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套题与一颗糖

永无止境

　　三十套题与一颗糖

期末的夜风带着麦秸秆的味道，吹进我半开的窗户。桌上的三十套数学题摊开着，一年级数学的打印卷里，数字歪歪扭扭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我捏着红笔的手悬在半空，忽然想起早上课堂上，那个总爱啃铅笔头的小男孩，把"5"写成了鱼钩的模样。

"你们不好好抓成绩，咱们学校的平均分再上不去，下次督导评估......"女副校长的声音裹着会议室的烟味，从记忆里钻出来。我五十四岁了，教过的学生能从村头排到河对岸，可面对这摞比砖头还厚的试卷，却像个刚入职的新手，手心直冒汗。教育部说一二年级不该有书面作业，可校长拍着桌子说"要对老师有交代"，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红章盖在通知上，像一道道军令状。

我开始在课堂上变成另一个人。讲错题时会把粉笔摔在黑板槽里，看见有人走神就提高嗓门，吓得前排的小姑娘攥着衣角发抖。下课时，他们却像忘了课堂上的严厉，追在我身后喊"马爷爷"，声音脆生生的，带着泥土里长出来的韧劲。有次我蹲下来系鞋带，扎羊角辫的女孩偷偷往我口袋里塞了颗野草莓，酸得我牙床发麻，心里却软得一塌糊涂。

统考那天，学校像被围了起来。穿制服的保安和工作人员在走廊里晃，科任老师们谁也不敢靠近教室。我在院子里国旗台坐着数着地上的蚂蚁，听见教室里传来翻卷子的沙沙声，忽然想起上周许诺的话："谁考到九十分，老师奖'棒棒熊'。"那是种裹着彩色糖纸的硬糖，街上小卖部五毛钱一根。

考试结束的中午，我刚端起搪瓷碗，一群小脑袋就堵在了办公室门口。"马爷爷！"他们不叫我老师齐声喊我爷爷，眼里的光比窗台上的太阳花还亮。"棒棒熊呢？"男孩举着沾着墨水的小手问，女孩们拽着我的衣角笑，没人提考试难不难，也没人说考得好不好。

我拉开抽屉，那袋糖被教案压得扁扁的，包装袋上的小熊举着棒棒糖，笑得傻乎乎的。我数了数，二十多根，正好分给每个孩子。他们接过糖，有的立刻剥开纸塞进嘴里，有的小心翼翼地揣进裤兜，那个总考不及格的小胖墩，举着糖棍问："马爷爷，我把糖纸夹在课本里，能当书签吗？"

后来成绩表发下来，人均88分，还有个满分。我捏着成绩表的手微微发颤，仿佛能看见孩子们趴在桌上算题时，鼻尖上沁出的细汗。可绩效公示那天，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个刺目的"最低"。办公室里的年轻老师眼神躲闪，中层领导们拿着保温杯谈笑风生，我忽然明白，那些被我逼着刷完的三十套题，原来抵不过一句"班子集体定的"。

夜里睡不着，我翻出那袋没发完的"棒棒熊"，自己剥了一根塞进嘴里。甜腻的味道在舌尖散开时，突然想起孩子们喊"马爷爷"的声音，想起他们把糖纸折成小船的模样。三十套题叠起来像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可一颗糖的重量，却轻轻巧巧地落在了心尖上。

窗外的蝉鸣又起了，吵得人睁不开眼。我摸出成绩表，指尖划过那个满分的名字，又想起那个把"5"写成鱼钩的男孩，这次卷子上，他的数字一定站得笔直了。至于绩效表上的那个"最低"，或许就像孩子们啃过的铅笔头，磨掉了一截，却总能写出新的字迹来。

暑假的风穿过空荡荡的教室，吹起讲台上的粉笔灰。我把剩下的"棒棒熊"放进铁皮盒，藏在教案本最底下。下学期的事谁说得准呢？但至少此刻，我记得十几张含着糖的笑脸，记得他们喊"马爷爷"时，眼里映着的光——那是比任何分数、任何绩效都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