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折•我的父亲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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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折

自古以来，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是许多哲人无可奈何的悲叹。爸爸正在工作称心如意，精神意气风发，前程顺风顺水的时候，却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这样一种始料不及的变故。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使一些同事嫉妒得不得了，但他的干舅哥是社里的领导，这些人虽然嫉妒也得不看僧面看佛面，奈何他不得。但是，人存心要整人，总是能找到机会的。至于整你的理由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顺便找出几条，再来个上纲上线，不怕整不倒你，甚至让你水漏完了还不知道锅是怎么破的。爸爸自恃才高，把一些南郭先生从来不放在眼里；工作能力强，势必任务完成得轻松，不像有些人整天趴在办公桌前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我们这支人可能是遗传的因素吧，都是快人快语，肚里藏不住话，对谁看法不好，总是当面锣对面鼓就明抬了出来，不像有的人笑里藏奸，脚底下使绊子，脸上仍然笑嘻嘻的。妈妈作为家属，没有文化，不懂政策，往往懵懵懂懂做些错事给人留下了把柄；加上爸爸自己年轻气盛也难免会做一些错事，这些平时看起来不上眼的小事，实际上人家都一笔一笔给他记着呢，只是三年等个闰腊月，看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打你个措手不及。

机会终于来了。1958年4月，丹凤县铁峪铺区财贸系统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该定的右派，都早已给带上了帽子，不够右派条件的也必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检查自己的问题。爸爸主动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这下子让一直想把他搞臭的人找到了下口的时机和下口的地方，一下子一拥而上，给组织写匿名信。有的没有的，捕风捉影，一桩桩，一件件，让你查无实据，却觉得事出有因，也好像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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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东拼西凑，搞出了爸爸的完整的材料，给他定下了七个罪名：一贯骄傲自大，目无组织，违反粮食政策，工作不负责任，打击报复党团员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与右派分子勾勾搭搭，分不开家……。

他们怀着阴暗的心理整人，也是以组织的名义，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着完备的程序。处理爸爸，就是由铁峪铺区上报县供销联社，再上报丹凤县人民委员会。这样的手续，让你找不到任何纰漏。1958年6月11日，丹凤县人民委员会以会民监字第229号文件做出了对爸爸的处理决定。文件指出，爸爸的错误“在群众中影响极坏，为了挽回这一损失，教育广大干部，经会议研究，提请县长批准，给予白治德开除处分。”

据爸爸1979年1月4日的申诉材料来看，文件中罗列的事情，或者是无限上纲，或者是有意捏造。

他从自己的角度，对事情做了比较完整的陈述。

第一，违反粮食政策或者说是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爸爸说，当时，他和妈妈以及抱养的三四岁女孩都在铁峪铺住家。国家按规定每月给他们供应93斤细粮作为口粮，根本吃不完，还可以补贴在老家居住的奶奶，完全没有必要触碰统购统销这根高压线去倒腾粮食。唯一的一次是1956年端午节前妈妈在集市上籴了二升酒小米让人捎回家让奶奶去做黄酒的。至于文件上说的“抢购黑市粮食7.6斗，除给亲属一部分外，其余自家吃了”，不要说这是无中生有，即使确有其事，只是赠送亲友和自己吃用，并没有倒买倒卖，也算不上违法。后来，爸爸对这个数字认真地了解了一番，原来是舅舅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在铁峪铺集市上买过一些粮食。市管员发现后追问，舅舅便拉大旗作虎皮，说是给供销社白会计买的。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爸爸那个气哟，简直无法言说。有什么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有管好亲属，结果给自己脖子下面支了砖。

第二，打击报复党团员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爸爸说，这指的是刘家富的事。实际上，当时桃花铺分销店营业员刘家富表现比较好，社理事会有意评选刘家富为先进工作者。在此之前，桃花铺刘乡长曾经向他通报过刘家富的问题。爸爸作为社理事会的成员，理应在会上汇报刘乡长的话，但他没有，而是附和了大家的意见，一致通过了决定，而且会后还是他亲手为刘家富整理的先进工作者单行材料。如果他当时在会上汇报了刘乡长的话或者在整理材料时做点手脚，也算得上是打击先进工作者，如果他真的来上这么一招，刘家富会不会被县社批准为先进工作者，还在两可之间。再说，爸爸是区社主管会计，理事会成员，刘家富平时巴结爸爸还来不及呢，他肯定不会坏爸爸的醋。他没有对不起爸爸，何来爸爸报复他之说。所以说，打击报复刘家富这件事简直就是无中生有。

第三，至于“和右派分子分不开家”，爸爸说，这是指的他和杨文中的交往。杨文中当时是县社财会股长，他是区社主管会计，杨文中在业务上是他的直接上级。为了请示汇报工作，信件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去县社面见也不算不对，而且所有信件都是以县社财会股和区社财会组的名义，从来没有在信件中谈过任何个人事情。不能说杨文中后来被划为右派，和他的一切工作交往都算和他本人勾勾搭搭，分不开家吧？

第四，文件中指责爸爸说“吴怀安会舔尻子”，爸爸认为这简直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挑拨离间，是想借县社领导吴怀安之手让他倒得更惨。实际上，吴怀安担任区社主管会计时，他是计划统计和记账员，和吴怀安同室办公，关系一直很好。1955年6月，吴怀安调任县社物价股长，他接任主管会计。双方在交接手续时，都有“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对方”的精神，没有任何刁难或争议。在爸爸接了手续的当天晚上，认为自己既缺乏理论基础，又没有实践经验，很担心干不好，便主动去吴怀安寝室，向他请教。吴怀安语重心长地勉励他：“谁都不是天生就会干什么的，只要坚持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工作，就没有干不好的”。一直到他被处理以前，每次去县社，都要去吴怀安处谈谈心，关系一直很好。他根本没有骂吴怀安的动机。

尽管如此，在当时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在上级缺乏细致深入调查研究的氛围中，个人的一切申辩都很容易地被淹没了。

爸爸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丢了工作，再次回家当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