迪尔·沙这样的统治者抗衡，但若沙愿莅临访问，他将以最高礼遇接待。纳迪尔·沙对此信大喜，回复称自己与布哈拉无争端，对其国家和财宝无意，但希瓦汗亦尔巴斯必须受到惩罚。完成准备后，纳迪尔·沙于伊斯兰历1152年初（1739年）从贝尔赫出发，开始征服突厥斯坦。随后他抵达查尔朱，在那里接见了布哈拉汗派来的使者哈基姆·贝伊·阿塔雷克，得知汗希望在卡拉戈尔（Karagöl）迎接他。然而，哈基姆·贝伊返回布哈拉后发现局势已变，包括玉兹（Yüz）、明（Min）、乃蛮（Nayman）、弘吉剌特（Kongrat）、克纳恰、契丹（Kiyat）、巴亚特（Bayat）、察合台（Çağatay）和哈萨克等众多部落领袖说服布哈拉汗，拒绝向纳迪尔·沙臣服，主张抵抗。尽管哈基姆·贝伊反对并指出此举无益，他未能阻止布哈拉汗阿布法兹决定开战。在泽拉夫尚河（Zerefşan Nehri）畔的战斗中，布哈拉军队遭到惨败，阿布法兹遂听从阿塔雷克建议，向纳迪尔·沙派遣使者表达臣服。纳迪尔·沙接受了汗的请求，在卡拉戈尔接见了他，汗率领圣裔、乌里玛（ulema）、宗教人士及城中显贵随行。根据达成的协议，阿姆河被定为两国边界，河南归属伊朗。纳迪尔·沙娶布哈拉汗阿布法兹的一位女儿为妻，成为黄金家族家族的驸马，并以征服图尔克斯坦为标志，在布哈拉以自己名义宣读呼图白（hutbe）并铸造货币。他授予布哈拉汗“沙”称号，授予哈基姆·贝伊“汗”称号，并任命哈基姆·贝伊为“埃米尔-卡比尔”（emir-i kebir）。随后，他将布哈拉汗国的众多部落成员，在米拉胡尔·拉希姆·库利（Mirahur Rahim Kulu）及哈基姆·贝伊之子穆罕默德·拉希姆的带领下，迁往马什哈德。布哈拉汗国臣服后，纳迪尔·沙进军希瓦汗国，迫使其臣服，并于1740年底返回伊朗。‍‍‍1743年，哈基姆·贝伊·阿塔雷克的去世改变了汗国内的权力平衡，为混乱埋下伏笔。克纳恰部落与契丹部落起义，掠夺了撒马尔哈、米扬卡尔、卡尔希及布哈拉周边地区。为平叛，阿布法兹先派遣由迪夫马什迪·贝伊（Divmaşdi Biy）指挥的1.5万军队，后又派由穆罕默德·阿明·和卓·纳吉布（Muhammed Emin Hoca Nakib）和胡达伊·库利·库施别克（Huday Kulu Koşbegi）指挥的2万军队讨伐，但未能取得决定性成果。阿布法兹汗遂向纳迪尔哈报告，称契丹部落领袖伊拜杜拉·贝伊（İbadullah Biy）逼近布哈拉，请求紧急援助。纳迪尔·沙先派哈桑·汗·巴亚特（Hasan Han Bayat）和贝赫布德·汗（Behbud Han Cindavul）率1.2万军队支援，随后派遣已故阿塔雷克之子穆罕默德·拉希姆率另一支军队前往布哈拉。‍‍‍1747年是图尔克斯坦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纳迪尔·沙被其侄子阿里·汗（Ali Han）刺杀身亡，布哈拉汗国因此摆脱了伊朗的影响。觊觎汗位已久的穆罕默德·拉希姆闻讯后迅速行动，逮捕并监禁了布哈拉汗。然而，完成任务返回布哈拉的哈桑·汗和贝赫布德·汗尚不知纳迪尔·沙已死，得知汗被监禁后，向穆罕默德·拉希姆送信，要求释放汗，否则将攻占城堡。穆罕默德·拉希姆回复：“清醒过来，安心回国，不要愚蠢行事。若你们认为‘穆罕默德·拉希姆不是黄金家族的后人，无权称汗’，想想看！纳迪尔·沙废黜了多少国王？”。他向伊朗军队赠送了许多礼物，并成功策反了其中的阿富汗人，削弱了他们的斗志。1747年6月25-26日夜，穆罕默德·拉希姆下令处决布哈拉汗。次日，得知汗被处决及阿富汗人撤离的伊朗军队撤出布哈拉，穆罕默德·拉希姆因此消除了伊朗军队的潜在威胁。此后，他先后拥立阿卜杜勒·穆明（Abdulmümin）和乌拜杜拉三世为汗，但他们仅是傀儡。最终，穆罕默德·拉希姆于1756年自立为汗。 ‍‍‍Translation Collection of Eurasian History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