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业‖故乡玫瑰营（下）

振业君

作者：韩振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天主教逐渐断绝了与罗马教廷和外国传教团体的宗教事务以及经济联系，进行了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为宗旨的改革。自此，天主教成为中国宗教徒自办的教会，各级都成立了爱国宗教组织——天主教爱国会。这个改革进程，自然也受到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冲击。

1958年大跃进时期，磨子山圣母堂被拆毁，圣堂的石料被拆去修了水库和大井。磨子山的朝圣活动，也就此停办。在“四清”运动中，开始掲发教会“罪行”，批斗神父修女和查抄教堂财产。

文 革开始后，在“破四旧”狂潮中，玫瑰营地区的造反派和玫中的红卫兵组织，以“横扫牛鬼蛇神”，反对“封建迷信”为名，大搞“打砸抢烧”活动。天主教堂自然也在劫难逃。教堂遭到了破坏性的拆毁和改造，改建成了长条形的小型电影院。上中学时，我曾亲眼看到教堂里积存多年的宗教典藏，都是些普通人看不懂的洋文书籍和精美册子，用小车推到收购站，当成废纸卖掉。据亲历者说，当时还清理出不少比利时等国的货币，也被那些无知学生投入火堆，成了烤火取暖的材料。我们村里的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分批步行到玫瑰营，去观看天主教的“罪行展览”。

记得当时大街上和教堂墙上刷满了标语，其中的两条至今记得很清晰：“梵蒂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上小学的我，第一次看到“梵蒂冈”这几个字时，感到好奇，心想这是个谁啊？在拼接起来长长的条桌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展品，都是教堂和神职人员使用的物品，那些钟表、餐具和摆件等等，都是洋货，琳琅满目，造型别致，让我们这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村野小儿，着实开了眼界。在展品中，还有一些生锈的枪炮刀剑。解说员告诉我们，这是教会的一部分武器，用于抵御和镇压义和团。

玫中教工楼是原来的修道院北楼

在“四清”和“文 革”运动中，神父修女都被视为“坏分子”和“牛鬼蛇神”，遭到了批斗和羞辱，有的还被强制遣送回了江浙等外地老家，有的则被迫结婚成家。当年上小学的我们，曾多次见到戴眼镜的神父，被引领到教室前面的露天场地，念着稿子，讲教堂的黑暗，讲教会的种种丑闻。有的内容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神父与修女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关系。如果生下了孩子，就都扔到了厕所里，等等。当时，玫瑰营有一位张姓农妇，是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在群众大会上，常见她声泪俱下，控诉当年的教会如何迫害和虐待她，一时间成了我们那一带的大名人。私下里，有的人说她脑子有点不正常。

樊恒安主教，是梵蒂冈教宗第二批祝圣的中国大陆三个本籍主教之一。他1882年10月出生，河北崇礼人，1910年9月24日晋升为神父，曾任集宁代牧区主教。樊也是玫瑰营主座教堂的第二任本国籍主教。樊在主教任上，扩建了玫瑰营主教府，新建了修女院。玫瑰营主教府的建筑在他任内，更趋完善。他虽去世多年，那时也一下子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坏人，受到批判和声讨不说，还被造反派掘墓抛尸。祝圣主教时教宗授予樊恒安的权戒，也是教友向主教敬礼时亲吻的圣物，据说被公社的一个电工据为己有。

经过历次运动的冲击，玫瑰营天主教堂的房产，也被各单位分割征用。修道院变成了中学校舍，主教区成了公社机关办公场所，修女院改造成了公社医院和供销社仓库，育婴堂等附属建筑改成了国营粮库。这种状况，直到本人1978年初考住大学，离开玫瑰营时，还没有丝毫改变。

记得高一年级时，宿舍紧张，我班男生住进了教工楼即原修道院北楼二层。楼下一层全是老师的办公室。一天上午，一男生发烧没去上课，想小便又懒得动弹，瞅瞅周围无人，随地小便的村里人恶习复活，就照着木地板的缝隙尿将下去。一楼正在上班的一位女老师，忽然感觉有水从头上淋了下来，而且骚臭难闻。上楼一查，真相原来如此……

文 革结束后，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玫瑰营也开始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记得我在东风（玫瑰营）供销社工作时的1977年，在这里还搞过一次高规格的宗教工作调查研究。当时听说，是乌兰夫部长派出的中央统战部调研组来了。乌兰夫于1977年6月复出，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玫瑰营的人们当时就纷纷揣测，看来天主教活动又要恢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级都开始“拨乱反正”，在恢复和落实宗教政策上面，力度明显加大。平反了宗教界大量的冤假错案，恢复和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一些过去受到处理的宗教界人士，也得到平反昭雪。尚在世的知名人士，作为宗教界的代表，进入各级政协班子。玫瑰营教堂也重归教会所有，在玫瑰营中学教英语的艾世钧神父当选为玫瑰营教堂主教，这里的天主教会，改称内蒙古集宁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简称爱委会，艾世钧任副主任。

至此，玫瑰营教堂又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重新恢复了集宁地区天主教的中心地位。目前，这里的教友主要集中在以玫瑰营镇为中心的50多个自然村及周边旗县。据2015年统计，察右前旗境内有6座天主教堂，9个弥撒点。加上周边旗县，神职人员20多名，其中主教一名，神父14名，修女10名，信教群众4万多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本人在乌盟党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曾有幸两次返回玫瑰营。第一次是在1985年秋，与部里的几个年轻人，随大卡车到那里拉运土豆萝卜。那个时候，一到深秋时节，单位都要统一为大伙搞冬储，包括土豆萝卜大白菜和块煤等。晚上，在乡政府驻地，即原来玫瑰营主教区的铁皮洋房里，大家都睡一张大通铺。那时年轻，精力旺盛，扑克牌一直玩到了后半夜。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同事何逸民兄，顺着做晨祷的声音，来到了后边的教堂（原公社电影院）。从西门进去，只见教堂里望弥撒的教友已经很多，男女老少影影绰绰，齐聚一堂，气氛庄严肃穆，还可以听到优美的弥撒音乐，以及唱诗班的赞美诗歌。在教堂的内墙上，挂着宗教圣像，东面的台子上灯光灿烂，一位衣着特别的神职人员，正在主持弥撒活动……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教堂内的活动，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

第二次到玫瑰营，则是在1987年的春天。由于年底要召开党的十三大，需要下级组织配合，做一些专题调查研究。根据中组部的要求，我与同事左宏升结伴，去了一趟玫瑰营，专题调研宗教工作的现状与问题。住了一些时日，搞了一些走访，查阅了一些资料。按要求时限，形成了调查材料，顺利上报交差。正是这次调研活动，使我对玫瑰营天主教的历史与演变轨迹等等，产生了兴趣，并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根据网络、史志等方面的权威资料进一步补充和修改，形成了本文。其中谬误，敬请指正。

韩振业，内蒙古集宁人，现居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