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走出的边疆学者：周沆与贵州近代学术的觉醒

D成意

在贵州近代学术史上，周沆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从遵义老城东门走出的学者，一生跨越西南边疆与东北疆域，以笔为刃，以史为鉴，既扎根乡土，又胸怀天下，其学术轨迹恰是贵州近代知识分子突破地域局限、拥抱国家视野的生动缩影。

一、黔北底色：乡土浸润中的学术萌芽

周沆的学术基因，深植于黔北独特的文化土壤。遵义自古为黔北重镇，清代中叶后，郑珍、莫友芝开创“沙滩文化”，以考据精严、经世致用著称，形成“西南巨儒”的学术高峰。周沆幼年随父在湖南求学，却始终以遵义为根，青年时返乡参与地方文献整理，对后期杨兆麟、赵乃康续《遵义府志》的修订提出过独到见解——这种对乡土历史的关注，成为他日后研究边疆史地的最初雏形。

在贵州，周沆早年便展现出对“边地”的敏感。清末他在贵州参与新政时，曾撰文论述“西南边省与中央之脉络”，指出贵州虽地处偏远，却“为滇楚咽喉，系国家西南安危”。这种将地方与国家紧密相连的视角，与沙滩学派“通经致用”的传统一脉相承，也为他后来关注东北边疆埋下伏笔。可以说，正是黔北文化中“既重实证，又怀天下”的特质，塑造了他学术生涯的底色。

二、双向凝视：从西南到东北的边疆关怀

贵州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边地”，赋予了周沆独特的学术视角——他既以“边地人”的身份理解边疆的脆弱性，又以“国家人”的自觉守护疆域的完整性。这种“双向凝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尤为鲜明。

1906年，周沆奉命勘察中缅边界野人山一带，面对英国殖民者的领土觊觎，他以详实的实地考察数据驳斥英方谬论，最终助中国收回千余平方公里国土。这段西南边疆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边疆无小事，史地即国权”。而24年后，当他踏上东北土地，这种认知愈发清晰：日本对东北的野心，与当年英国在西南的扩张如出一辙，皆以“史地不明”为侵夺借口。

于是，他在《满洲水道源流考略》中特意强调“松花江、黑龙江为中国内河，其源流记载见于《金史》《明史》者凿凿有据”，在《满洲编年纪要》中反复厘清“东北与中原政权的千年联系”——这些论述，看似在说东北，实则暗含他对西南边疆的经验投射。贵州的“边地”身份，让他比中原学者更懂边疆史地对国家主权的意义。

三、学术突破：贵州视野的全国性辐射

在周沆之前，贵州学者的研究多囿于乡土。郑珍、莫友芝虽名满天下，但其核心成就仍在黔地文献与经学；民国初年的贵州学者，也多聚焦本地民俗与教育。周沆却首次将贵州的“边地视角”推向全国性议题，以东北史地研究打破地域局限，成为贵州学术史上“走出去”的第一人。

他的突破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方法上的“在地性”。不同于中原学者依赖文献的研究模式，他将贵州学者擅长的“田野调查”带入东北，在松花江畔丈量河道，在长白山麓采集史料，这种“踏遍山河写历史”的方式，与他早年在黔北山区考察苗寨的经历一脉相承；其二，立场上的“平等性”。他不将东北视为“蛮荒之地”，而是与西南并列的“国家有机组成部分”，在《满洲编年纪要》中特意收录贵州响应武昌起义的史实，暗含“南北呼应，共铸民国”的深意，打破了传统史学中“中原中心论”的局限。

这种突破影响深远。1940年代，贵州学者张其昀研究中国地理，便借鉴了周沆“边疆互证”的思路；如今贵州高校的边疆史研究，仍能看到他“从地方看国家，从国家护地方”的学术遗产。

四、归途与回响：乡土学术的现代觉醒

晚年的周沆，仍与贵州血脉相连。1949年，他拒绝南下台湾，选择留在遵义，参与维持地方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1955年，当缅甸侵扰滇黔边境，他连夜整理早年在云南的考察笔记，上书国务院，为中缅边界谈判提供关键史料——这份对西南边疆的持续关注，恰是他对乡土最深沉的回馈。

周沆的意义，不仅在于留下两部史地著作，更在于他为贵州学术注入了“觉醒”的基因：贵州学者不必困于“边地”的标签，反而可因“边地”的身份，更敏锐地感知国家疆域的整体性；不必局限于乡土研究，反而能以乡土为起点，构建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从遵义到东北，从西南边疆到国家疆域，周沆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学术觉醒，从来都是扎根土地，却又望向远方。

如今，遵义老城的周沆故居虽已湮没在市井之中，但他的学术精神仍在黔北大地回响——那是一种从边地走向中心、从地方拥抱国家的觉醒，是贵州近代学术最珍贵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