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套题与最低绩效

永无止境

交岔乡中心学校2024-2025学年度第二学期最后一次升国旗仪式

最后一届毕业班

交岔乡中心学校我所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级时合影

三十套题与最低绩效

期末复习的夜晚，我对着一摞一年级数学题叹气。三十套，摊开在桌上像座小小的山，压得人喘不过气。这些刚从幼儿园升上来的孩子，本该在课堂上数积木、玩游戏，如今却要被我按在书桌前，一道题一道题地啃。心里不是没有不忍，可会议室里副校长的话还在耳边绕——那个年轻的女副校长，总爱在会上用话里话外的批评和嘲讽敲打着我们，尤其是我这个五十四岁的老教师。

谁都知道，教育部三令五申，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不搞书面考试。可乡里的学校，规矩是校长定的。他说“要对老师有个交代”，于是月考、期中、期末大考，一次都不能少。我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上。

期末成绩出来那天，我捏着报表的手微微发颤：人均88分，还有一个满分。在乡村小学的一年级，这算得上亮眼的成绩了。我以为，至少能换来一句肯定，或者，在绩效表上得到应有的位置。

可现实给了我一巴掌。我的浮动绩效，全校最低。

办公室里没人明说，可眼神里的同情和无奈，我看得懂。这所乡村学校，三分之一是“三支一扶”的年轻人，他们不参与考核，考坏考好一个样；还有三分之一是中层领导，带个副科甚至不用代课，兼点闲职就能拿着高高的绩效。只有我们这些一线老师，被考核死死捆着，成绩要拔尖，活儿要多干，最后却成了“垫底”的参照。

我去找校长。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慢悠悠地说：“这是班子集体定的。”我去找两位副校长和教务主任，他们要么低头翻文件，要么含糊其辞：“你得问校长，他拍板的。”皮球踢来踢去，最后落在我脚边，像块烧红的烙铁。

我不是在乎那点钱。只是觉得荒诞——我违着教育的本心，逼着孩子刷完三十套题，扛着“违规教学”的风险拿了好成绩，到头来，却被这样一套拧巴的规则踩在脚下。那个满分的孩子，那些考了八九十分的孩子，他们趴在桌上算题时皱起的眉头，和绩效表上那个刺目的“最低”，在我心里反复纠缠。

暑假来了，校园里静下来，可我心里的事落不了地。听说下学期学校可能要撤，又要搞“县管校聘”。我教了三十多年书，从青丝到白发，讲台底下的孩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如今，却像个没头的苍蝇，不知道明天要往哪儿飞。

夜里翻来覆去时，总会想起那些做过的题。三十套，一套套叠起来，像座压在良心上的山。而那最低的绩效，像山脚下的一块碑，刻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或许，在这样的环境里，认真教书的人，本就活该如此？

窗外的蝉鸣一阵高过一阵，吵得人睡不着。我摸出抽屉里的成绩表，指尖划过那个满分的名字。算了，至少孩子是真学会了。至于其他的，只能走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