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牌头政区历史沿革（一）

趙廣

　　春秋时期（公元前500年左右）牌头境域属越国，且为古越都城之地。处于牌头区域勾乘山是越国在绍兴建都城之前的“古都”所在地，有史料为证：宋《会稽志》载：“勾乘山，旧经云：勾践所都也。”《国语•越语》载：“句践之地，南至句无（即勾乘山），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姑蔑，广运百里。”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九乘山，在诸暨南五十里，旧经云勾践所都也，又名勾乘山，其山九层”。勾践封勾乘山东北侧山为越山（在牌头镇域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地图中对诸暨句无的绘描区域就是当今的牌头境域，在春秋时期这册地图上，浙江区域大片空白，有诸暨的“句无”、绍兴的“会稽”两个古地名，“句无”这个历史名字不仅限于勾乘山，还包括了勾乘山所在的区域，也就是当今的牌头境域。这也是牌头境域最早属越国治下的例证。

　　诸暨县五代以前的行政区划，志书无明确记载，根据一些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当时有乡、亭、里、坊等建制，牌头境域内具体的乡、亭、里不明。宋以后的行政区划，志书上有记载，但错漏较多，尤其对各代建制前后多有混淆，今参考史籍及新发现的资料整理如下：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置诸暨县。牌头境域属诸暨县。

秦汉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东汉建宁元年（168)，诸暨有五风里（建宁元年马氏买地券砖，藏诸暨博物馆），当今东和乡大林村一带，有五风岭。南朝宋元嘉三年（426）有孝义里（《南史·孝义上》)，当今陈蔡一带，，说明古时早就有亭、里之称，只是牌头境域内无具体的里、亭记录。

东汉兴平二年（195），孙策析诸暨县和太末县地置丰安县，属会稽郡，县治在今在浙江浦江县浦阳街道西部，诸暨牌头有部分区域划入丰安县。现牌头集镇所在地曾处于诸暨、丰安（后称浦江）县界边上，集镇西南边上一道山岗垄背称为“界牌陇”，县界就有“界牌”，现这道山岗垄背可能就是当时两县边界线，牌头之名可能也是由此而来。南宋哲学家吕祖谦的《入越录》中“五里兴乐，五里界牌陇，五里牌头市···”兴乐是今牌头镇新乐一村牌轩下自然村一带，现兴乐庙还在。兴乐庙与牌头之间是“界牌陇”。隋朝废丰安，县界重新划分，从历代志书和宋人笔记所载的“新界”以北就是牌头以南一部分地（相当于宋长浦、同山二乡）又重新划归诸暨。牌头境域曾有部分属丰安县。隋朝后现牌头境域均属诸暨。牌头政区一直为诸暨县所属，并与所在县随着朝代的更替变化而变化。

　　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

宋以后有关牌头政区地名在志书上开始有记载，其归属或地名，出现于宋代典籍之中。南宋乾道年间（1170年前），诗人陆游避祸过牌头，并赋诗以记。乾道五年（1169），楼钥的《北行日录》载：“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复止……行三十里义井夏店，过牌头十里……”记录了“牌头”“义井”等村名。《入越录》更是详细记载牌头区域内“兴乐、界牌陇、牌头市、斗子岩、寒热阪、砚石村”等地名。当年兴乐（今牌轩下一带）村庄已是“槿花夹道，室庐篱落皆整”，牌头已具集市。《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山水志一》记载：“蒲岱岭溪……又南流出兴乐桥，经兴乐庙，即宋之兴乐里，旧有兴乐驿，后废。”可见宋时境域内已有“兴乐里”“兴乐驿”等区划和公共设施。

宋代，承袭前代乡里制，城乡均以乡统里，成书于雍熙四年（987）的《太平寰宇记》载，诸暨有24乡，而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则说有25乡，但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仍为24乡，领122里（嘉泰《会稽志》)。宋时，今牌头境域分属长浦、超越、天稠、龙泉4乡。

元至元十三年（1276），城内改厢为隅，郊外设里，全县设181里。境域内的长浦乡、天稠乡所辖里未作改动，超越乡增龙析、上泉、义井3里。

元至元十六年（1279），改乡里制为乡都里（图)制。境域涉及四乡多个都。

长浦乡领都3：二十三都、正二十四都，附二十四都。领里2：兴乐、赤岸。

超越乡领都4：二十五都、二十六都、正二十七都、附二十七都。领里4：乾溪、同古、前山、塘头。

天稠乡领都4：二十八都、二十九都、正三十都、附三十都。领里4：鲤湖、坎头、砚石、高塘。

龙泉乡领都3：三十五都、三十六都、三十七都。领里4：板桥、黄泽、楼子、黄畈。金坑、寺坞属三十五都。

明因元制，“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明清时期区划变更不大。牌头境域仍跨长浦、超越、天稠、龙泉4乡。

　　从乡里改为都图的历史比较复杂，后人难以理清，其原因是宋代已有都的名称，都有时具有行政区的性质，有时又废止，到南宋后期职能具有行政化，从属于乡。元代的都，无论名称、位置均与宋代的相同，具有承袭关系，乡改都含义上并不确切，又有乡领都、都领图，所以具体区划不清楚。废乡留都，实是行政区划的简化。宋代以下为里，但又出现图的名称，它是由每里画一图而来，而辖区略与里等，因此后人说里即图，只是名称变换。废乡后，而乡的名称有时仍继续使用，如元至治三年（1323)，正一都里正呈诸暨州的文中称陶朱乡正一都，诸暨州的复文相同（见《国朝三修诸暨县志·金石志》元告除科派指挥碑文），属滞后现象。这些情况，志书均缺乏具体说明。

明承元制，全县84都、4隅。洪武十四年（1381）编赋役黄册时，规定各县编里（图）数，以后每10年修订一次，所以明代各时期编数多有不同。《浙江通志》载，诸暨县145里（图）。万历《绍兴府志》载为156图。《明史．食货志一》记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首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个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康熙《诸暨县志》记载：“隅十坊为一图，都十甲为一图。一甲之中，以十户为额，零者附之。每里编丁田最者一户为长，馀为甲首，坊如之。每一里应役一年，周一则复登其数，各剂量之为十，其籍复登之天府。若其征输，则又分各里为区，粮长二十八名，此前朝旧制，国朝因之”。故诸暨有或曾有头年、二年、九年、十年、和甲堂、一甲、二甲、五甲等村名，牌头境域内头年、九年两村至今尚存。

清代承袭明制，但都图数时有调整。雍正《赋役全书》载，康熙年间，诸暨县164图，雍正《浙江通志》载为152图，据《诸暨乡都录、乡杂字号都图合钞》，原84个都增设了五十九都，将三十二、六十二、六十三各都各划分为正附都，共增了4都，而为88都，领173图。把4隅增为7隅。雍正六年（1728）废除各图限定田额，立为十甲挨年轮流值役。实行顺庄法，挨户顺编，如一人有数庄数甲之田分立户数者，并为一户，共编556庄。有关乡领都、里及都领图的图数，康熙《诸暨县志》、康熙《诸暨县志》和《国朝三修诸暨县志》中记载的都有不一致之处。宣统元年（1909）为实行地方自治，县以下设乡。宣统二年废都、隅。宣统三年（1911）清朝终结。

　　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缓慢，官府的职能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征收田赋，审理民刑事案件，政事简单，民间纠纷一类琐事，由地方士绅调处，县以下乡都无专门办事机构。人们只知道是那一乡那一都人。县城的城隍庙内立着24乡的土地神牌位，各乡有土地庙和社庙，轮流值年主办迎社演戏，人们才体现到乡都的存在。

明清时，今牌头境域分属长浦、超越、天稠、龙泉4乡，境域内聚落村庄主要分布于长浦乡的廿三都，超越乡的廿五都、廿六都、廿七都，天稠乡的廿八都、廿九都，龙泉乡三十五都。聚落村庄所属及村名地名，古今变化很大，如白峰岭原属超越乡廿六都一图后划归义乌。村名地名因同音异字，字数增减，另取新名改变更多，如坑西村原叫溪西村，寺下张村原称石鼓头村。有的自然村落消失湮灭，只留一个地名而已，余皆荡然无存。根据文史专家杨士安先生收藏之清代抄本著录（原件祖本为诸暨之鱼鳞总册）和《诸暨土地志》《诸暨民政志》中收录的《诸暨明清乡都字号》，牌头境域内乡都图设置情况以表图示如下：

（首列乡名，乡名以下为都名及都所属各地块字号，字号按照《千字文》的字作为地块字号，依序分别冠标全县所有地块，如几都某字几号几亩几分。各地块字号之后为图号及该图所辖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