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江隆基（续）‍秦峰尽（95-2）

法律与人生

【随笔】 我的岳父江隆基——人道主义情怀（续） 　　　　　陆廷仁撰 2兰大有一位分管后勤工作的同志曾回忆，我岳父到兰大后的第三天，就叫该同志陪他去学生食堂看看。当时的学生食堂，实际就是一个简陋的工棚，棚顶多处有裂痕，抬头可望见外面的天空。虽然放寒假了，但很多学生因没有路费回家，仍然留在学校，吃食堂。时值寒冬，岳父看到学生们搓着手、跺着脚，排队打饭，又看到食堂内外堆着很多垃圾，很不卫生。随后，他又去厨房转了一圈。然后找来校总务处的领导，专门了解学生食堂的情况，并做出指示。数天后工棚顶部都铺上了牛毛毡，食堂里架起了取暖炉，炉子是用废汽油桶做的，点着煤砖。食堂内卫生状况也改善了，每天有清洁工清扫。学生们能够吃上热饭热菜了。 岳父对青年教师的成长十分关心。当年的青年教师高天星曾回忆１９６２年国庆节前夕，江校长请３０多位单身青年教师会餐。饭前，伙食科长介绍“今天是江校长私人请大家吃一顿便饭，每桌加四个菜。”江校长讲了几句话：“希望你们热爱专业，努力进修，有目的地读书，学要学得深，学要学得透。你们还要关心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提建议，可随时找我谈谈。”说完，他因工作繁忙未能与教师们一起进餐。大家很激动，认为校长请大家吃饭，话虽简短，但语重心长，使青年教师顿时感到全身有一股暖流涌动。 １９６４年，《人民日报》发起对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兰大中文系１９６８届学生韩宏恩发表了不同意见，被刊登在省报《甘肃日报》上，成为全国上千篇文章中唯一持相反观点的文章。一些人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欲将其“开除”出兰大，上报校党委待批准。我岳父在报告中批示：韩宏恩属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反动学生了，不能开除学籍。”还说“学生就是不成熟，成熟了就不是学生了，对韩宏恩的批判到此为止。”正是岳父主持公道，才使韩宏恩平安读完大学。毕业后，该同学成为某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成了一位高产且有个性的文艺评论家。当老同学再次见面时，大家总是说，如果当年没有校长顶风，韩宏恩将难以立身，哪能谈得上成为“什么家”呢？岳父经常讲，“我们对人对事，不能只是锦上添花，更重要地是雪中送炭”，折射出他高尚的人品。 早在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扣留张学良，西安顿时陷入混乱，许多亲近杨虎城的人士成为“可疑分子”，纷纷离开西安。当时有一位德国友人安娜利泽（中文名：王安娜，系王炳南夫人）因生孩子，无法脱身，丈夫王炳南又远在外地，是我的岳父帮助了她。后来，安娜利泽在写回忆录中特别写道：“危险日益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切朋友抛弃。原先很亲密的朋友也疏远了我，即使向他们提出请求，也没有人应允。只有一个人，这就是柏林时代的好朋友、教育家江隆基，毫无避讳来探访我，要帮我一把。” １９５８年２月，汤用彤先生的儿媳乐黛云（时任北大中国文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被错误追加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她刚生下婴儿，只好向公公求助。汤老一生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无奈之下，他违心地找我岳父帮助。彼时，岳父因“反右不力”已从党委第一书记降格为第二书记，然而他不顾流言蜚语，毅然批准给乐黛云８个月哺乳期。每当乐黛云教授回忆起这些往事都充满了感恩之情。 北大生物系１９５４级届学生季本仁是一位成绩优秀的尖子生，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奇台县劳动改造，没有工资收入，只能靠挣工分吃饭。１９６２年摘帽后，仍无工资收入。万般无奈，他到兰州大学找到我岳父，陈述自己的困境。岳父说“这不应该啊！我会帮你解决。”还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在逆境中不要消沉，说：“我在做地下党工作时曾两次进监狱，现在我不是很好吗？” 季本仁回到新疆后，听说江校长直接给新疆人事厅写信反映此事，人事厅经调查核实，恢复了季本仁的工资。后来，他成家立业，专心研究哈密瓜育种，先后培育三个新品种，被当地人称为“季本仁瓜”。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季本仁从未忘记老校长在他陷入绝境时给与的搭救和鼓励。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当年北大的一批“右派”学生，经过反右运动前、后期的比较，又经过多年“苦难”的磨砺，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他们感受到我岳父的宽容、爱护、抗争，以及他的仁爱之心，与他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感情。 3多年来，岳父始终严于律己，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允许用公车办私事，家人更是不能占公家的一点便宜。岳父刚到北大时，全家住在燕南园５７号院（原是司徒雷登居住过的房子），当他看到家住５4-甲号的冯友兰先生住房比较拥挤，不利于做学问时，主动提出自己搬出５７号院，请冯先生居住，又让严仁赓先生搬入冯先生居住的５4-甲号，自己则搬到条件比较简陋，没有暖气的５０号居住。后来听说这件事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得到周总理的赞许。 在兰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饥馑岁月中，甘肃是重灾区。师生们长期吃“瓜菜代”（由树皮、树叶和少量面粉、杂粮混杂在一起的食物），很多人因营养不良出现浮肿、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岳父采取许多措施加强食堂管理，特别开设了病号灶、清真灶，反复强调，一定要让师生们吃到热饭热汤，不能克扣学生的口粮，要吃够定量。同时允许有条件愿意回家做饭的教职工家属回家自己做饭吃。他坚持吃学校食堂，和大家一样在食堂排队打饭，不搞特殊化。上级按政策分配给他的一些黄豆、食油等食品也都全部送给幼儿园和病号灶，拿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多缴纳党费，或捐给有需要的人。岳父严于律己，却宽厚待人。有一次，他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开会，深夜１１点散会后，司机已把车开回家了。总务处领导要处分这个司机，岳父坚决不同意，说“不能因为我没坐上车就处分司机，应教育他今后接送任何人都要遵守时间。”诸如这类情况大家都耳闻目睹，更增添了对他的尊重和敬佩。 他刚正不阿，胸怀坦荡，表里如一。对上级，他敢于直言，不见风行事，始终把对工作负责放在第一位。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从不图虚名。他尊师重教，爱学生如子，不论多忙坚持每周听课，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某些不正常的环境下，他为呵护教师和学生不受或少受伤害，宁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人的尊严，不惜付出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他却赢得了人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人心，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发自内心的拥戴和信赖。 记得我在兰州时，有幸接触过撰写《江隆基传》的作者苗高生老师，他多次对我说：“我访问过很多人，给我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在怀念这位老首长、老校长。受访者中有他当年的同事、也有他的下属，有年长的教授，也有中青年教师及他的学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都在怀念他，以非常钦佩和尊敬的心情怀念他。他们没有更多的溢美之词，而是实实在在，通过亲身经历的事例表达对老校长的怀念。”“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北大或在兰大工作、生活过的教师、干部、就读的学生，无不怀念他。他的音容笑貌及他在北大、兰大的建树，虽已时隔６０年，仍深深留在人们心中。”亦有人说“江隆基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是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形象代言人。” 曾受他培养，后成为国家民政部长的崔乃夫评价我的岳父时，不无感慨地说“从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到人品，这三者比较起来，人品他最好。教育思想，这是可比的；政治成熟度，也是可以比的；但人品，我认为他是绝对的好，是一流的。”对这些评价，岳父是当之无愧的。 世上公道自在人心。位高权重，虽可得到表面的热烈掌声，未必能得到人们内心深处的尊重；金钱至上，虽可购买豪车豪宅，却买不到知识、品德、人格。人心可贵，人心难得。心是要用心来换的。只有你把一颗滚烫的心捧出，奉送给人民，人民才会把真心交给你。公道可贵，公道难得。公道不在庙堂、不在草野，不在史书，而在人心。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江隆基是我的岳父。我是受他影响最大、受惠得益最多的人之一。早先我对这一点感受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生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愈加分明，愈加深刻。牢记岳父的教诲，以他的人品为典范走完人生旅程，是我最终的心愿！祈愿岳父忧国忧民之心在九泉之下得以安宁！ （版权所有请勿侵权） 陆廷仁写于２０２５年６月，原标题为人品重如山，人心比金贵——江隆基诞辰１２０周年感言。本次发表略作改动。 作者陆廷仁（江隆基长女江亦曼之夫），骨科康复医学专家，曾任北京积水潭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